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 连载 10 （崇新岳 百思峰）

倒刘第一炮（10）

　　【接上】毛泽东心中沉重，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地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这句话又把大员们问得面面相觑，“搞四清”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他们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认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说出口呀。于是大家一致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这句话，是想测试一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胆大的，有胆量跟中央对抗的。从他们的回答，毛泽东看出来，这些人都是些胆小鬼，应声虫，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没有自己的任何主见，简直就是一台忠实执行政策的机器人。毛泽东知道，在他反击刘少奇的时候，不能指望这些胆小鬼会站出来斗争。
　　11月12日，只有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上海的其他报纸，都没有转载。尊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下令“转载”，而响应转载的居然只有一家报纸，这让毛泽东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感到情况比他预计的还要糟糕，但毛泽东也明白，现在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全线崩溃了。此时毛泽东必须“硬着头皮顶住”，他常说：“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天津后，沿着京沪线徐徐前进。11月13日到济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叫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专程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列车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当天的报纸和各种内部资料给毛泽东送来。这几天毛泽东每天翻看报纸，在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别的报纸一点儿动静也看不到，毛泽东的心情也愈发沉重了。
　　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看到《光明日报》内部发行的《情况简编》，提到了《评/海瑞罢官》的情况，这是一则内部消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在该消息中，吴晗很轻松地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最后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
　　看了这篇材料后，毛泽东在旁边批语：“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为什么毛泽东会“一夜无眠”，这是因为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毛泽东本来的战略部署，是准备让吴晗出来与姚文元公开论战的。现在吴晗明确表示“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那就打乱了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全盘战略部署，所以让毛泽东“一夜无眠”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最初的战略部署又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下面分析。【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0）/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1）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这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毛泽东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毛泽东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据说，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说：“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讲。”
　　尽管胡乔木和彭真的说法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最初花费九个月时间，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出来的《评/海瑞罢官》，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
　　胡乔木和彭真鉴于他们的身份和利害关系，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但通过历史事件的推理考证，我们还是能分析出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战略部署。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之后再慢慢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这个结论是：毛泽东最初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计划于1966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撤销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职权，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彭真和刘少奇的抵制，使毛泽东无法再使用党内斗争的形式。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的党内斗争，扩大化为一场全民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原先预订在五年后的1961年召开“九大”，但是因为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九大”就延迟到十年后的1966年召开。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所以这次本应该在1966年召开“九大”上，中共“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要面临权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1966年在“稳定团结”的氛围下召开“九大”，会有什么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呢？当时一般的预测都是：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毛泽东，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刘少奇，周恩来大概能保持不赢不输。毛泽东将不得不让出“党主席”的宝座给刘少奇，在“名誉主席”的光荣名誉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列宁之所以比斯大林名声好，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列宁去世早。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错误，到那时列宁的名声，说不定还不如斯大林呢。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1）/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2）

　　如果1966年毛泽东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干事情了，当然也就不再会犯错误了，更不用担心会有人骂他。那样的话，毛泽东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成为名垂青史的“功成身退”伟人，成为只有功绩，没有错误的完人，被后人供在庙里，永世享受人间烟火。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出击了。他把这一炮打向刘少奇的时候，也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不然打倒刘少奇，要不然被刘少奇打倒，已经没有退休当名誉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个选择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兼有的人，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和部署。从大的全局战略来考虑，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案是用党内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发动一般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个方案要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军队的力量打倒刘少奇，就像后来粉碎“四人帮”那样，毛泽东可以派一支亲信部队去把刘少奇抓起来，关起来，一夜之间武力夺取。但这么做不但会毁了毛泽东一生的名声，而且危险也极大，稍微弄不好，稍微走漏风声，就会引发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使用下案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中案”，这是毛泽东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结果。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本来是毛泽东“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激怒吴晗，挑逗吴晗跳出来与姚文元争论。一旦两人论战起来，就会把群众的眼球吸引住。因为人们都是喜欢看吵架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与吴晗的一场论战，把他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公开到下层党员，公开到人民群众。在此之前，下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他们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接见外国客人，两人的照片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还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毫无矛盾的亲兄弟般的同志呢，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按照惯例，党内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让一般群众知道的，因为担心一般群众知道了党内的矛盾，就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心”，会影响“党的威信”。
　　可是这次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们两人的矛盾向一般群众公开。这是又为什么呢？【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2）/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3）

