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1942年—1970年），1942年生于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1954年，考入北京市25中学。
1957年，曾在水利部任工程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员、全国妇代会代表，也因“右派”辩护，成为“右派分子。”
1960年、1962年，遇罗克两度参加高考，均因“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而未被录取。 1961年春节，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去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其间创作许多文艺作品。除几篇作品得以发表外，大部分作品都以作者“出身有问题”被退稿。后来，这些作品成为他“反革命罪状”的一部分。
1964年，遇罗克回到城里，先做了两年临时工，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一文，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后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捕前几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坚持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被捕后，受到八十多次“预审”，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1976年4月，在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中，人民群众沉痛悼念遇罗克并要求为其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人生是为正义而战
从“文化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常常谈论，目前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如实地全面地描绘了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遍及全大陆的大规模暴行。
正是红卫兵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这充满荆棘、坎坷、血泪而又艰辛的旅程。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着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化与道德的熏陶，只知人间有爱与诚实，不知恨与狡诈为何物。长到十八岁的我，一心想当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做个像父亲那样终日著书立说、搞科学研究的人。
谁又能料到，就在我十八岁那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学校里平时亲如姊妹的同学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出身最坏的，即家庭有问题的都是斗争对象。我因为对运动表现出抵触情绪，声明自己“沉默得像一条鱼”而遭到红五类（即出身于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的人）及其追随者的批判。
八月五日，我目睹了我所在的学校——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校领导揪出来，用棍棒打她们（四女一男，故用她们二字），罚她们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那凄厉的叫声至今不绝于耳。卞仲耘校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经不起折磨当晚死去。第二天，红卫兵头目高三党员学生刘进在大喇叭里喊“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说了一切后果就由谁负责！”
我的母亲在女十三中当语文教员，在劫难逃，头发被剃，挨过铁链子、枪托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逃也没地方逃。剃了头，公共汽车都不让上，只好每天送她走着上班，怕路上有人看见她剃头而欺负她，到了班上还得挨红卫兵的皮鞭，我天天护送妈妈去学校挨打，晚上再去把遍体鳞伤的妈妈接回来。我总害怕，早上送走妈妈，晚上能不能见她活着回来。
