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聂华苓的母亲在汉口。这个出嫁后才知道丈夫已有妻室的女子，沉恨细思，含屈却潇洒。
前一年母亲生了弟弟。爷爷取名汉仲。他出生那天，家里可真热闹。早上醒来，听见楼梯上咚、咚的脚步声。李妈说：快起来，你要得弟弟啦，接生婆来了，老太爷在堂屋里准备谢祖呢。我跑到母亲房门口，门已经关上了，只有奶奶和接生婆在房里。母亲一阵一阵哀叫，我害怕她会死，站在门外哭，一面捶门大叫：我要姆妈!我要姆妈!爷爷走过来，举起拐杖：你再闹，我就打!就在那当口，婴儿哇的一声，母亲也安静了。我也不敢哭了，站在她房门外等。奶奶打开房门，微笑着往堂屋走，对爷爷说：点蜡烛烧香吧，谢祖宗保佑，又得了个孙子。父亲得到消息，从办公厅回家。他没进房去看母亲和儿子，径直走进书房，又在他那一叠一叠小抽屉的大书桌上，用他那把刷子笔刷出杯口一样大的字。大人说：生产女人的血有邪气，男人沾不得的。爷爷特地请武汉有名的星相家李少庵为汉仲算命。根据汉仲的生辰八字，李少庵说得爷爷拍桌叫好。汉仲是壬骑龙背的八字，安邦定国，官至一品。第二年汉仲满周岁那天，家里大宴宾客。堂屋八仙桌上供着祖宗牌位，一对大红烛在古铜烛台上燃着两道金光，古铜香炉里的檀香，细细一线绕呀绕的，绕香了满屋。堂屋正中间一张大桌上铺着大红毡毯，摆满了抓周的东西：文房四宝，论语诗经，玩具刀枪宝剑，银元金币，大大小小鸡血石印章，锦缎盒里的汉玉印泥盒，绞麻花金链子，长命富贵金锁片，线春小袍子，花缎小马褂。客人围着桌子站了几圈谈笑。婴儿坐在桌子正中间，母亲在一旁扶着他。婴儿一坐上桌就乐了，挥动小手，要抓宝剑，抓不住。母亲说：好，要当总司令。他抓住一块银大洋，往嘴里喂。母亲夺过银洋，笑着说：不行，不行，发财也要命呀。婴儿又抓鸡血印石。好，掌印的人。他又抓《论语》，抓起来就要撕，母亲抢过书说：爷爷的宝贝呀，撕不得。他又抓起一枝羊毫毛笔。好，有了红楼梦，你就写青楼梦吧，母亲笑着说。有人问：青楼，有意思，有意思，红楼梦好不好看?哎呀，写一些乱七八糟男女的事，千万不要看。有人回答。 
抗战期间，聂家听舅舅 (前右二)的建议到三斗坪外婆家避难。这是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回到汉口，与亲戚们的合影。前排左一为聂华苓的母亲。后排中为聂华苓与第一任丈夫王正路，两人当时都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
1929年，我家从汉口旧俄租界搬到日租界。桂系瓦解，警方大捕桂系分子，有的执行枪决。日租界成了政治避难地。我家在大和街尽头。一大片荒草隔开“铁路外”，那就是平汉铁路以外的贫民区。爷爷，奶奶，父亲，他的两个妻子，两群儿女，三代两室同堂。房子虽大，也挤得人不自在。牵牵绊绊，你躲我，我躲你。不躲的时候，暴风雨就要来了。西式洋房，镂花铁门。就是在夏天，也是冷清清的。灰色围墙堵得人要跑出去，跑到哪儿去呢?不知道，无论哪个地方都比我的家好。墙角孤单单的一棵梧桐树，夏天树上吱——吱——一声声蝉叫，叫得日子更长了。一个女人在街上拚命大喊：挑——呀——牙虫呀——!算命瞎子咿咿呀呀拉着胡琴。磨剪刀的癞子在后门口，呱嗒呱嗒打着一串小铜片，没人理他，打着铜片走了。货郎儿打着拨浪鼓得楞得楞响来又响远了。天井里一个大肚子陶瓷水缸里，永远有几条喜头鱼游来游去，逃脱不了厨子杨宝三的大菜刀。小脚江婆坐在天井树阴下纳鞋底，用一根大针和手搓的麻线，在一层层粗布糊成的鞋底上扎出整齐的菱形图案。龅牙张德三在天井阴凉里，拿着一把大芭蕉扇，扇着躺在竹床上的汉仲，哄他睡午觉，唱起小小子，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要媳妇干吗，缝衣补袜，点灯说话儿，吹了灯打喳喳。后门口来了个讨饭的女人，一块破旧的蓝布兜着背上睡着的婴儿，伸出手里的破碗：行行好吧，残菜残饭，赏一点吧，多福多寿。杨宝三在厨房里咬牙切齿咚咚剁肉，拿了一钵子剩菜剩饭给她，一面关门说：好啦，好啦，走吧，再……再来就……就没有了。也许就在那当口，火车的汽笛在天边细细叫起来了。我家对面有一排小红砖房子。有家人家姓黄。一夫一妻，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多想要那样一个简单快乐的小家庭。大女儿大我一岁，小女儿小我一岁，缺一颗门牙，笑起来用手捂着嘴。我不理她们的哥哥。他也瞧不起小女孩。我们三个女孩子在一起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杨宝三杀鸡，拣最好看的鸡毛，洗干净，晾干了给我。我早存了一块块花布，拣一块厚厚的，包上一个铜钱，插上一根根长短合适的鸡毛，太短了，毽子踢不起来，太长了，又太重。踢毽子可以耍花样，前踢，后踢，前后踢，左踢，右踢，左右踢，毽子落在脸蛋上，落在头顶。最好玩的是养蚕了。彩色锡光纸包着硬纸盒，铺上绿油油的桑叶，那就是小蚕的家了。我们每天盯着蚕长大。三个女孩比赛谁的蚕大，谁的蚕肥。蚕吐茧了，那是最有趣的时候。雪白、桃红、天青、水蓝、翠绿各种色彩的茧。女孩们开始交易了。红的交换蓝的，白的交换绿的。不等蚕破茧，便细心抽出蚕丝，轻轻绕在一块小纸板上，再从纸板上取下来，做成扣花呀，发簪呀，书签呀。