共产党政权中谁是当家的，不像民主国家那么明确。想当年，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时，美国以十二响礼炮加总统夫妇迎接，明显是待以国家元首礼的， 但国内人还是一脸懵逼，继续把华主席当领袖。向越南阵地冲锋的战士是对华国锋像宣誓的，每家每户都贴华主席像，直到三年以后才明白过来。别说国内愚民如此，美国情报机构一直以为胡志明是越共的绝对领导人，直到和中国关系恢复后才从中国人那儿知道，早在60年代初，黎笋就是决策人而胡伯伯只是个名誉主席了，知道这个消息时胡志明已经去世多年了。
另外，共产党国家的决策程序也千奇百怪。有的是一人独裁，如毛泽东和斯大林，毛还有中央文件指定其为”下最后决心者“。有的是投票制，少数服从多数。有的是寡头博弈制。虽然名义上都宣称是民主集中制，但具体程序如何，则是国家最高机密，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经常搞错。
中共的毛后决策程序更是经常变换，按现有消息分析，大致经历这么几个阶段：1978-1992，邓小平-陈云共和，邓权重稍高；1992-1995， 邓小平独裁；1995-2002，江泽民集体领导制；2002-2012，胡锦涛集体领导，江泽民幕后操纵；2012至今，习近平独裁。在邓时代，基本权力机制是寡头博弈，邓的权力受到以陈云为首的元老的制衡，胡耀邦赵紫阳只是行政执行人，听命于元老的决策。而江时代及胡时代，基本机制是投票制，特别到了胡的后期，政治局就像董事会，而江泽民更是个太上皇，中共的决策效率低下，连元老们都觉得有危机了。
亚里士多德曾评价过当时（古希腊时代）既存的几种决策机制，认为独裁最好，寡头其次，民主最差。他说的民主，是指决策时的民主，打仗时怎么打大家投票。亚里士多德的评语，至今仍被证明是真理。现代的民主制，民主只在选择领导人和保证领导更替中起作用，权力的制衡是用法制来保证的，而决策和执行则是独裁制的。而且，即使是民主选举，也只限于政治领导人，公司领导不是选出来的，军队也不是。当政治领导人通过选举当选后，内阁部长都由他选择任命，任人唯亲不是问题，肯尼迪任命弟弟当部长，川普让女儿女婿进白宫，反正总统认为谁好用就用谁。决策时，也没有投票一说，即使内阁成员全部同意某一决定，总统可以一票否决，所谓的”下最后决心者“。可以说，独裁决策制，是人类通过血和火的考验后得出的结论，在瞬间万变的战场上，在机会稍纵即逝的危机中，只有把权力和责任都加在一个大脑上，才是最有效的。在决策中，坏决定也比没有决定要好。而怎么选择一个聪明，坚定，领导力强大的领袖，就是组织和制度成败的试金石。
当习近平上任时，全党已经形成共识，必须从难以为继的集体领导制转变为党魁独裁制，否则党国命运堪忧。习的迅速专权，并不完全是他反腐的结果，也有元老的主动放权，和党组织的主动推动。
习的第一任期还是干得不错的，反腐成绩斐然，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国内国外也还算风平浪静。但从19大起的第二任期，他玩得明显出圈了，社会上充满了怪异的文革式的复古风，不知是有人故意的高级黑还是习的主动指示。到了去年夏天，风向突变，那些肉麻的个人崇拜语录消失了，习的画像被大规模撤除，那些过分的宣传如”厉害了我的国“被停播。坊间流传习即将下台的流言，有个自称接触到中共高层的日本记者加藤在报上说，习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查，有人拍桌子骂他。
但习不久好像复水了，霸屏率又大增，特别是在去年12月和川普的阿根廷峰会上，作出了非常”丧权辱国“的谈话，这却反而证明了他权力的强大。对于领导来说，出席庆功会是谁都会做的，但要作出投降的决定，则是很难的。慈禧一生下令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却依然把握权力直到死，其对权力控制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集体领导中，每个人的责任性不强，通常避免承担坏事的责任，碰到屈辱的决定，投票结果通常是否决。而个人负责时，当他对权力的控制有把握，像慈禧那样，他就会权衡利弊，作出更实在，更有利于国家或统治集团的决定。因此，从阿根廷会议的情况判断，当时习仍是中共的独裁者，下最后决心者的可能性很大。
但最近习的突然食言，对已经全权代表刘鹤谈下来的协议草案作大幅度修改。在遭遇川普的迅速反击后，中国有两天没有反应，然后就宣布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随后就是钟声九评，火力大开，抗美援朝的老电影都拉出来了。这说明了什么?
我的理解，从去年夏天至今的故事，可能是这样的：中共原有的元老参政惯例，自习上台后，可能是元老为中共前途着想，主动取消了。但习19大后的个人崇拜行径，激起了元老们的普遍不满，这一”铁帽子王“机制又被激活了，习近平在去年夏天受到严重打击。但鉴于他掌握着军队和秘密警察机构（中纪委），具有反腐积累起来的威望更兼习家军的势力强大，这次只是挫败，并没有改变习作为下最后决心者的权力机制，当然，习的行径有了很大收敛。
习在阿根廷所作的让步，一种可能是他经咨询刘鹤等智囊成员，认为平息贸易战最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党，习个人的利益，而作出的决定；另一种可能是作为一种缓兵之计，就像朱镕基在入世时那样，先签下来，以后的事以后办。但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死死咬住执行，还要求将条文以中国立法形式固定下来，这改变了中共的政治力学。
一种可能，是习本人害怕会承担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党的历史罪人的责任，退缩了。另一种可能是，党内，包括元老团，向习施加了压力，或者两种因素都有。结果是，习退回到集体领导机制，由政治局集体投票决定如何因应。这种战降问题，拿来集体表决，就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想也不用想结果会是什么。
因此，很有可能，中共现在又回到了江胡时代那样的集体领导机制。习应该有点灰头土脑，相比他刚上台时那种事必躬亲，志在必得的中国梦雄心大志，现在变成了明哲保身的混子了。但也可能他如释重负，今后他只在是执行党的决定，成败都有托词。
对于川普，如果他的目的是想谈成的，这样极限施压也没用，服软那不成戈尔巴乔夫了吗？如果川普的目的是想把中国激怒，撒出凶手，最后达到把美国人民激怒的状态，就像美国当年把日本逼到轰炸珍珠港那样的情况，从而顺利实现中美脱钩的愿景，则可能性增大了。因为集体决定，容易就迎合公众情绪的决定达到共识。
如果事实确如我述，对中国是很不幸的。中国人民既没有得到选择领导人的民主权力，也失去了高效决策的一人责任制，却得到了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最差的民主决策制，这是种多么不幸的组合！
但愿我是多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