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5年前9月寫的文章,今天偶然翻出來看了一下,感慨萬分.非常明顯的有三點:中央的態度﹑香港政府的處理方式和國內民間的民族主義都有所差異,不大敢想未來的事態發展.)
香港市民在 “七﹒一”如期舉行遊行,在6小時的遊行期間由於天氣炎熱(66年來最熱的7月1日, 市區最高氣溫34.6℃)而有600多人不適外,沒有出現其它的意外;算是完滿地有機會表達大部份人的意愿.
據主辦單位的統計達53萬人參加遊行,香港警方的數字是20萬;目前仍沒有查證外電的說法,按估計應不少於40萬.在香港的遊行歷史的規模來說,排在第二或第三位.
從事製衣的王先生拖著4歲的女兒沚潼遊行,笑稱 “女兒一學會走路便帶她來”.他希望女兒可趁機感受一下社會氣氛, “我想我這一代,是沒有可能見到民主的香港了,但沚潼有機會,所以想她盡早明白何為民主”.不少港人大都抱著這樣的心情扶老攜幼的參加.
同是一天的同一個天空下,香港駐港部隊開放軍營讓市民參觀,吸引4萬多港人到訪.
在近60多年以來,香港的地理位置或大部份人均為1949年後到達香港或本土出生,故大部份人早已習慣遠離政治,一般僅在茶餘飯後之類的休閒時間評擊一下時事,遊行上街之類的盡是可免則免;如非有切身之通的感覺,恐怕有人送錢也未必愿置身其中.我自己也是幾次大遊行都沒有參與其中,身在外國之故;本地的遊行就參加過一次,其它的盡可以在公民投票上表達.
香港經濟之一厥不振,其地理條件是主因 – 絕大部份的生產原材料必需由國內供給,而原材料的價格又操縱在國內相關部門手上(有時需視國際的大環境及國內形勢的需要);在近25年間,香港的輕工業及加工業北移形成經濟的必須轉型;隨著國內的對外開放方針的轉變,其轉口的功能已大為削弱.這些都應是香港現政府應能預見到的情況;但不知是何緣故,董生及其領導的政府居然無所作為.
中央是承諾了 “五十年不變”及不干預香港政府的運作,但全球中對這一承諾抱有懷疑 – 畢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有過先例,另外加上新政府幾乎劃一由中央委派 – 這也是中央一直以來小心弈弈地處理香港關系的原因.
在1997年看香港的移交大典時,已大呼不妙了.那時連晚續夜的追看新聞,留下了近十盤三小時的錄影帶.我之所以大呼不妙,是看到新政府宣誓就職時,領頭宣誓的范徐麗泰穿著竟是當年國內女領導們流行的列宁裝.
但凡重要儀式中衣裝的選擇是第一要義,其次是談吐.在的范徐麗泰穿著中明顯地宣佈了自己的政治選擇趨向 – 即使沒有國內的干預,也將追隨國內的了.反觀陳方安生,一派超然獨立,也造就了她必然離職的結局.
香港在行政架構上承襲西方民主,但又順應東方人的特性,故而過往多能在經濟上化險為夷,在政治上逢凶化吉;例如廉政公署的成立,使70年代以前的官吏貪污等現像減到對社會損害最低(70年代,我就親眼看過警察在街上收規).從目前的情況看,這一較為合適香港的行政架構將一去不覆返了.這是近乎悲觀的想法,因為除非國內體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則是異數了.
說到廉政公署,當年成立時也引起政府內部貪污人員的反擊(例如警察上街遊行),故而在政策上曾作過讓步(在宣佈日起,貪污數目不大的公務員不予追究等),對社會穩定也曾作過犧牲,不過自此後就大虎小蠅均在掃蕩之列.國內則在80年代也有過同樣舉動,大概捅到高層去了,變成打的是代罪羊或小蚊小蠅,後來就不了了之.沒有法制的持續性及獨立性,法制只是空話.即使國務院一杆到底插下去處理的阜陽假奶粉,仍出現瞞上欺下的假罷官,便是明證.這麼一套,在香港的今天早已行不通了.
我是有點想不明白,香港不外乎是個人口不過千萬的城市(國內人口比它多的,有的是),何必在其政制上加上條條框框.既然承諾 “港人自治”,而大部份港人有直選的要求時,又何不順應民意?
換一個說法,給回香港一個民主直選的機會,大可作為國內政改的借鑑.無論好壞總有經驗可取,也不影響到國內目前的政制運作 – 畢竟是港人治港.就算壞到無可收拾的地步,中央完全有能力全面接管香港,又何樂而不為?
中國在目前真正缺乏的是完整的監督機制,既是人民的服務員,卻缺乏人民的監督,又是否說得過去?常見國內網站有言論所埋怨港人要求多多,實際上並不理解香港人並不希望破壞法制,僅是期待法制的完善.或者有日也是國內人民要求得到的.
在另一方面看, 香港市民和政府兩方面在這次遊行中表現的理性也可作為國內的參考.數十萬人的遊行過程中沒有出現過激的行為,一切在有序中進行,恐怕目前在國內任何一個城市都做不到 – 因為主辦者只有呼吁群眾參與及保障遊行和平進行的權利.
香港能否璨斕如昔,這邊廂已發出訴求,那邊廂如何回應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