母亲唯一的过错是她出身“地主”。
我那年老体衰善良的外婆，被逼迫给自己缝个黑牌子挂在胸前，又被赶回安徽舒城老家，在烈日曝晒下死去。
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读的“苛政猛子虎”，当时我不懂，问董老师，“这些人为什么宁愿让老虎吃而不揭竿而起？”老师说，“那时的人们没这样的觉悟”。
我生活在二十世纪科学发达的今天，就有这祥的觉悟。
我纠集了几个儿时的伙伴和同班的好友，都是女孩子，搞到一台自制油印机，办了个油印小报与红卫兵斗争，散发给各个中学与红卫兵对立面的学生组织。就这样，我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认识了遇罗文。
遇罗文个子很高，穿件蓝色的短棉外套，戴着绒棉帽，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看过《出身论》这篇文章吗？”“没有。”
我回答说。他随手从衣兜掏出一份厚厚的文章递给我，“你拿去看看吧，不过还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出身论》，感到痛快淋漓。文章笔锋犀利，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血统论的罪恶，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主张人人平等，文章最后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斗争。读后真让人佩服作者的胆识。
我还文章给遇罗文时，向他打听作者是谁，他含含糊糊没告诉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地区发生了第一起杀人事件，首都中学生派十名能干的人组成了个调查团，其中有我一个。遇罗文听说我要去新疆，给了我一些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上面赫然印着《出身论》这篇文章，署名是：北京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遇罗文已与四中高二年级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办起了铅印报纸，创刊号登的就是《出身论》，卖报时被群众抢购一空，又印了三万份。
我带着《中学文革报》随调查团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
从新疆回到北京，回家后放下旅行包就去找遇罗文，送给他两盒新疆特产葡萄干。他精神焕发，朝气勃勃，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今晚在西城一所空房子里有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他问我：“你去不去？”我找他，本想对他谈谈在新疆的见闻，见他的注意力全在《出身论》上，我不好扫他的兴，便说：“好吧，我去。”他马上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黄色的入场券，上面印有地址，入场券是油印机印的。
辩论会在一所红漆大门里召开，被扫地出门的房主已经不知去向。我去时，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我只好站在走廊上隔着玻璃窗向里观望，两派辩士各占一方，东面是身穿杂色衣服的平民老百姓子弟，双方都神态严峻、紧张，不时为自己推选出的辩士鼓掌。一个身穿黑色制服棉袄，戴着花边眼镜的少年沉稳地翻着面前的一大堆马列著作，引经据典地驳斥对手，我正好与他面对面，他的神情与周围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似乎不关心与真理无关的一切。”——我不由自主在想。忽听旁边有人赞叹：“这发言的人是谁？真了不起。”我扭头一看，竟是遇罗文。
罗文在他哥罗克面前好像换了个人，矜持地冲我点点头。我已知道遇罗克就是《出身论》的作者。他个子不高，瘦弱，背微微有点驼，长圆的脸上戴着副白框眼镜，手插在风雪衣外套兜里，那件蓝绿色的风雪衣罗文有时也穿，无论颜色与样式都很美观。遇罗文对他介绍说：“四中‘红旗’派的，作为‘红旗’派的代表进了报纸的编辑部。”遇罗克说：“才初三，真不简单。”这个被遇罗克称赞过的人后来成了我丈夫。
遇罗克在临散会前走了，我一直听到完。散会时，人群像潮水般往外涌，遇罗文不失时机地蹬上椅子，大声宣布，“今天，大家都看到，‘血统论’被‘出身论’驳得体无完肤。”一个穿黄军装的红卫兵也不示弱，说：“这位编辑阿Q精神真强。”
