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知道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那标志着日本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也是抗日战争的开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四人到芷江，向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军交出全部侵华日军的分布图，并接受了萧将军按区投降的具体计划，商谈了正式受降的时间和议程。
今井武夫率日本投降代表团抵达芷江机场。
中方主受降官萧毅肃中将接受日方投降
今井武夫一行接受中方指令
今井武夫在洽降书上签字。
原定最后的签字仪式也在芷江进行，但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把地点改在了南京。原因舒老师在《日落芷江》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南京签字只是一个仪式，受降后各地日军在指定地点向谁投降都在芷江定下来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芷江受降。
侵华日军在芷江七里桥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如舒老师所说：抗日战争从卢沟桥走向七里桥的历史。卢沟桥是中国人民被侵略的开始，而七里桥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扬眉吐气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消息灵通的世界各地记者迅速赶往芷江，目睹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即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边远的芷江小城顿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
日本投降以后，芷江政府为了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建议在受降地七里桥修建芷江受降纪念坊，并上报到湖南省政府，得到了批准。后来上报给南京政府，也获准同意。但是因为当时国共打仗，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湖南省政府也只拨了很少的一点钱，再无下文。芷江政府最后只好靠民间自筹资金来修建，因为资金远远不够，只好将原来设计的大理石纪念坊改成青砖纪念坊。纪念坊模仿巴黎凯旋门多拱门设计，象征中国人民的凯旋。
芷江调动了当时最好的泥水匠，资金短缺，大部分人都是义务参加修建，就是要把这件历史大事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受降纪念坊1946年动工，1947年2月建成（网上有资料说纪念坊1946年2月建成是错误的）。
芷江受降纪念坊是历史的见证，是芷江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这么一个简朴的纪念坊，建成后却长期默默无闻地耸立在那里。除了附近的农民偶尔谈起，没有游客，没有报道，也没有人看管，四周变得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了。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不久，当时在七里桥附近的芷江师范青年教师造反派张克光和江会挺带领一些芷江师范的红卫兵来砸纪念坊，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树碑立传。但七里桥的农民两次出手阻止红卫兵的恶行，说“我们只知道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不是哪一个党的”。造反派红卫兵不死心，后来就假借政治学习，把农民骗到大队部，然后另外一拨人去砸纪念坊。结果把纪念坊砸毁了。
我1965-1968年曾经住在芷江机场边上木油坡的芷江师范，爸爸当时是校长。但文革很快爆发，他被红卫兵批斗几次就靠边站了。我当时不知道，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原美国飞虎队后来美国空军飞行员的宿舍。
学校周边就是七里桥大队，离学校三里远的地方就是日本投降的地方，曾经有一座受降纪念坊。这些大人都没有提起，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980年，舒老师被任命为芷江图书馆馆长，当时他还兼任文物专干，有时做些古文物的发掘工作。这时有人提议重建芷江受降纪念坊，任务交给了文化局。局长觉得做文物专干的舒老师最合适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明，能不能修复这座给国民党政府树碑立传的受降纪念坊，大家都没有把握。但这方面芷江领导是比较支持的，于是舒老师受命开始查找受降纪念坊的历史资料。
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四年，当时的国民政府的资料基本上找不到了。舒老师只好跑到受降坊旧址进行实地考察，但旧址也只是一片废墟。当地村民听说要复修受降纪念坊围了过来，纷纷给他讲当年受降坊被砸的事，都很气忿，他们说：“如今复修是好事，这个受降坊是抗战胜利的纪念坊，是全中国人民的，我们打了八年才取得胜利，一个纪念物，不知碍了他们那根筋，也要破坏，那些造反派红卫兵真不是好东西！”
