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皖南事变 文章如网，很多，唯觉 缺少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挈领的概括和全景特写。
愚下尝试之，以期抛砖引玉，金玉烁出。【鹅 评按】
該事變發生於民國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 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数万人规模的中等战斗事件。这是 蒋介石 何应钦 顾祝同等国民党坏蛋策划已久（至少8个月）的一次，限共灭共行动，无论如何都要来的， 都会发生的。其结果则是两样，一是已成历史，二是若，若，若能早些天就撤到江北，还有撤退方案路线择优，是可以避免大的损失 或将损失减到最小。
此事变，新四军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惨痛的！而且蒋帮国军在面对日寇已经侵占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的 抗战关键时刻，给新四军胸前背后插刀，实际上是帮助日寇，这种置民族危亡大义于不顾的民族败类，必将被永远地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这几个中华民族的败类！
在皖南事变中遭遇突袭的，是新四军军部及直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不是新四军全部家当，当时新四军还有 皖中 和 苏南 分部， 新四军未被一锅端。
在皖南事变中，有2000余人分散突围后又先后聚拢回新四军，有4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被俘, 2000余人战死，1000余人失散。
当时，毛朱任彭 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和蒋介石泡蘑菇，刘少奇 陈毅在苏南，皖南 就是项英 叶挺 饶漱石。
项英为革命捐躯，是烈士，值得尊敬和必须尊敬，但项英不是军事家，打仗的确不在行，叶挺实际上不能放开手指挥战斗，而且，在1941-1-4,1-6 的去向和突围打法会议上，项英还优柔寡断，临阵不决，开了7个小时的冗长会议，不但错失时间先机，还未能采取比较正确的叶挺方案，项英方案不是最好方案。新四军未能料到布袋紧锁，包围圈越来越小，而且顾祝同 上官云相这次是予置死地而灭绝新四军皖南全部力量包括军部和一纵队全部！突围北上途中又遇到天降大雨几天，新四军天时地利人不和，难脱绝境。事后上官云相在在一次庆功宴会上得意地说：“这次消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时，连下几天雨，新四军困在山谷，进退不得。”
幸好一纵队司令 傅秋涛 还头脑灵活，快刀斩乱麻，从速（3小时内）做出战斗决策和突围逃生方案，带出了约2000来人。新四军皖南部队没有被全歼。【鹅 评按】
1939年 周恩来 在安徽泾县云岭 新四军军部
右起：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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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由来
1937年8月根据国共协议，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军部，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938年4月部队集中整编完毕，分兵三路：
① 陈毅、张鼎丞等率领新四军一、二支队相继进入沪宁线两侧，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② 张云逸率领 四支队进军皖中，建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
③ 军部 叶挺 项英等 率三支队留驻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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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7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军长叶挺坚决主张不惜牺牲打下星潭，向苏南转移。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最终，叶挺的意见被否决，部队按照项英的意见折回，经高岭转向太平。
7日下午至晚上，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在百户坑主持召开由军部领导和各纵队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在打不打星潭以及下一步究竟取何种方案的问题上，从下午3时断断续续一直讨论到夜间10时，整整7小时，举棋不定。项英本人既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叶挺的方案。最后叶挺忍无可忍：“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即使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一改变打乱了原定的行动计划。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预有准备的伏击，新四军多次寻求突围未果。
10日，各部队先后退至石井坑浴血苦战。叶挺一面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面致电蒋介石：“职奉命北移，到茂林即遭友军四面包围，弹尽粮绝。如委座认为新四军仍系抗战部队，而职等仍系抗战军人，则恳立即命令友军解围。”
12日，毛泽东急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
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东南局副书记）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叶挺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
14日，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
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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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不情愿地下山与国军谈判 插曲：
1941年1月12日，毛泽东等又明确指示“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所以，饶漱石代表党叫叶挺下山谈判。
1月14日，新四军被困皖南。数九寒天，这么多干部困在这里，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饿而死。正犯愁时，国民党第108师的一位排长举着白旗从山口跑来，声称“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要新四军“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民主人士（敌工部长）林植夫和国民党第108师素有旧交，自告奋勇前去谈判，但他下山后就音讯全无。
饶漱石提议由叶挺下山去见一见老熟人——108师师长戎纪五，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叶挺回答说：“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再去也是步林植夫的后尘。”
“敌人没有放松的迹象，除非让敌人得到一定的满足，才有可能放松突围。”饶漱石见叶挺不答应，又提出由自己去满足敌人，保全叶挺。叶挺当然不会同意，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
下山前，叶挺一再对饶漱石说：“你是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你将来要向党替我证明，并不是我动摇。”
饶漱石拍着胸脯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