我等着遇罗文，他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俩并排走在胡同里，我对他谈起石河子，被“八野”匪徒用枪杀死的无辜群众也分三、六、九等，出身不好的尸体乱扔着，出身好的享有花圈。我还听一个姓包的女孩子讲述南疆建设兵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歧视的情况，她是上海一九六四年支边青年，家庭出身小业主，受尽了气，表现再好，也不让她入党。她一边诉说一边哭，我亦无言安慰她，只好抽出一份《出身论》送她看看。这一切，使我感到出身是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从新疆回来，我深感人为挑起的群众斗群众是多么不必要，而人人平等，不以人的出身盖棺定论是多么必要。
“我想加入《中学文革报》。”我向遇罗文提出。“好吧。”遇罗文深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再跟牟志京说说。”
第一次见到牟志京是在遇罗文家。他留着分头，怀里搂着个大书包，翻着眼睛专注地听遇罗文讲话。他们在商量去长城游玩。遇伯母在一旁做饭，笑呵呵地说：“洛诵，你也去吧。”我没有心思游山逛水，遇罗克见我执意不去，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扭过头不理睬我。
罗文也很爱玩，认识没多久就对我说：“有空时咱们去樱桃沟花园，那儿可有意思了，到处都是樱桃树。”
我们终于去玩了一次。《中学文革报》全体成员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遇罗文也去了。遇伯母蒸了些果酱花卷让我们带着。我们一大群人拥簇在遇罗克的身边，气象专科学校的王亚琴、李金环恭敬地向他请教问题，遇罗克耐心地给她们做着解答，我觉得遇罗克像个青年领袖。牟志京喜欢照相，他为大家拍照。我和遇罗文一起到西便门印刷厂取报，又一起到王府井卖报。
遇罗文能把平板三轮车蹬得飞快，把报纸分送给各个卖报点。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热烈场面我从此再没见过：人们排成长龙般的队伍，举着钱，前胸贴后胸，买到的人如获至宝，没买到的人遗憾万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价从人手中转买。人们买报那殷切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在寻找真理之声。对于大规模的混乱人们是多么厌倦，对于压在人头顶上的等级制是多么憎恨。
牟志京从来不卖报纸，他认为这不是总编辑份内的事。
我参加进去时，报纸已经出刊到第四期了。我们每天到自来水公司的一间空房子里碰头。有一天，牟志京和遇罗文争论起来。牟志京说：“为什么总登‘小组’的文章？”罗文说：”你有什么好文章吗？你拿不出好文章，就登‘小组’的。人们都爱看小组的文章。”“小组”的全名是“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的笔名。
纸张被控制起来了，要弄到纸必须有清华大学第三“司令部”蒯大富的批条。我和闫世钧上清华大学找到蒯大富。天气已经不太冷了，蒯大富还穿着棉大衣，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方脸，戴副深色镶边的眼镜。我说明来意，希望他能批些纸。蒯大富不以为然地说：“《出身论》是很错误的，错误的，不能给纸。”我说：“咱们辩论辩论吧。”蒯大富显然不愿和我浪费时间，站起身来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不屑一辩，不屑一辩。”周围的人看我们俩在院子里赛跑不禁哈哈大笑。
回到遇家，我对罗克哥哥讲了这件事。他高兴地说：“你可真行，追得他满院子跑。”我说：“这算什么，我是为纸。”罗克哥说：“我给他写封信，约他到王府井辩论，如果他来了，把个蒯大富驳得哑口无言，不亦乐乎，你看怎么样？”我说：“他恐怕不会来吧。”罗克哥还是把信发出去了，蒯大富呢，当然没敢来。
罗克哥哥给许多中央首长都寄去了文章，希望获得支持。《中学文革报》总编辑牟志京也存在着这个幻想。有位同学到牟志京家，说：“快走，快走，中央首长正在人大会堂见群众。”牟志京急忙拿了几份《中学文革报》赶到人大会堂，牟志京解下球鞋带，把报纸捆好，请前排的群众传交给中央首长，眼珠不错地追随着报纸，直到首长身边的警卫员接了才松口气。
事情却恰恰相反，当时身居要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中学文革报》在艰难的逆境中作战，联动分子砸，四三派抢，谁都可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转移到天津去印时，戚本禹发话停刊，我被派往天津，通知印刷厂停印，《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风雨飘摇中的一个乐观的家庭
