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篇第一句话说起
一一一二评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钟馗再世
张戎之流在她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正文第一页的第一句话，也就是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民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的统治者，"这段话只写到此为止，再没有下文。接下来便介绍毛泽东的出年月日、出生地和家庭等等情况。我们现在先只来看这第一句话。张戎之流在写这第一句话时，没作任何说明，这"至少七千万人的死亡"来源没说明，是不是亲身经历眼见，也没说明，只说在"和平时期死亡"。人的死亡有两种情况：一是正常死亡，如生老病死；二是非正常死亡，如战争死亡、被车撞死、溺水而死、饿死、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等等。既然是和平时期死亡，那么战争的死亡便可排除在外。那么这"导致至少七千万的人死亡"，是怎么死的呢？张戎之流也没作任何的说明。是她亲历眼见吗？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史学界通常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个时间段称为"毛泽东时代"。张戎1952年出生，在毛泽东时代还是个婴儿、儿童、少年、青年，她大约还不能亲历眼见"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民的死亡"吧？那么是道听途说?或是在哪个报刊、手册、年鉴上看到的?张戎之流当然也说不出。这说明"导致至少七千万人死亡"的数字，是无根无据的，完全是假的、是编造的、是捏造的!当然张戎之流甚至还可以捏造出“至少八千万、至少九千万、至少一亿多"等等。
其实，张戎之流的捏造并不新鲜，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些所谓的精英和反毛分子，就毫无事实根据地捏造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谣言，曾迷惑、欺骗过一些人，但正直的网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撰文对那些谣言作了有力的反驳。至今网上经常还可以看到此类反驳文章。张戎跟那些反毛分子和所谓精英是同类，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狠、更恶毒、更丑恶、也更可悲而已！
实际上，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的总量年年都在增长。死亡率虽然每年稍有变化，但变化不大，死亡率总的看还是比较小的；虽有小的波动，但还是呈下降的趋势。 请看下表：
1949-2003年中国大陆历年人口数据（1949年以来）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万人） （‰） （‰） （‰）
1949 54167 36.00 20.00 16.00
1950 55196 37.00 18.00 19.00
1951 56300 37.80 17.80 20.00
1952 57482 37.99 17.00 20.99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8.19 13.18 25.00
1955 61465 32.18 12.28 19.90
1956 62780 33.67 11.40 21.39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1965 72538 38.42 9.50 28.92
1966 74206 31.82 8.83 22.99
1967 76032 33.04 8.43 24.61
1968 78198 36.70 8.21 28.49
1969 80335 35.35 8.03 27.32
1970 82542 35.07 7.60 27.47
1971 84779 34.42 7.32 27.10
1972 86727 30.59 7.61 22.98
1973 88761 30.49 7.04 23.45
1974 90409 25.91 7.34 18.57
1975 91970 24.59 7.32 17.27
1976 93267 21.35. 7.25 14.10
1977 94774 23.03 6.87 16.16
1978 96159 20.86 6.25 14.61
1979 97542 20.59 6.21 14.38
1980 98705 18.26 6.34 11.92
1981 100072 20.21 6.36 13.85
1982 101654 22.28 6.60 15.68
1983 103008 20.19 6.90 13.29
1984 104357 19.90 6.82 13.08
1985 105851 21.04 6.78 14.26
1986 107507 22.43 6.86 15.57
1987 109300 23.33 6.72 16.61
1988 111026 22.37 6.64 15.73
1989 112704 21.58 6.54 15.04
1990 114333 21.06 6.67 14.39
1991 115823 19.68 6.70 12.98
1992 117171 18.24 6.64 11.60
1993 118517 18.09 6.64 11.45
1994 119850 17.70 6.49 11.21
1995 121121 17.12 6.57 10.55
1996 122389 16.98 6.56 10.42
1997 123626 16.57 6.51 10.06
1998 124761 15.64 6.50 9.14
1999 125786 14.64 6.46 8.18
2000 126743 14.03 6.45 7.58
2001 127627 13.38 6.43 6.95
2002 128453 12.86 6.41 6.45
2003 129227 12.41 6.40 6.01
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说明： １、1949―1956年人口总数根据《统计工作》1957年第11期提供的总人口数据（ 各年人口都是年底数，没有包含台湾省、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其中：1954年底总人口为60,172万人，调整到60,266万人；1956年底总人口为62,780万人，使用此数据。２、1962―1976年人口总数根据《半月谈》编辑部编《时事资料手册(198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第一版，第179页)，《建国以来历年人口统计表》的总人口数（各年人口都是年底数，没有包含台湾省、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３、1979―2000年人口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表4-1 《人口数及构成》中年底总人口数（各年人口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数据, 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人口数据）。４、2001― 2003年人口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2002、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年末总人口数（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人口数据）。