(顾祝同、上官云相、叶挺均是保定军校六期同学) ， 顾祝同是皖南事件的总策划，上官是先锋，要消灭的就是叶挺新四军。什么老同学，根本是敌人，叶挺一下山，上官就将他软禁羁押，最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在监狱里关了近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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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18. 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江南训国难者誌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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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这是皖南事变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办公室里，发布撤销新四军的通令：
……，据此，该新编第4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民国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皖南事件发生，除了国民党遗老遗少们对蒋介石不快的质问，还有强大的国际舆论。
“莫斯科这几天举行了大游行，抗议你们中国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苏联大使一进门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非常不满的情绪，临走时又丢下了一句话。“我代表苏联政府奉劝蒋先生，要么停止内战，要么我们停止援助。并且……要你偿还过去的援助！记住，我们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
美国总统的电报致蒋：
“惊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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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
3月12日，项英一行经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副官刘厚总见财起意，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阴谋行动。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来人，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创。
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
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
4月5日，蒋介石就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
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计划，并电告蒋介石。
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唐式遵，担任皖南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一举消灭在长江以南。【其实是四面合围，布袋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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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1日，项英报告“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没说具体路线。
毛泽东于1月3日回电表示支持，希望项英尽快率部离开皖南险地。
1月4日傍晚，皖南新四军开始北移。5日晨，毛泽东获悉皖南新四军行军至茂林并在原地休整时，就感觉到军部对北移路线的选择以及部队在茂林停顿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即于１月７日急电叶、项：“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月6日傍晚，皖南事变的枪声打响。随后，毛泽东未能及时收到项英电报，在得知叶挺、饶漱石主动承担起全军领导责任后，毛泽东充分支持。
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饶电悉，叶、饶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 同时让刘少奇转电皖南新四军全体同志，肯定叶挺、饶漱石的领导，并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
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挺、饶漱石，要他们在情况许可时分批突围，并要他们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13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发表抗议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制造反共事变，强烈要求“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各方面的努力，仍然不能挽救皖南新四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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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英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北移、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1941-1-15 （皖南事变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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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 记下： 1940年4月1日至5日期间，蒋 毛 双方不约而同，甚至相互不知对方具体行动的情况下，一个做了剿灭新四军，一个做了如果遇到蒋帮进犯如何反击和突围的具体警示和方案。 现在回首，天下真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巧合~ ！--- 鹅 评注】
毛泽东和中央 皖南事变前 对新四军 项英等的保卫新四军安全 避免被国军围攻的 提醒指示：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主要是对新四军——注)的严峻局势，在延安的毛泽东，再一次从关爱新四军的立场出发，当即发出了“摩擦中心转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了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毛泽东更是忧心忡忡地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深刻指出“顾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毛泽东、王稼祥1940年3月29日致朱德、彭德怀、项英、叶挺电)。
毛泽东发出的这个警告，距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要早九个月。
距上述毛泽东向新四军发出的这个警告电报才不过三天，1940年4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心急如焚的毛泽东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毛泽东此举十分明显：缓解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压力!