遇罗文的家住在东四明星电影院旁的一条死胡同里，是座不大的四合院，本是遇家的私产，“文革”前就早早地交了公。他家住北房一大间一小间，遇罗克则住在最东面门冲西开的放煤间改成的小条型屋里，屋里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
我认识遇罗文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他家已遭红卫兵几次洗劫、抄家，遇罗文的姐姐遇罗锦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送到良乡劳教三年，罪名是书写反动日记。他家处处能感到被专政的窒息，却没有丝毫的不振作。
遇罗文希望我能够用自行车带人，他让我拿他练，我怕摔着他，他说：“保证摔不着。”我除了敢带他还是谁也不敢带。
他让我练习蹬三轮板车，我觉得有失体统，说什么也不肯。
我对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满脑子都塞满了学校灌输的条条框框，我有一句幼稚的话被遇罗文当作笑柄。我说：“中国没有失业的。”遇罗文说：“我们这边儿有姐儿俩，没找着工作，插队去了，这不叫失业叫什么？”以后我们俩发生争论，他就学着我的腔调说：“中国没有失业的——什么呀！”
我想到前途感到渺茫，遇罗文一次偶然冒出几句：“咱们以后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我一听正中下怀，便很现实地说：“咱们插队去吧。”遇罗文立即无精打采地说：“插队可没意思了，你没去过农村不了解情况。”“你去过吗？”“我哥去过，所以我了解。”他换了较和缓的口气说：“‘困难时期’你饿着了？”我立即想起自己成大眼灯的情形，说：“够呛。”遇罗文感慨地说：“你那时要认识我们家就好了，我们家一点也没饿着，我哥哥在农场干活，给我们带回大米、白薯。”我遗憾地说：“真是太可惜了。”罗文又告诉我一件事：“在农场，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时，谁都不参加婚礼，只有我哥哥去了，还送礼物给他们。”我惊讶地问：“为什么？”遇罗文勉强地说：“那女的怀孕了。”一阵沉默。
罗克哥哥在遇家三兄弟里，个子最矮最瘦弱，他活泼，好动，说话尖刻不饶人。他喜欢玩打手板的游戏，一打起手板来，他的眼睛里闪动异常灵活的光，罗勉老被打着，每被打一下，罗勉就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被打的手背，腼腆地笑着，罗克哥哥就高兴地笑个不停。他还很喜欢唱京戏，他有一副好嗓子，声音很细，响亮，也很柔和，他常与罗勉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罗勉，你演那个胡传魁，我演那个阿庆嫂怎么样？”罗勉笑而不答。“那你演那个没出场的阿庆。”说完，自顾自地唱起来。
罗克哥哥把罗文当成大人对待，和他讨论文学。有次对罗文谈起《红与黑》：“斯汤达写于连在山顶上看鹰那段多好哇！”罗文赞同地点点头，不过，我很怀疑罗文是不是看过《红与黑》了，即使看了，是不是注意了这一段？
罗克哥哥抓紧时间拼命地看书，他那儿文学书籍不断，但丁的《神曲》，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英国女作家的《呼啸山庄》……除了外国文艺，罗克哥哥还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他拿了一张纸，上面抄了好几首诗词，对我说：“你们师大女附中老师水平高，这几首诗词上有些地方我不懂，像‘有凤来仪’怎么讲，是什么典？”我拿了去问语文教员杜老师，杜老师有的也讲不上来，罗克哥哥很是遗憾。
罗克哥哥告诉我：“我考大学时成绩很好，可是不录取我。我去问班主任，为什么不录取我？班主任撒谎说我数学不及格。其实我数学得一百分。”争取高等教育的权利是罗克哥斗争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次我发牢骚说：“到处搞武斗，这叫什么‘触及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罗克哥哥笑着说：“应该叫‘打击每一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打击到了。”
遇伯父、遇伯母常常流露出对我们的担心，遇伯母焦躁不安地说：“捏死你们，还不跟捏死几个小蚂蚁似的，你们别折腾了。”
遇伯父也劝罗克哥哥不要写文章了，罗克哥哥有时嫌烦，就半开玩笑地引用“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遇伯父是“右派分子”，遇伯母的“右派”帽子虽摘了，但资本家帽子还有，他们被这么一噎，也不好说什么。遇伯父对我说：“罗克是咎由自取，我们无能为力。”
我想让遇伯母高兴，用蓝色透明的玻璃丝编了个小钱包送给她，她笑得合不拢嘴。过几天，我上遇家，看见遇伯母正在翻箱倒柜，拿出一个涂着金粉的漂亮的杏黄网兜，说：“孩子，这是朋友送我的瑞士网兜，我一直没舍得用，送给你吧。”
