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诞生于苏联解体之后，至今二十余年，已广为人知。目前更是被一些人加以利用，甚嚣尘上。我这样平民，没有兴致读他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是梗概也略知一二。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虽然有科学道理，但是也会引起种族主义者灭绝其他民族。道理很简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人类是特殊的，恶者可能据此理论，先发制人，消灭异族。这种直接了当的对事情的最糟可能的阐释，也难得见著书端，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本性是回避自己的恶，直到罪恶已经发生，方才痛彻心扉，希特勒纳粹便是例子。
同样，文明冲突论也可能被恶人利用。一方面，他们不自信，惧怕异族新文明取代自己的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以其他国家不文明为借口进行军事干预。就人类历史来说，国家与民族冲突，本质上并非文明冲突，通常只是军事冲突，争土地争资源。未来也还是这样。强国仍然以古罗马帝国为范本，建立庞大的势力范围，征服尽可能多的国家为附庸国。
可以想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于正常的国际社会和正常的国家相互关系的阐述。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被希特勒墨索里尼之类政客所把持，由此引起的冲突算文明冲突吗？
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可以被好人利用也可以被坏人利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审视了新兴国家可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亨廷顿在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经济发达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比较稳定，而发生政治动荡的大都是经济上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都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进而导致了社会紊乱。而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所谓强大的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可以看出，亨廷顿看法非常正确。可是，独裁者为了“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可能逐本求末，采取高压维稳手段压迫人民，使人民失去进取精神和寻求社会公正的动力，让整个国家陷入苏联末期的僵化停滞，这样一个国家还剩多少文明可言？
对于非西方文明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会引起不快。印度人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在1999年指出，西方世界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不过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数百年间的事。主张西方“数千年来致力于民主”，将其与世界其它部分对立，是个严重错误。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这是“可憎的种族主义的体现”，是当今世界里针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希特勒式科学”。美国的左派思想家乔姆斯基认为此论调不过是美国官方为其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正名的新官方宣传，因为冷战后“苏联威胁”已不再是一个可用的借口。
至于中国，亨廷顿显眼地将儒家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声言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中国人认为这是亨廷顿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文明的别有用意，其观点的症结在于西方文明和植根于其上的民族和国家仍以一种“征服”和“敌视”哲学在评判其他文明及其发展。
所以，总的来说，文明冲突论导致文明成为一种进攻性武器。在目前西方文明主导下其他文明多少会感受到威胁。而中国，有可能毫无意义地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多么文明，而不是尽力创造新文明。事实上，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是最大的失败者。现在怎么可能是挑战者呢？况且，中国已经砸烂孔家店，又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没有文明之实。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发表演讲说道：“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这样一个会议，实际就是文明冲突论的产物。习近平也没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本质上，中国共产党排斥了西方非马克思的所有文明思想，拥抱了商鞅法律，使得中国失去“文明发展条件”，让中国文明黯淡凋落。
5/15/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