仅仅又过了两天，1940年4月3日，一刻不停日夜牵挂着皖南新四军安全的毛泽东直接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以绝对不可能?”等问题。稍后(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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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蒋介石不得不在1941年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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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控制舆论，企图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将事变的责任推给新四军。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进一步将反共高潮推向顶点。
皖南事变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引起世界舆论哗然。美国《远东新闻简报》评论说，
“1月17日重庆颁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据公布之解散理由，则为新四军不服从命令与攻击中央军队。但据最近各方面发表之消息……则此次事变内容决不只是所谓军纪问题，而是告诉我们国共两党的摩擦，现在已达到了危险点……新四军的部队，已有十分之九渡过长江，留在长江南岸的不及一万人，其中大半为非战斗员。这些部队，在他们正在北调的行程中，却被中央军突然围攻大肆屠杀……”。
菲律宾9个华侨团体联名致电蒋介石：“解散新四军，影响团结甚大。失地未复，祸起萧墙，自损国力，复令敌寇坐收渔利，实深悲痛。恳请钧座俯顺下情，恢复新四军，释放叶军长，以利团结抗战，不胜企盼之至。”
印度尼西亚《民报》刊发评论《勿为亲者痛仇者快》，
菲律宾《建国报》发表社论《枪口一致向外》……。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政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代理被拘禁的叶挺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发布就职通电。25日下午，新四军在苏北重镇盐城隆重集会，宣告重建军部。新四军新军部正式成立。新军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改为军政治部。
当天，会场布置得庄重而简朴，主席台上临时摆放了几条木桌，上面铺了块台布。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接着又宣读了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和通电。
陈毅发表就职演说。他说：“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建立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一致团结的力量”，我们“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命令，撤销新四军，我们置之不理。因为，我们拥护共产党恢复新四军的命令，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接着，
刘少奇讲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号召全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伪、顽的进攻。
2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也列入新四军的建制，全军扩编为7个师并1个独立旅。
第1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1、2、3三个旅，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由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张云逸兼任，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4、5、6三个旅，活动于淮南地区。
第3师由八路军第5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7、8、9三个旅，活动于苏北地区。
第4师由八路军第4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10、11、12三个旅。另辖肖县独立旅，活动于淮北地区。
第5师由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13、14、15三个旅。
第6师由江南所属部队整编，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以及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活动于苏南地区。
第7师由无为游击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整编，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19旅和挺进团，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
独立旅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组成，旅长梁兴初（“梁大牙”，后来的 万岁军=38军军长），政委罗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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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华中局委员为饶漱石、陈毅、曾山，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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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各中央局，八路军，新四军 发电报紧急通知：
1940年12月3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电报就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作出部署，指出：
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皖南事变发生后
新四军 军部地址 变动（皖南事变前后）
云岭（1938年8月2日――1941年1月4日）
云岭新四军军部位于安徽省泾县罗里村。1938年8月2日，叶挺率新四军军部机关进驻云岭地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同驻云岭，项英于10月22日回到云岭。在此期间，新四军召开了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以及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39年3月23日周恩来到达云岭，代表中共中央向新四军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向敌后发展的方针。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抵达淮南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2月下旬，顾祝同命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湘为总指挥，秘密调集8万余人，包围皖南新四军部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撤离云岭。
盐城（1941年1月25日――1943年1月10日）
盐城新四军军部位于今江苏省盐城市建军西路126号，原为泰山庙。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并于25日在盐城正式成立新的军部。同年7月11日，为便于指挥反击日伪军的夏季大“扫荡”，新四军军部撤出盐城，先后移驻左家庄（今江苏省建湖县建湖镇）、刘家舍（今江苏省阜宁县南部）、陈集以及邻近的侉周庄（今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西南13公里处）、停翅港（今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西南17公里处）、单家港（今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西北20公里处），1942年3月20日重驻停翅港，12月25日撤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赴延安，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新四军军部建议，第五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