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a Ucini [意大利]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1942年因发表《局外人》成名，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因车祸逝世。代表作还有小说《鼠疫》《反抗者》，随笔《西西弗神话》，剧本《卡利古拉》等。
多数人熟悉加缪，是从《局外人》开始。从默尔索得知母亲去世的那个简单又克制的开篇，人们走入加缪的“荒诞主义”世界，走入人与世界疏离的状态中。自此，人们开始探知加缪的冷静与悲观，热情与审慎。
在加缪的作品中，有近乎冷漠的荒诞，有义无反顾的对抗，同时，也溢满他对生活与爱的眷恋。在《生之爱》中，他写到：“对我来说，我希望爱，就像别人希望哭一样。我觉得我的睡眠的每一个小时都朝着生活飞逝……”他一生清贫，却对生活满怀热枕，他看到世界最深刻的绝望，却报之以最深切的热情。正是这样的加缪，值得人们怀念。
作者：加缪 [法]
没有咖啡馆，没有报纸，很难旅行。一张用我们的语言印的纸，一个晚上我们试图接触男人的地方，使得我们可以用亲切的举动模仿家里的我们，模仿一离开家就变得如此陌生的我们。因为旅行的代价，乃是恐惧。它在我们心中粉碎了某种内在的布景。不再可能欺骗了——在办公室和工地的时间内戴上面具（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这些时间，而这些时间如此可靠地使我们不再受离群索居之苦）。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想写小说，其中主人公会说：“如果没有坐办公室的时间，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旅行剥夺了这个庇护所。
远离我们的亲人，远离我们的语言，离开了我们的一切支撑，失去了我们的面具（人们不知道电车的价钱，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完全浮上了我们的表面。而在我们感到病态的灵魂的同时，我们又给予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所具有的奇迹的价值。一个什么也不想的跳舞的女人，桌子上的一瓶酒，从窗帘后面就能看见：每一种形象都成了一种象征。仿佛生活全部地在其中反映出来，只要我们的生活这个时候被概括了。
……
毫无疑问，我对于帕尔玛的咖啡馆的激动来源于此。但是，相反，在中午，在大教堂的没有人的区里，在有着清凉的院子的古老宫殿里，在荡漾着阴凉的香水味的街道上，给我印象深刻的念头是某种“缓慢”。在屋顶的观景楼上，是一些纹丝不动的老妇人。沿着房子走，在满是绿树和圆而灰色的柱子的院子里驻足，我消失在这种寂静的气味中，我失去了界限，只剩下我的脚步的声音或者鸟的飞翔，我只在阳光照耀下的高墙上看见其阴影。
我长时间地流连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哥特式小修道院里。院子里，夹竹桃，淡紫花牡荆，一口井围着熟铁的栏杆，从那上面垂下一把长长的生了锈的金属勺子。过路的人用它喝水。有时候，我还想起那勺子落在井石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然而，并非这个修道院告诉我生之甜蜜。在鸽子翅膀的干燥的拍打中，寂静突然蜷缩在花园之中，在孤独的井链的摩擦声中，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然而亲切的滋味。……美好的金色阳光柔和适意，把修道院的黄色石头照得暖暖的。一个女人在井里打水。一个小时之后，一分钟之后，一秒钟之后，也许是现在，一切都可能崩溃。然而，奇迹在继续。世界生生不息、腼腆、反讽和谨慎。一种平衡还在继续，由于担心它自己的结局而变得五颜六色。
这就是我对生活的全部的爱：可能对我将要失去的东西的一种沉默的激情，一种火焰下的苦涩。我钦佩人们可以在地中海沿岸找到生活的确实性和准则，人们由此满足了他的理性，证实了乐观主义和社会意义。因为最后使我产生强烈之印象的，不是按照人的尺寸造成的世界，而是世界在人的身上开了又合。不，如果这些地方的语言与我身上深深地回响的东西相和的话，不是因为它回答了我的问题，而是它使这些问题归于无用。不是感激的行动可以使我说话，而是纳达只能出生在阳光灿烂的景物之前。没有生之绝望就没有生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