我们每人有一个连环戒指，一个圆圈圈，套着五个奇形怪状的小圈圈，由一根细丝连着，拼成一个戒指，拆开来再拼拢，就要心细手巧。我们比赛谁拼得快，和赛跑一样兴奋。两个女孩的哥哥呢，一天到晚看连环画。他家巷口有个租书摊子，他看一套，换一套，七侠五义，薛丁山征西，五剑十八义，封神榜，孙悟空。他捧着一套一套连环画回家，很有学问的样子。我家和黄家相对，显得阴惨惨的。父亲不大说话。我没看见他笑过。他好像总在逃，逃政治的迫害，逃家庭的压力，逃爷爷的唠叨，逃两个妻子的争斗。两个妻子的房，隔一条走道，他从没越过走道，永远在母亲房里。母亲在他面前总占点儿上风。父亲另一个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她脚小身子重，太重了，那双裹着的小脚负担不起了，随时要倒下的样子。她和母亲从没说过话。看她慢腾腾走来了，我就跑。她说：跑，我又不吃你!大哥是长子，一家上下都对他特别优待，尤其是爷爷。他以大少爷自居，处处表现大少爷的威风。母亲灵巧解人，对他不即不离，只要他不过分，尽量迎合他的意思，倒也相安无事。他看到我，就狠狠骂一句：死丫头!我家半圆形的阳台，就是我的戏园子。我天天在那儿看戏，可比大舞台咿咿哎哎唱的戏好看。我们的房子在日租界最后一个十字街口。爷爷教过我：写字，手抬平，背挺直，笔画有先后，写十字，先写一横，再写一竖。街口那十字，横的一头是舞厅，竖的一头是妓院。太阳在铁路外落下去了。天一黑，那十字一横一竖的头上就亮起了一闪一闪的彩虹灯。十字街口的灯也亮了，那儿的灯比其他街头都亮一些，就像舞台的照明灯。我站在黑色镂花铁栏杆前，看着一个个穿和服的女人蹬着木屐呱嗒呱嗒走进舞厅。一辆辆汽车在舞厅门前停下，中国人，西洋人，日本人，有成双成对的，也有单身男人。女人各式各样的装扮最打眼：洒彩色亮片的西式裙装，插在耳鬓的碎钻簪子，雪白的毛披肩，金丝绒的黑斗篷，沿着水蛇腰溜下去的盘花高领长旗袍。舞厅里的女人唱起来了。日本女人幽幽怨怨的歌声，叫人想到无母的孤儿，无家的孩子，就像“小白菜”那样的歌。她们好像也是受欺侮的人。舞厅里灯光暗了，乐队奏起蓬嚓嚓欢乐的曲子。十字街头灯光下，另一出戏上演了。三三两两的高丽妓女，头发挽在脑后，露出粉白的脸，唧唧哇哇边走边谈，走到十字路口，等旧情人，等新顾客。不论是新还是旧，男人走过来，她们都会深深弯腰行礼，两手向前搭在腿上，嘴里不断说着什么，大概是谢谢光临那一类的话吧。搂着妓女向妓院走的，有醉醺醺的日本水兵，也有穿西装的日本平民。水兵高声唱歌，大叫大嚷，听起来像骂人。那时候，我高高站在阳台上，觉得很安全。日本水兵来了，有父亲挡着。我看到日本水兵就害怕。十字街头的戏还没完呐。清早，只要来得及，在我上学之前，就到阳台上去看看。十字街口的妓女变样了，头发披下来，好像没有睡觉，浑身无力的样子，对男人点点头，招招手，也不弯腰行礼了。那些高丽妓女有家吗?有父母吗?为什么到汉口来给日本水兵搂搂抱抱呢?母亲逼着我去上学，读汉口市立六小一年级。我每天早上赖在床上。母亲把我从被子里拖起来。坐起，下床，穿袜，穿衣，穿鞋，洗脸，漱嘴，吃早点，拿书包，走出门，上黄包车，每一个动作，我都故意刁难，胡搅蛮缠。江婆拿来白袜子，我要黑袜子。洗脸水太烫，加点冷水吧，又太凉。荷包蛋太嫩，再煎一下吧，又太老。书包呢?不晓得放在哪里?我也不喜欢在家做功课。晚上趴在灯下做算术，只因为在学校看见老师扬起竹鞭子，啪啪打在一个男生的手板上，他哎哟一下，搓搓手心，又是一鞭子。他的罪过是没交算术题。我也害怕那比我高一个头的班长。她看见我的好东西就要，描花铅笔盒，五彩蜡笔，花木兰的连环画，全奉献给她了。母亲说我在家里是没笼头的马，出了门就成了吃亏的哑巴。磨到小学三年级，我就喜欢上学了，只因为我喜欢教国文的级任老师。他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清瘦的个头，一身灰布长衫，走起路来，一手提起一边衣衩。后来读到徐志摩的诗“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想到那位潇洒的老师。他也喜欢我，课外看到我，一根指头点点我的鼻尖，在堂上讲课，望着我的神情，就像是专为我讲的。他问：懂了吗?我点点头，他笑笑。我的作文好起来了，他常要我在班上念给同学听。他一直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男人形象。
1932年，聂华苓 (右)在汉口市立六小三年级时和同学毛慧贞合影。两人“一本正经”照张相，只为表示友谊长存，但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0年巴金在寓所会见美籍作家聂华苓和她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聂华苓是我最早结识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也是最早从美国回来访问的一位作家。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拨乱反正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返美后，她很快出版了一本写大陆之行的初始印象的散文集《三十年后》。