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作为与毛泽东直接打过交道的美国政治和外交菁英的高层人物，近距离观察研究过毛泽东。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与其他观察家持同样的观点：毛泽东因为对苏联的恐惧而寻求与美国和解。这是依据他一贯秉持的所谓传统均势理论，即弱国必然寻求强国的保护。这也是坊间对中美和解的通常认知。但是，2011年，88岁之际，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书中写到：
“从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当然无法和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经不起打击。但是，他把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为己所用，给外界造成不惧核毁灭的印象，因而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
基辛格笔下的传统强权政治指的是十九世纪欧洲由梅特涅、俾斯麦等主导建立的国际政治和法律体系，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基辛格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一理论，为他赢得卓越的学术声誉，并为日后进入政治外交界打下了基础。基辛格并不满足于他在早期著作中对毛泽东的论述，显然，涉及毛泽东的某些历史事件超出了他的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新的解答，在88岁高龄之际还要为此著书。书中基辛格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写到：
“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基辛格在此承认毛泽东反抗美苏两大霸权超出了传统强权政治的范围，也即他所能理解的层面。基辛格否定了毛泽东与美国和解是寻求强权保护的观点，也就否定了与美和解的动机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还可以引述他的另一段话来佐证这一点：
“面对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出的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计的意思。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它们各自都有能力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假若它们联手，中国则会遭到灭顶之灾。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他宣称不惧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经受住了对他声誉的最终考验。（当然，中国不是完全的“空城”，它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尽管其规模比苏联或美国小得多。）”
基辛格的这段话再次证明，毛泽东不是因为恐惧苏联而与美国和解，更不是寻求美国保护。那么基辛格找到基于“新层面”的最终答案了吗？我认为他没有。从他写下的 “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这句话可以知道，基辛格依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也许是基辛格老了，也许是受他的知识限制，他未能在新的视角和层面上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但是，他的论述并非没有新的价值。
我们不妨从基辛格给我们的启示中反过来设想：如果毛泽东遵从传统的强权政治，屈从核大国的核威胁，寻求美国或者苏联的保护，势必失去中国的独立。如果跟随苏联，那么，就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解体，中国不会以现在的完整面貌立于世。如果寻求美国的保护，就等于倒回蒋介石屈从于美国的时代，哪怕经济能够发展（肯定到不了今天的程度），美国也不需要像今天这样通过贸易战来遏制中国。拉中国和几个西方大国坐下来开个会，像对付日本一样，签个中国版的广场协议就把中国的麻烦给解决了。那样的一个中国会自我认定美国和西方文明不可超越，不会再有赶超美国的雄心壮志，并且自己会找各种美国不可超越的理由，譬如白人文明优越论，中国人种恶劣论，中华文明低劣论，等等。
然而，按照传统强权理论必然演绎的这一幕没有出现，历史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毛泽东在冷战中树立的第三极——中国——在冷战后依然保持了独立完整，为今天中华文明的崛起并赶超西方文明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强权政治当道下的两极世界本来不可能出现第三极的。毛泽东突破了西方主导当今世界的传统强权政治，完成了一次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可以自成一部史诗级的叙述，可惜至今付之阙如。歌德说过，要理解一个天才，必须借助于另一个天才。前者是行动的天才，后者是解释的天才。基辛格没能完成解释的任务，我们只能等待另一个天才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