遇伯母擅长烹调，她平时很少做饭，她和罗克哥哥每天去上班，遇伯父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做饭，收拾屋子，余暇与祺友下围棋。
遇伯母有天下班回来，满脸惊恐未消，对正在扫屋里地的遇伯父说：“崇基，这天可危险了，我发现电线漏电把顶棚快烤着了。我急忙报告了领导。领导派人修了后，说‘多亏老王，不然就糟了’。”
她那天心情格外好，买了猪肠子，用碱水和醋水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裹上面，一个个炸成大红枣状，再切上蒜片，浇上酱汁，每个人分到几个，我把自己盘里的分一个给罗克哥哥，因为他还要带饭。
遇家每天门庭若市，有个叫王世伟的与罗克哥哥关系很好，他是后来成为罗锦第一个丈夫王世俊的哥哥，也是遇家的邻居。
还有个文质彬彬的戴眼镜的青年，有时来看看遇伯父和伯母，罗文告诉我：“他叫李立凡，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我、遇罗文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
牟志京的同班同学吴景瑞（大家叫他“毛子”）、张玉海等人办了个《只把春来报》，张玉海写了篇《论出身》，被红卫兵和联动分子说成是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曾受到《红旗》杂志私下的警告。
毛子给牟志京四张火车票，遇罗文、我、王建复和牟志京与毛子等六、七个人一起去四川，目标是天下第一山——峨嵋山。一行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女孩。
开始爬峨嵋山了，我唯恐落在后面被人耻笑，拿出在学校练长跑的劲头，总走在最前面，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第二天再爬时只有遇罗文在我身边，其余人都不知去哪儿了。天下着小雨，我把雨衣让给遇罗文穿，他推辞了半天，我还是给他穿了，并帮他系上扣子，我淋着山雨，在这仙境里，幸福无比。
第三天，遇罗文也不陪我走了，他觉得老陪女孩子在一起让人看不起，剩下我孤零零的。
深老山林中，万籁俱寂。我多少有点怕，一怕匪徒，二怕野兽。忽见前面有个人，单腿跪地给树拍照，树上刻着清晰的两个大字“四中”。“毛子——”我惊喜万分，虽然只在从成都到峨嵋县的路上与他攀谈过几句，此时此地却像见到亲人。他因为精心刻字耽误了时间。“你对学校还真有感情。”我说。他仍全神贯注“咔嚓咔嚓”地给树拍照。我候在一旁，看他把这项伟大的工作做完。“走吧。”他满身披挂地向我走来，简短地招呼了一声。
我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响亮得连毛子都听到了。一座寺庙奇迹般出现在跟前，毛子前去化缘。蹲在地里摆弄菜的老和尚理也不理他。我想：“峨嵋山前不久受到红卫兵的扫荡，大部分和尚被赶下山学习，留守的这个和尚把毛子一定是当成红卫兵了。”毛子并不介意，回来时递给我一根像胡萝卜般细的萝卡状的东西。我不再考察这个萝卡状的东西是否来路正当，焦急地等毛子削完皮，看他切下一小块留给自己，剩下的全给了我。
尽管身上的背包早已转移到毛子身上，我仍气喘不停。快到金顶了，已听得到人语响。“毛子你先上去吧，这儿已经没有危险了。”毛子看看我，转身迅速地向金顶爬去。一会儿，他捧着一大包花生粘来接我：“吃吧，我从杨百鹏手里抢来的。”
从峨嵋山回到成都，大家各奔东西，牟志京和毛子去越南，我陪遇罗文留在成都。
遇罗文病了，我跑遍成都市也没买到可口的食物，只好用饭盒盛了些鳝鱼面回来。遇罗文不高兴地说：“我以为你准会买些香肠什么的回来，没想到你就买回鳝鱼面了。”没服侍过任何人的我，一腔热情换来一顿指责，十分不悦。
我们玩扑克牌消磨时间，罗文赢了，就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又赢了，你真笨。”我气极了，不再理他。
罗文接到他家信说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从小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抚养成大的奶奶流下泪来：“你走怎么连招呼也不打，我们都急死了。”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对亲人犯下了怎样深重的罪孽。为了我这个忤逆不孝之女，我那历史清白、政治上毫无瑕点的父亲在科学院被人贴大字报，曰：“教女不严”。我妈妈为我罪加一等，多挨几次批斗。我最对不起的是奶奶，连个赎罪的机会都不再有了。
1970年1月9日北京市一打三反《通知》遇罗克就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遇罗克、遇罗文一行东北之行
从峨嵋山的回来后，我静下心来，在家里跟爸爸与三个弟弟学英语，跟奶奶学“大学”、“中庸”，但有时仍很想念遇罗文。
有天，我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去看他，他正在百无聊赖地修理自行车座套。我让大弟弟陪我来的，他在遇家门外等着我。我待了两三分钟，看看遇伯父、遇伯母都还好，就回去了。