从她1949年离开大陆直到重踏故土，相距整整三十年。归国期间，她重返家乡和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并结识了一些当时文学界的风云人物。无论是写景色，还是人物，她的笔下都满溢着兴奋和感慨。可以说她是以作家之笔向海外介绍与外界隔绝了三十年的故国家园的第一人。在这本书中还配置了不少照片(这在当时大陆出版物中是少见的)，图文并茂地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神秘的世界。她第一次回国时没有来上海。我是在她1980年第二次和安格尔回来时，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型座谈会上见到她的。当时我已读过她在台湾、香港出版的一些作品，如短篇集《台湾轶事》、长篇《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以及刚刚问世的《三十年后》。她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我觉得都散发着一种沧桑感，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沉重的人生感悟。然而，相见之下，却看到在高大魁梧的安格尔身旁依偎着的是一位娇小玲珑，笑容灿烂的美丽女子。这大出我意料之外。作品的风格与作者的外貌之间反差之大，在我所接触到的海外作家中，聂华苓是第一人。她(他)们到底是在外面无拘无束惯了，用不着压抑自己、掩饰自己什么，可以任凭本性自然流露，因而从他们的作品中大抵可以了解作者的某些性格特点，比如於梨华、陈若曦的快人快语，龙应台的尖锐泼辣，施叔青的浪漫，李昂的强悍，白先勇的温雅蕴藉，陈映真的执着无畏，李黎的力求完美……而聂华苓则耐人寻思。整个八十年代，她几乎每一两年就要回来一次。她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她和安格尔共同创办的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作家。在国际上她首先提供给中国作家到美国进行较长时间交流访问的机会。公务之余，她当然也进行参观游览。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两次回来时，无论是参观上海新面貌，还是去云南，走丝绸之路，她都兴致勃勃。但是她更爱会友聊天。老同学、老朋友自不必说，她还愿意结识新起的年轻作家。这大概是作家天性，她首先关注的是人。每次她来，我们更多的时间大概都花在聊天上，天南海北，远事近闻，从国外到国内，从童年到目前，随兴之所至无所不谈。于是，我逐渐了解了她的经历。原来我从她作品中所得到的信息还是不错的。她的人生道路确是大起大落崎岖多变，她的前半生堪称坎坷曲折。幼时她就没享受到受宠娇女的快乐。其原因倒不是出于物质的匮乏贫困——从她那雍容的气度就可看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家世背景的滋养，那是造就不出来的，而是出于精神上的压抑。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而且有两房妻子，虽然他曾受过新式教育，却似乎还是秉承了某些旧军人作风，尽管她的母亲是他所爱，但他在孩子们面前永远不苟言笑，徒有威严而少温情。特别是在她们这一房回归大家庭之后，上有重男轻女、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中有父亲的另一位缠足又不识字的妻子，同辈又有异母的恃宠而骄的“长子长孙”。尽管屋宇阔大，仆从众多，生活优裕，但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使她从小就得忍受重重约束。只有混迹于仆人群中，她的活泼天性才能得到释放。即使如此，她的父亲也没等到她长大成人就在内战中死去。和母亲分忧的担子就落到她身上。家道中落后所遭遇的种种人情冷暖可想而知。读大学，恋爱结婚，据熟悉她的朋友说，她的如意郎君是位学问既佳(同校政治系的高材生)、又风度翩翩的大家子弟。原该是柳暗花明，幸福到来。不想这位公子却是个经不起风雨的大少爷。当他们拖老带小全家迁往台湾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从未遭受过的生活压力，他很快就颓唐沉沦精神崩溃了。他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整个担子落到聂华苓的肩上。她在承受这副沉重的担子的同时，还得承受对于丈夫的失望的精神打击。这还不算，她又卷入了台湾有名的《自由中国》事件，她所安身立命的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杂志被查封了。这不仅在精神上再次给她几乎致命的一击，而且经济上也几乎将她推入绝境。