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特色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当今中国的特色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当今中国的特色政府官员及全民的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呢?     从广度上看，凡有权者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  从深度上看，上至高官下至小吏，大都寡廉鲜耻;  从历史角度看，前无古人，为五千年之最;  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姓"社"姓资，都属于最坏的那种;   如果腐败也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如今的中国特色政府之腐败当之无愧。

然而，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央政府不断号召民众同社会腐败作斗争,   史称毛泽东时代常《搞运动》。毛泽东时代常《搞运动》是咋回事?  例如是一夜之间消除娼妓和吸毒运动，创造了人间奇迹，不仅为当时各国政要所叹服，而且至今仍被学者们称道。又如"三反五反"运动,   反对贪污、浪费、官僚、行贿、偷税等丑陋文化。再如文革中的"破四旧" 反走资派........。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如今特色政府的如此全面的社会腐败泛滥呢?  下面有亲历者讲述亲身经历中的所见所闻：

一位老者自述:   我是68年中专毕业，分配到县防疫站搞防疫工作，73年调卫生局搞卫生行政，75年调人民公社做农村工作。当时的干部都是凭实干比贡献才提拔，譬如我作为一般业务干部，当了3年的卫校负责人，2年的甲状腺肿防治总指挥，防治成果受到国务院北方病领导小组通报表彰，为本县从省争取到14万元经费建防疫站大楼，我被提拔为卫生局副局长，是年25岁是全县最年轻的副局级领导。职务变了工资却不动，还是34.5元。甚至有临时工提拔后以工代干，连正都不能转，县商业局、劳动局提拔的两个副局长就仍是临时工身份。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对于我们绝不是一句口号。

到人民公社挂职锻炼，公社的职务是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平时干部们在一起，有事说事，无事娱乐，打扑克、下象棋，有时开开玩笑，但不赌博，不攀比家产，不比吃喝穿戴，最多比比卫生，人们的心灵纯洁健康。

听老同志讲，60年代公社没有客餐也没有招待室，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回来，在公社食堂打饭吃，晚上借宿在公社干部寝室。70年代条件好点，有了客餐制度，有一、二间招待室。但客餐严格规定：早餐便饭，中、晚餐为四菜一汤，即一荤三素一蛋汤。招待室一间两张床、一张桌、两把椅、一个洗脸架和两个瓷盆，条件简陋。

记得一次县委书记来，公社食堂上的四菜一汤有两荤，县委书记发了火，令将一盘鱼撤掉，还让陪客的领导在干部会上作检讨。我们公社书记是县委常委，他曾叫我在所驻大队买两斤蜂蜜，每斤2元，他付4元交我给大队。

一般一个大队有一到两名公社干部常年驻队，统统吃派饭，社员轮流管饭。早餐二两粮票一角钱，中、晚餐均四两粮票两角钱。社员们有的不愿收钱但爱收粮票，因为出门需要用。他们把能给干部派饭当作一件荣幸的事，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吃的。如果家庭困难没钱割肉，那就自用小网捕点小鱼小虾，或跟邻居借几个鸡蛋，也要见荤腥，条件好点又爱好的还沽点散酒。

有一次一对五保夫妇非要招待我，本来五保是不派饭的，可这家主人是老农会干部，平时好客又讲卫生，所以生产队偶尔也给他派饭。我答应在他家吃晚饭，不料临时通知我回公社开常委会，没去成，老两口竟哭了起来，说我看不起他，虽然大队干部说明了情况，我却一直没机会再当面解释，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他们可是五保啊。有人可能认为，是不是社员派饭有补助才积极管饭?  其实，凡是生产队每户轮流派饭的都是没有补助的，因为这是平摊。大队只有固定的几户常年派饭才有补助，这几户的条件好点，卫生点，不过他们主要招待的对象不是公社干部，而是县直局委送钱、送粮、送防疫、送物质的工作人员，而且补助只能保本不能赚钱，好处是给一点奖励工分。社员们踊跃管饭反映了当时的干群关系，的确是鱼水之情。