过了不久，东北打起来了，遇罗文、牟志京、张富英（后来成为遇罗文的妻子）、王玲、张君若和王家材等人去东北玩，遇罗克也去了。
我和李金环与我们班同学汪静姗去武汉玩，武汉太热，汗流如雨，我们呆了一个星期，实在受不了就回来了。
毛子与牟志京与我们分手后，乘火车到广西凭祥，又乘窄轨火车到了边境。他俩兜里揣着巧克力，开始翻山越境，为对付路上一人般高的草和苍蝇般大的蚊子，他们把领口、袖口系起来。牟志京很想家，毛子却一声不吭。他们终于翻过大山，走上了阳关道。
走不多远，就被抓起来送回友谊关。
牟志京回北京没多久，即与罗文他们又去了东北。毛子还想东山再起办报纸，但失败了。
毛子注定要当冒险家，“文革”爆发后，他是四中第一个去兰州串联的人。西单商场武斗时他在场，平白无故地挨了粒汽枪子弹，子弹打在右眼眶骨头里取不出来，引起瞳孔永远放大。
他要只身去东北，当天找我道别，邀请我到北海公园去划船。游人很少，我们俩泛舟湖面，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桨声与我们的谈话声。“我这次走，就不打算再回来了。我要把学生证放在死人兜里，让人们认为我死了。”我惊异地喊起来，无论我怎样追问，他也不说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摆脱命运的桎梏。”我认为这是答案，就不问了。
毛子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的伙伴张玉海跑到缅甸参加“缅共”，在一次战斗中，身中六弹牺牲了。
罗文一行终于从东北回来了，我接到他一封信，叙述了他们在东北遭遇的一件事，漂亮的女孩子张君若被一群红五类剪了头发，因为问她什么出身，她老实地回答：“右派。”遇罗文很激愤，信中写道：“这是多么不公平，这是多么残忍！”
听回来的王家材讲，罗克哥哥总与这些中学生保持着距离，把自己区别开。
遇罗锦与《冬天的童话》
听王玲告诉我，罗文口袋里总装着我的一张照片，我听了很高兴。
张富英告诉我，遇罗文对她异常关心，还救了她的命。
牟志京则告诉我：张富英很爱助人，例如别人写信，张富英就去拿胶水，她总坚持这样做。
遇罗克让我把信送给陈毅儿子陈小鲁遇伯父看我和遇罗文无所事事，就用夏目漱石著的《我是猫》一书作课本，对我们说：“这是日本的名著，如同中国的《红楼梦》，在日本，人人皆知，这是真正的日本语言，你们好好学习。”他逐字逐句地给我们讲，一心想把我俩培养成一流日语翻译。
我那股争强好胜劲儿又上来了，一心想压倒遇罗文，每天考试，我都比罗文背得熟，默得准，遇伯父就夸奖我。遇罗文不服气：“你就会死记硬背。”我不示弱：“你背好让我瞧瞧!”遇伯父说：“学外语主要靠下功夫记。”罗文没词了。
罗克哥哥忙着写文章，他认为除了出身问题便是工资问题是社会问题了，人们普遍对多年不涨的低工资不满。他对我和罗文说：“我写好后，让香饵工代会给我发表，他们其实是个伪工代会。”他无所谓“真”和“伪”，只要给他发文章就行。
过了些日子，他对我们说：“我把文章给他们，他们要把我的文章与他们的文章合并，那怎么行啊，我这文章是革命，他们是修正的。”
十一月里的一天，我照旧背着书包去遇伯父家上课，那天罗克哥哥在家，伏在大屋的写字台上写信，全家人都在，屋里静悄悄的。罗克哥哥见我来，抬起头，捏着笔对我说：“洛诵，有两个密探总跟着我，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对他们说：你们总跟我干什么？他们也不作声。这事儿还真不好办。”
我听了也有些紧张。嘴上却说：“咱们没做违法的事，怕他们作甚。”罗克哥哥严肃地说：“这可是没准儿的事，要是把你抓起来，你也没辙。”我这儿给陈毅同志写了封信，他一直替出身不好的青年讲话，我想他是会理解我的。我要是把信寄给他，怕他看不到。听说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在八中，这个陈小鲁大有其父之风，你把信送给陈小鲁，让他交给他爸爸，这就保险了。”
“我不认识陈小鲁。”我有些为难。罗克哥哥语重心长地说：“洛诵，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我为他们说话是应该的，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即使我牺牲生命也是情愿的，可是……”我急忙打断他：“我去就是，你别说了。”我接过罗克哥哥递过的信，信封上用蝇头小字工工整整地写着“敬呈陈毅同志”。罗克哥哥又说：“你可以先看看。”我小心翼翼地抽出信来，信上写道：“敬爱的陈毅同志：我是人民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学徒工，我目睹文化大革命中对出身不好青年的迫害，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青年，我觉得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此，我写了《出身论》一文。您曾经谈过，在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间不应当存在一条鸿沟……”