……每听她回忆那段起伏跌宕的日子里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望着她明媚的脸上所布满的阳光一点点黯淡下去的表情，我真觉得命运对她够残酷的。命运是不是有意地在励其心志?没有这些曲折的经历，她怎么能够对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有那么深的了解?她怎么能够对旧家子弟出身的某些软弱的知识分子有那么深的认识?怎么能对1949年的国事变动，对于从大陆去台湾的低层公务人员、老兵、平民百姓的心情有那么深的体会?有了这些经历，才会有《台湾轶事》、《失去的金铃子》，才会有《桑青与桃红》，才会有对桃红的鼹鼠般潜伏于暗无天日的阁楼中、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状态的深刻描写。她从小的生活就与整个社会相关联，她的前半生始终与社会变动相关联。这就是她这些作品的来历。六十年代安格尔的出现是她生活的一大转折。苦尽甘来，她和安格尔的相爱、相知、终于得以相守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种族的差异，婚姻的状况——当时安格尔还没有了结他的名存实亡的婚姻，而在六十年代，离婚在美国也需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都形成一道道屏障。而她，携带幼女跋山涉水来到他乡，不仅是他乡，还是异国，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是她的生活毕竟出现了希望。她先是进了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文学，1967年她与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直到1971年两人才如愿以偿地结了婚。尽管一波三折，凭着两个人不渝的真情，凭着聂华苓的聪颖的资质和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走出了阴影。对于聂华苓来说，她是走出了婚姻和事业的双重阴影，她找到了终身的归宿。不但获得了完满的家庭的幸福，而且和安格尔创办了共同的事业。她终于摆脱了那块是非之地。从旁看来，这项工作有意思得多了，活动的空间也宽广多了。八十年代初，大陆作家到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交流访问，首先是由“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聂华苓沉睡多年的本性得以复，被压抑多年的才干得以发挥。快乐、幸福、成就感使她精神和容颜同时焕发。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笑语不断神采飞扬的聂华苓。1991年安格尔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聂华苓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用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来形容也不为过。不过在对于安格尔的爱的支持之下，她终于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她用笔承续他们未了的情缘。于是有了《鹿园情事》。
1997年出版的《鹿园情事》，以充满感情而又摇曳多姿的笔调回忆了她与安格尔共度的三十年的幸福时光。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聂华苓如何从压抑的前半生转到截然不同的后半世。但这本书仅止于写她和安格尔的共同生活。她的读者对她的曲折的前半生也饶有兴趣。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聂华苓。今春伊始，得知她的回忆录《三生三世》开始陆续发表。我还未及窥及全豹。但我已看到这本回忆录是从写她眼中的祖父开始的。想来这三生三世指的并不是聂家的祖孙三代，虽然其中写到了她的祖父和父亲，而是她个人一生中的三个阶段，三次“转世”。本期《收获》刊登的是她在武汉的一段童年生活。由此不仅可以约略地看到她童年的家庭环境，还可了解她后来成为作家的条件：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又十分敏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生活中的快乐与不快乐都成为她后来写作的资源。童年记忆，童年的丰富经历对于作家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那些坎坷日子的记忆，在经历过时间的过滤，特别是经历过人生幸福的今天再重新处理，就都化成了丰富多彩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