　　【接上】为了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理解了中国的国家机构，对后来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国家机构，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执行层，实施层。
　　决策层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法令政策都由决策层来策划和决定。决策层的人数一般不超过十人。在古代中国，决策层的名称叫“内阁”，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决策层的名称叫“政治局常委”。
　　执行层是把决策层制定下来的法令政策，变成具体可执行的细致条文，交给下面的实施层去实施。执行层的人数一般在百人前后，古代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朝廷”，新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中央”。
　　实施层是政府直接面对“人民”末端机构，古代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衙门”，新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基层干部”。基层干部的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决策层制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确性”，执行层对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可以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却没有表决权。基层干部只有忠实地实施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连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的资格也没有。
　　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到十人组成的“内阁”决定一切，百余人组成的“朝廷”只有质疑的权力，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千万人组成的“衙门”，连提质疑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衙门”的小人物对“内阁”的决议表示质疑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了。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他在“决策层”已经成为绝对少数。当时具有表决权的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刘少奇，周恩来中立，毛泽东的支持者只有林彪一个人。
　　毛泽东在下面的“执行层”中，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过半数也很难。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但这些人连对中央决议表示“质疑”的资格也没有，想支持毛泽东也没有资格。
　　因此，中国的体制特点就是：一旦你在决策层成为少数，那一切就完了。不管你再有广大的基层干部支持，不管你再有广大的人民基础，这些都是没用的。【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3）/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4）

　　【接上】在这样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旦在“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中间成为少数，那就什么都完了。毛泽东要想咸鱼翻身，似乎只有“政变”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实上，毛泽东后来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让下层造上层的反，打破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力垄断，才实现了打倒刘少奇。

　　不过，毛泽东也还有一个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全党代表大会”来夺权。
　　尽管中国的体制是决策层大权独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全党代表大会”期间。根据中共党章，“全党代表大会”期间，选举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决权，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普通的党员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参加“全党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如果在“党代会”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政见分歧，基层干部们毫无疑问地会站到毛泽东一边。毕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凭着朴素的感情，也会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
　　这样，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合法机会，就是在即将于1966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一个罢免刘少奇的决议案，然后通过广大普通党员的压倒性选票，通过罢免刘少奇的决议，合法地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通过“党代会”合法打倒刘少奇的想法，还有一个来自苏联的前例。1957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遇到一次试图罢免他的政变，他最后通过“党代会”的合法斗争方式，打倒他的政敌，树立起他在苏联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面就简要介绍这次未遂政变的情况。

　　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中国非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苏联叫“总书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苏联叫“部长会议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这里用中国的官名来说苏联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两大势力：以党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和以国务院总理马林科夫为首的一派。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派是“改革派”，马林科夫派为“保守派”。1955年，赫鲁晓夫派占据了上风，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降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由赫鲁晓夫派的布尔加宁接任。
　　当时苏联的决策层“政治局”，由11人组成。其中赫鲁晓夫派为6人，马林科夫派为5人，赫鲁晓夫派略占上风。但后来赫鲁晓夫派的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和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突然倒戈，转向马林科夫派，这样在政治局中，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鲁晓夫派只有4人，赫鲁晓夫在政治局沦为少数派，危机四伏了。【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4）/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5）

　　【接上】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忽然发难，提出解除赫鲁晓夫“党主席”职务的决议案。尽管赫鲁晓夫强烈抗议，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时候赫鲁晓夫似乎已经完了，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抗争，他提出：“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政治局选举的，因此政治局无权解除党主席的职务，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于是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拒绝。
　　此时苏联军队也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出飞机，马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们纷纷向政治局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党主席问题，但仍遭到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的拒绝。
　　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堵在政治局会议室的门前，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最后中央委员们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众人强行闯入政治局的会议室，与政治局委员争吵和对骂起来。闯入政治局会议室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当百余人的中央委员闯进来后，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态不好，再不让步就要闹出流血事件了，于是他们被迫让步，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苏共召开临时中央全会。因为绝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旦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共进行8天，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被逐出决策层。最后，赫鲁晓夫靠着大多数低层党员的支持，居然反败为胜，彻底击败了马林科夫派，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分子。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被撤职后，赫鲁晓夫自己兼任国务院总理，形成赫鲁晓夫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这次依靠“党代会”夺权的实例，成为了毛泽东在“党代会”夺刘少奇权的非常好的榜样。于是，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合法夺权的计划，而《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合法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棋。【待续】




　1957年赫鲁晓夫通过“党代会”合法夺权的情况，与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在决策层不占多数。在苏共11位政治局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泽东的只有2位。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主席是反对派，第三位的国务院总理是中间派。当时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反对赫鲁晓夫，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持中间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倒向反赫鲁晓夫；现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立态度，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泽东。
　　第三个相似之处是：在一般党员干部和人民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员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强烈支持，而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鲁晓夫更高。
　　第四个相似之处是：有军队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出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反攻；现在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林彪也会动用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反攻的。
　　从综合情况来看，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优势，既然赫鲁晓夫能成功，毛泽东就更应该成功了。所以毛泽东制定了通过“九大”合法夺权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发动基层党员起来支持毛泽东。要发动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自己的“正当性”，以及给对手涂上“非正当”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昂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翁；而刘少奇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复辟旧社会，让你们重新去给别人“当牛做马”。
　　当然单有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还得有证据证明，刘少奇的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证据就是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时候，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大家以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与“三自一包”的关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海瑞“退田”与“三自一包”联系到一起，有人批评姚文元这么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为。其实姚文元这么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给吴晗扣上这个帽子，这场戏是开不了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