1978年1月，群众自发聚集在广场纪念碑下悼念遇罗克。李晓斌摄
在信中，罗克哥哥表达了对陈毅同志的尊敬爱戴与信任，并谈到自己去东北串联，看到大好河山，抒发了对祖国一片赤诚的情感。信的最后谈到自己目前被跟踪盯梢的处境，恳请陈毅同志帮他免遭不测。
我郑重地把信夹在日语书里，奔向第八中学。天气已经冷了，我穿的是蓝大襟衣服，下面罩着棉袄，戴着一双毛绒手套。
陈小鲁长得很像陈毅同志，他衣着朴素，领口露着紫红绒衣，外表是一身蓝制服。我说明来意，拿出了遇罗克的信，他接过了信。我问他：“听说陈老总体重减了十斤，是真的吗？”他说：“是谣言。”我说：“请转达我们对他的问候。”他说：“好。”我问他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吗？他坦率地说：“我持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慷慨地答应转交。这时有个粗眉大眼的男同学笑着向他打招呼，他说：“这是计三猛。”听口气，计三猛好像是他们那派的一个著名人物。
罗克哥哥详详细细地问了我们的谈话，当他听说陈小鲁答应转交时感到很宽慰。后来他又让我找陈小鲁一次，陈小鲁说：“我交给秘书了。”我问：“陈毅同志看见没有？”陈小鲁说不知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早晨醒来，我记起夜里做了个可怕的梦，梦见四个警察在抄遇罗文的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抓住了我，我穿上大衣，戴上头巾和手套，急急忙忙向遇家走去。
一推开遇家房门我就傻了，与我梦中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样。四个警察在翻箱倒柜，一个军代表坐在床上，遇伯父与他的一个棋友被命令站在一旁。我，吓哭了。
相逢十一载后
十一年以后，我再见到遇罗文一家时，已经由一个单纯、热情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蹲过监狱、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了。
同牢房的女囚邢泓远写过这样一首诗：“进来的时候是亚瑟，出去的时候是牛虻，进来的时候是姑娘，出去的时候是女将。赞美你，普罗塔尼亚的牢房，你赤烈的熔炉冶炼了多少纯钢！”
可是遇罗克哥哥却永远出不来了。这个有尧舜的心、荆轲的血的人永远出不来了。血统论害死了无以数计的人，宣传者与执行者都没被判死，批判血统论的人倒被判了死刑。
磨难已大大损坏了我的容颜。当我找到搬到罗车胡同的遇家时，当时在家的遇伯父与遇罗勉根本认不出我。“我是洛诵……”“啊，洛诵！”遇伯父拉着我的手，闭着眼睛，摇着头，叹息着。遇伯母下班回来，看见此情此景，眼泪立即涌了出来。她一边拭泪一边问：“孩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这是一九七九年九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遇家，这个受压迫最深重的家庭里我同样感到了春天。
罗克哥哥平反昭雪工作正在进行中；罗锦，这个我没见过却一直惦念的人就在北京，与一名工人结婚住在北三里屯。
罗文在一九六八年被“少管”一年，解除少管后先在陕西与张富英一起插队，后来随罗锦转到东北，因为受人牵连以“窝藏罪”被判处五年徒刑，冤案已被平反，正在回京的途中。
在我没见罗锦以前，遇伯母对我说：“洛诵，我们事先提醒你，罗锦的脾气和常人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以后别为她影响了咱们的关系。”遇伯母又说：“我昨天还把你的照片片给她看，孩子，我把你的照片给她看，罗锦说真漂亮。孩子，我把照片还给你吧。”“不，不，您收着吧。”她在这苦难的深渊里，在这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还保存着我的照片，我怎么能收回呢！
至于我和遇罗锦的交往，是以后的事。她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想起遇罗克一家对我的这份情谊，我真是百感交集。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家，中华民族已付出了几代人牺牲的高昂代价，曲折前进的历史洪流定会荡涤一切封建法西斯残渣，每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都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民将会做出最公正的裁判。
中国必定会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