村民积极性很高，愿意帮助。舒老师请他们回忆受降坊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多高多长，几个门洞，每个门洞有多宽多高。农民主动给他找来了长竹子，他在现场和农民一起比划长短大小，他让大家一起回忆以确定尺寸，同时在地下画草图，请农民看，大家都说基本像，是那么一回事。他们又带他去找受降坊上的几场石牌，一块就在坎上的水槽里，还有一块在旁边一户农家，垫着水缸。他很高兴，交代农民说：“要保护好，以后复修时，我们会来取的！”
1946年修建纪念坊时，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国民党军政要人都提写了对联。然后刻在纪念坊拱门立柱上，正面四幅，背面四幅。留下的照片都是正面，背面照片找不到了。即使正面照片对联也不是很清晰，所以完整的对联资料不全。
农民说：“坊上的对联，我们这些人没文化，记不得，不过村里有个杨医生，他现在罗旧乡当医生，他记得，常听他念坊上的对联！”舒老师如获至宝，第二天马上坐车走赶到罗旧医院找杨医生，他对受降纪念坊被砸深感痛惜，很高兴能够重建，介绍了当时受降坊的情况，写出了他记忆里的对联。最后这些对联经过核实都准确无误。
舒老师把收集的资料整理好，请搞设计朋友画出了设计图，交给了文化局领导。在当年的芷江人代会上作为重要提案获得通过。县里成立了重建纪念坊领导小组，并向湖南省，国务院申请立项修建。
据舒老师说，开始的时候，省里中央对于重建纪念坊都不表态，即不说可以，也不说不行。不久，日本极右派多次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甚至不承认日本当时是侵华。这事让邓小平很气愤，指示要恢复抗战的历史，让全世界人民知道抗日战争的真相。芷江受降纪念坊重建从此得到省政府的正式支持，顺利立项，资金也得到落实，重建工作正式启动。
芷江受降纪念坊1983年正式开始重建，于1985年9月抗战胜利40周年时基本完成。
舒老师是最早参与资料收集工作，为后来纪念坊重建得以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一直参与重建工作。重建的纪念坊是由大理石建成，不是原来的青砖。当年的青砖纪念坊是因为资金不足而不得已为之，所以改成大理石也是当年建纪念坊的先辈的愿望。
后来通过考察，发现重建的纪念坊并没有在最初纪念坊的地点，略有偏差。于是2010年3月开始在上图的纪念坊后面一点，再新建了一座纪念坊（见下图）。
第一座重建纪念坊于7月30日拆除。
现在芷江受降纪念坊的纪念馆正式名称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
在卢沟桥有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看上去非常接近，但仔细看看，芷江的有“胜利受降”四个字，表明抗日战争是以日本在芷江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
舒老师说，抗日战争就是从卢沟桥到七里桥，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胜利的历史。
在对那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后，舒老师写了《飞虎队的老头子- 陈纳德》，和《日落芷江》。因为芷江曾经是飞虎队的基地，芷江机场都是他亲自指挥修建的，他与芷江有不解之缘。《日落芷江》则是从1945年春日本发起侵华最后一战“湘西会战”，就是芷江保卫战讲起，讲了国军怎么完胜日军，挫败他们夺取芷江，以便为他们可以直接攻击重庆，最后打下重庆的企图。同时讲了“湘西会战”胜利以后，到1945年8月21日在芷江投降的历史过程。
这本书发表在2009年，2011年他专门送了一本给我。让我详细了解了那段伟大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芷江受降纪念坊重建以后，2005年又在芷江机场北边，离受降纪念坊三里路左右修建了飞虎队纪念馆，因为芷江曾经是飞虎队的基地（1942年美国向日本宣战之前），也是美国援华空军基地（美国宣战之后），为保卫中国大西南起到关键决定性作用。
当年为什么选中芷江作为受降地，除了从缅甸归来的全副武装的国军主力驻扎在芷江周围，还因为芷江机场是美国空军（原飞虎队基地，1942年美国对日宣战后，飞虎队并入美国空军）的前线基地，驻扎有最先进的美国战机，不但在湘西会战中重创日军，还派飞机参加过轰炸东京，对日军有强大的威慑力。所以让日本到芷江投降具有扬我军威的意思。
所以在芷江建飞虎队纪念馆具有历史意义。
舒老师没有参加飞虎队纪念馆的建设，但比较了解整个过程。
我与舒老师聊起过飞虎队纪念馆的地址问题，觉得选址是不妥的。当年飞虎队驻扎在芷江机场东边的木油坡，离机场大约有一里路，并不在现在飞虎队纪念馆的地方- 机场内的北边。
一直到1970年代末，木油坡仍然保存有五栋当年飞虎队建的平房宿舍，一座小礼堂。
照片合影后面的背景就是当年木油坡飞虎队的小礼堂。
我当年住的房子，也是飞虎队队员宿舍，离这个小礼堂大约6，70米远。
而机场北边只有一个小指挥塔，和一栋库房。
舒老师同意我的看法，也认为飞虎队纪念馆应该建在当年飞虎队的驻地木油坡，而不是现在的地方。他提到当时有人提出这个意见，但领导没有听。
飞虎队在木油坡的平房除了一栋运去受降纪念坊附近做了“受降堂”以外，其余四栋都被撤除。上图的小礼堂被拆迁去了现在飞虎队纪念馆前面作为一件室外展品，而真正飞虎队的驻地木油坡现在无人光顾，也面目全非。
这样的做法既不尊重历史，效果也不好。应该保留小礼堂在原地，重建木油坡飞虎队宿舍，将飞虎队纪念馆建在木油坡，观众可以感受当年飞虎队员们的战斗与生活情况。现在的纪念馆远离飞虎队驻地，外面一栋指挥塔，而搬过来的小礼堂与周边环境不合，也没有一栋飞虎队宿舍，没有亲临其境的感受。
2003年以后，芷江召开过四届国际和平节，先后邀请了当时还在世的200多名前飞虎队队员（有些是1942年美国对日宣战以后来华的美国空军，严格意义上是不能算飞虎队队员的）。
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和夫人陈香梅女士当年住在到芷江，后来陈香梅女士一直关心受降纪念坊和飞虎队纪念馆的建设，多次到芷江访问，并担任飞虎队纪念馆名誉馆长直到几年前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