每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是一场硬仗，它是社员们出大力流大汗的日子，也是公社干部最操心最辛苦的时候。我连续三年指挥修了三座小型二类水库，从一个外行，到学会绘图、放线、开推土机碾压，碾压一次只出十几公分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工地有个开伙食的小灶，主要是招待外地请来的推土机两个师傅，公社、大队干部一律不准吃客餐。我可以陪客，但我很少去陪他们，我喜欢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和社员带的咸菜，生产队对社员只管饭不管菜。每天早晨五点到工地放石灰线，到晚上十一点碾压验收完毕回营，累的一着床就睡着了，连梦也不做，半个月难回一趟家。

有一年水利工程结束回公社走到半路上，大队支书气喘吁吁地撵过来，送我们每人一套秋衣，我明白这是大队的一份心意，为了掩人耳目才让支书半路追上我们，我拒绝了但让跟随我奋战一冬的两个一般干部收下，我对他们说：“别担心，有事我抗着”。有一个公社硬化水渠需要大量的水泥，为省运费，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率领公社和大队干部拉着几十辆架子车，徒步200里将水泥拉回。

人民公社是农村，民风淳朴，社会秩序优过城市。一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他还兼司法、民政两助理。虽然也有小偷小摸现象，但主要的是个别人偷点人家自留地的蔬菜和邻里的鸡鸭，入室盗窃的极少见。社员们白天下地里干活家里从不锁门，最多为防牲口外逸将门栓住。有人说，那时候穷没东西偷。此话差矣，旧社会穷不穷?难道没有盗贼?至于有位国家领导人说什么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反正我是没见过，我工作的地方也是贫困的革命老区。应该说不是没东西偷而是群众的觉悟高，79年以前我们公社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案件。网友们称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非夸大其词。

公社机关党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公社学习与县直学习有所不同，县直规定每周二、五下午，雷打不动，公社工作不规律，季节性强，所以学习不定时，往往见缝插针放在夜间居多。学习的内容，一般是前半段时间传达文件、读读报纸、念念先进经验介绍，后半段时间或干部汇报工作或领导布置任务，总要学用结合。学毛选一般不用集体时间，由干部在业余时间自觉学。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学焦裕禄、雷锋能一呼百应，如潮如涌，那是因为太多的党委书记自己就是焦裕禄，太多的党团员自己就是雷锋，他们之间有灵魂的相通，有心声的共鸣。那是一个立党为公的年代，那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抓实干的年代。那个年代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用他的伟大的思想武装了全党教育了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任何腐败都无藏身之地，所以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

《国语》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学好像登山一样慢，学坏像山崩一样快。毛泽东辛辛苦苦30年对党和人民的教化，不幸被走资派在一夜之间破坏殆尽，念及兹，善良的人怎能不扼腕叹息!   廉政，这个共产党曾经引以自豪的传家宝，竟然演变成共产党最大的威胁——腐败，念及兹，真正的共产党人怎能不痛彻心扉!

一个人没有坏思想就不会搞腐败，那么人的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性善性恶自古无定论，好坏思想都不是天生的。前30年中国人民的思想境界之高，从《我在马路上拾了一分钱》这首儿歌里就可见一斑，世界人民都很敬仰，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毛泽东时代，在人权上我们是被批判者。

没有人能否认这是毛泽东思想教化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教化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引导作用，即正面教育;一个是推动作用，即搞政治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一个方面已在上一篇文章叙述，在这里我想重点聊一下倍受争议的政治运动问题。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搞运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在文革大运动中又套有小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建国30年，运动的时间大概占一半，尽管在运动中不是不搞经济甚至还促进了经济，但仍使走资派们用来攻击毛泽东的说辞。这种情绪最终被走资派们利用了四十多年以至今日。而如今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当年是做得对的,   而且也是必须的。

毛泽东为何要频频发动运动呢?  从他晚年的一次讲话中我们或许能得到答案，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不向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  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寻找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进行了艰难而不懈的探索。他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实践让他感到，这些仍不足以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出偏差，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害，于是他屡次发动政治运动。

