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陈伯达去世。关于陈伯达身后事是怎样安排和处理的，多年来一直鲜有文章报道。日前，《世纪》刊曾任陈伯达秘书的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文章，记述了陈伯达后事处理的前后经过。
陈伯达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阴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刚拿起碗吃饭，突然电话铃响了，他放下碗去接电话，听对方说完，他放下电话自语道：“怎么会呢？”
老伴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了几句。老伴说：“那你和王文耀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也正在吃饭。王保春一进门就急匆匆地说：“告诉你，陈老头去世了……”
王文耀一怔，忙问是何时去世的。王保春说：“是公安局的老萧刚来电话说的。不巧的是陈晓农（陈伯达之子）今天上午去石家庄看他母亲去了，只有张兰华在家。怎么这样突然，上个星期咱们去看他时，他身体、精神还挺好的。你快吃饭，完了咱们去一下。”
王文耀说：“不吃了，咱们走吧。”
我们俩一路紧着骑车，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见到了陈的儿媳妇张兰华和孩子。张兰华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着述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头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陈晓农走前，去陈屋里看过几次，想告别一下，可每次见陈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刚找出的毛裤放在陈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门走了。
陈起床后即连声说冷，一边问：晓农走了吗？张兰华说：他走了，他去您屋里几次，见您睡着，就没叫醒您。中午吃饭时，陈在过厅吃，张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忽听到过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接着咚的一声，张兰华赶紧过去，只见陈坐在椅子上，头歪在墙壁上，嘴里吐出食物，脸和嘴唇都发紫。
张兰华扶起陈的头，大声喊他，同时让孩子叫对门的老萧。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陈晓农。
周恩来、陈伯达、林彪
卫生站的大夫来后，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正准备打葡萄糖针，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已经没有血压了，再翻开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放大。陈大夫说没有救了，准备后事吧。 张兰华说，她当时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驻地派出所长等人，共同商量决定，先将老人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待陈晓农回来再商量办后事。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将陈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 听了张兰华的讲述之后，又去住在对门的公安局萧键家中，听他说了抢救陈的过程（他和张兰华讲述相同）。当天晚上8点15分，我们离开了陈宅。 将陈伯达去世情况告知领导同志 。因当初是中共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现在陈已经去世了，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因此我们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 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已是晚上9点钟了，他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这么晚了来，有些诧异。当我们将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他半晌没说话。呆了片刻，他慢声地问我们：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 他说：从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他还写了些东西吧？我们说：可能写了些东西，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而是从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不知写了些什么。 他转了话题说：告诉陈晓农，处理后事，不要提什么要求，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还是什么地方？家属可斟酌一下。家属都应通知到。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刘生了两个孩子吧？ 我们说：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还给周总理看过，不知算不算数。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 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受了惊吓，不敢再与陈联系。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经济状况。我们说：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250元。陈1958年以后的稿费，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还有两万多。听陈晓农说,这些稿费85年已发还了。这些钱加上累计的利息，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但小弟没要，让给了陈晓农。陈晓农工资低，张兰华为照顾陈，又留职停薪几年，经济较为拮据，发还稿费就好过些，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不停地让陈晓农给他买书，用去一些钱。 领导同志还问道：陈伯达那里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没有？ 我们说：没有几篇，他原来的书，连同他自己的著作，1971年抄家后一直没有发还。 领导同志说：他在延安时写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几本书，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他的《论谭嗣同》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们说：他一直想要这几本书，可是原有的书未发还，这几本书现在市场上又买不到，一般图书馆也不让借阅。我们只好从中央书记处政研室的图书馆给他借了几本，是批陈整风时编辑的，1974年印刷的，书名叫《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反动言论集》，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的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约编了20多个分册，是供大批判用的。我们借出了很少几册。陈看了目录以后很高兴。他说自己都收集不了这么全。 领导同志说：在延安写的怎么能说是反动言论？就是在白区写的也不能说成是反动言论呀！ 自从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后，天气一直很冷，阴雨不断。陈晓农说文史馆（陈伯达服刑期满以后，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一切要从简，现场不挂横幅，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可是陈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没有找到。时间很紧，陈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在此情况下，我们俩约陈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 9月25日在王保春家中，几个人按照文史馆向陈晓农交代的精神，商量决定：1．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的几位同志，自愿参加； 3．老人的外衣，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装； 4．送花圈、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 大家商量之后，马上分头准备。王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告诉他们遗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陈伯达平时不喜照相，旧的照片1971年抄家后没退还，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陈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 王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曹永和的帮助下，拼配修理了个旧相框，随即赶到陈家帮陈晓农装好遗像，并帮他准备了其他事项，夜里10时许才返回家。 9月28日早上，最先来到八宝山的王文耀等人打听到指定的告别室，是八宝山殡仪馆西边旁门内，编号第一的告别室，面积约有一间教室大小。前边一位告别仪式正在举行，待他们举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整理场地。这时北京市文史馆的人也来了。陈的遗体由陈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推到化妆室里排队。由于前边排队等待化妆的遗体不少，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地说了陈的名字，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让垫在陈的头下。 遗体修饰完后，耿军和陈钢帮着陈晓农到院子里找了两块合适的砖头，垫到陈的枕头下，换下了姚黎民的棉背心。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的旧中山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悼念陈健相先生。” 刘叔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陈晓农专送一个花圈，让陈晓农写上“健相安息”四个字。陈晓农一家送的花圈上写着：“亲爱的爸爸安息吧。”遗像上方的横幅位置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 告别室内气氛肃穆，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当长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张兰华节制不住，失声痛哭时，全场一片恸哭声。参加遗体告别的人中，有的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如走在最前面的史立德同志，他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就自己来了，并在留名册上签了名。2000年他去世后，我们从当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吕正操同志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曾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抗日战争中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 洪禹同志原准备与爱人叶茵一起来，因叶茵病重，只能自己来。洪禹告诉陈晓农，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特务受审查时，是陈伯达向毛泽东转交了他的申诉信，并促使毛亲自写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审查的人都得到解脱的。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已被收进《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洪禹郑重地代叶茵在留名册上签了名。洪禹同志1998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国改革报》刊有悼念他的文章。 还有三位远在外地的老同志，听到陈伯达的死讯，打来长途电话，托他们认识的同志代他们在留名册上签名，并给陈晓农发了唁电。 告别后，陈的遗体在他的儿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缓缓地从告别室送到火化炉旁，排队等待火化。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和一位帮助办理此事的同志谈及陈伯达，他讲，医院大夫问他怎么看陈，他答道：“我认为陈有功有过，功、过分开，他还是做了不少事的。” 陈伯达去世之后，1989年9月2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就进行了报道，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 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了一条消息：“陈伯达因病去世。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几天后，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