仅管历次政治运动的目的不尽相同，仅管文革的主题是斗争走资派，但他都是走的群众路线。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他提倡“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把它写进宪法，他坚持宪法中保留罢工自由。

人民群众则通过政治运动，拿起“四大”武器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遏制了共产党干部的特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西方国家的大选每隔4、5年举行一次，中国的政治运动平均7、8年开展一次，西方国家的官员怕选举落选，中国的干部怕运动过关，从民主角度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政治角度看，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有人会问不搞运动不行吗?  这个问题若在当时回答颇费口舌，连毛主席都要反复谆谆教导，但时至今日不用回答了。你只要看一看中国的现状，看一看今日特色政府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全社会全部官民的腐败的程度，你就会明白，在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下，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经济建设的后果是什么。毛泽东是伟人，他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当然不可能等问题成了堆再做处理。王震将军曾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多看50年”。所以在当时，他为了解决问题和防患于未然，发动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是大民主形式,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要是能有连续性坚持下来,  虽然没有那些个千万亿万富翁资本家外,  普通劳动人民还是欢迎和愿意继续毛泽乐时代的大民主的。而如今中国的特色政府敢吗?  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敢实行让老百姓运用四大武器的大民主。更别提那些口头民主派了。

例如，在卫生路线方面，毛泽东有个“6.26指示”,  他在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不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服务，只为城市服务，主要还是为城市老爷服务，卫生部应该改名为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他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卫生工作人员热烈拥护这个指示，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卫生路线，身体力行地去执行。

派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办赤脚医生卫校，将一部分有技术的医护人员下放到公社卫生院，加强基层技术力量，送医、送药、送防疫、送医疗设备下乡，从而显著地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我们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经常住在公社卫生院，天天给老百姓送防疫药，打防疫针，防疫药、针都是不要钱的，记得给老百姓送预防疟疾药，有的嫌苦不吃，他们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追几个田埂，累的够呛。

中国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了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赞扬。

如果不搞运动，恐怕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风医德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

又例如，在人民公社，除了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党校学习外，每年县里有个三级扩干会，这个大会既是工作动员大会也是整顿作风的大会，会上安排的小组讨论，针对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表现，往往是刺刀见红的，犯错误的同志检讨起来常常痛哭流涕。

公社所有大队分好中差三类，对于差类队每年都有整党建党任务，以确保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我曾负责开展过这样的活动。

整党建党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让社员们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的正路，什么是资本主义个人发家的邪路，树立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思想，克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打消等靠要的懦夫思想和出工不出力的懒汉思想。

整党建党的重点是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软、懒、散、贪、占、馋等问题。在政治上，以批评教育为主，同时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多换思想少换人。

在经济上，清理大小队的财务账目，财会人员凡有贪污的必定严惩不贷，一退赔，二撤职，三批斗。干部多吃多占的作检讨，必要时须退赔，个别在群众面前不能过关的免职，乱搞男女关系的给予纪律处分。总之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纯洁干部队伍，增强班子战斗力。

通过整党建党，呼吸了新鲜空气，补充了新鲜血液，一大批有文化有觉悟有能力的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他们有的被充实到大小队班子，有的参加教师队伍任民办教师，有的被选拔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还有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夺取农业的全面丰收，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果不搞运动，恐怕分田单干，一盘散沙，三农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

纵观毛泽东时代，在廉政方面，可以说是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干部廉洁，人民淳朴，社会风清气正。过去历朝历代清官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毛泽东时代则英雄辈出，数不胜数。30年廉政不走样，30年腐败难抬头，这是“四大”自由的威力，这是群众运动的功劳，正因如此，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和罢工自由被走资派从宪法中删除，说什么“我们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了”，并发誓永远也不搞政治运动。从此人民失去了民主权力，官员失去了人民监督。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贸然否定毛泽东的民主政治，自己又没本事拿出好办法，这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

社会腐败，是指违法乱纪、违背道德的行为，由个别到普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现象。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是否腐败的标准，一是国内人民的感受，二是国际社会的评价。

毛泽东时代，在国内干部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国际上被联合国评为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社会腐败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存在不正之风，但不是腐败，之后，中国沦为腐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