５、1954年人口总数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3年中国人口密度》和《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其分别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54年末人口总数为60,266万人，采用此数据。该人口数与《统计工作》1957年第11期提供的1954年总人口60,172万人，不一致，而采用60,266万人与相关的自然增长率基本一致。 ６、1957―1959年人口总数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提供的三年自然增长率1957 年23.23‰、1958年17.24‰、1959年10.19‰和1956年62,780万人，计算得到1957年64238万人、1958年65346万人、1959年66012万 人。 ７、1960年人口总数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和《半月谈》编辑部编《时事资料手册》（198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第一版，第179页)，《建国以来历年人口统计表》，两者均给出1960年总人口为66,207万人。 ８、1961年人口总数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的1961年自然增长率3.78‰，1960年总人口为66,207万人，计算得到1961年66457万人。 ９、1977、1978年人口总数，根据《半月谈》编辑部编《时事资料手册》（198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第一版，第179页)，《建国以来历年人口统计表》，1977年94,524万人，1978年95,809万人，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中1977年94,974万人，1978年96,259万人，分别比前者两年的人口数各多出45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表4-1 《人口数及构成》中，1978年96,259万人，也比95,809万人多出450万人。其实这种差距，1979年97542―97092=450万人,1980年98705―98255=450万人。考虑到 这个时期计划生育中大量隐瞒出生“黑户口”突出的问题，把1977、1978年这两年人口总数折中为1977年94774万人（即94524＋250=94774万人）、1978年96159万人（即95809＋350万人）。这样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就顺畅了。 １０、2004年人口 总数为国家统计局预测2004年1月6日的大陆人口总数达到13亿人。 １1、五次人 口普查。 ⑴、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截止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含大陆港澳台人口），其中28个省、市、自治区为为58260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男子占58.92%，女子占48.18％，100岁以上的有3384人，最高年龄为155岁 。 ⑵、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截止1964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万人，其中28个省、市、自治区为69,458万人，性别比为105.5，港澳台和国外华侨为2,849万人。 ⑶、第三次人口普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截止1982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为100391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性别比为106.3。⑷、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1990年7月1日0时，全国人口为113368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性别比为106.6。⑸、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2000年11月1日0时，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性别比为106.7。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678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44万人，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为2228万人。历次人口普查为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和全面准确的数据，当然各次人口普查质量并不都很乐观。而各次普查之间的人口数据主要依据户口登记、出生登记和死亡登记来统计上报汇总等。但是这其中有相当的疏漏和误差。特别是正规人口普查和身份户籍登记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很多数据就是靠历史人口数据相互推算以及核实比较而得到的。
从上表及其说明，可以看出，中国建国以来，也就是1949年至2003年，中国大陆历年来人口的统计数据，是有根有据的，统计是比较科学、比较可信的。当然人口的统计早期受正规人口普查和身份户籍登记制度没建立的限制，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但建国后的年代，还是人口的总量增长得最多、最快的年代。从1949年到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这27年间，总人口就增加了将近4亿，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千4百多万。而人口的死亡率变化也不大，死亡率是以千分之几计算的，跟建国前相比较，建国后已经很小、很小的了，而且逐年都在减少。特别是毛泽东时代，跟建国前相比，人口增加最快，从建国前的4亿多増加到1976年的9亿多。二十多年间，人口就增加了将近五个亿，达一倍多。人的平均寿命也增长的很快，由建国前的平均寿命36岁，到1976年平均寿命就增长至65岁。这样巨大的变化，主要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坐大山一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人民获得了解放，生活稳定并得了一定的改善，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张戎之流所谓的"导致至少七千万人死亡"，以及那些反毛分子和所谓精英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是捏造的、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其目的是妄图抹黑毛泽东、损害毛泽东的伟大光辉形象。
张戎这个婢妾还在《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3页胡说什么"毛跟老师的关系不怎么好。十岁时他从学校逃走说老师要求苛刻，粗暴严厉。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请高明＇"这显然是编造出来的谎话。伟人就是伟人，从小就有非凡的表现。毛泽东小时候在乡村办的私塾学习，天资聪颖。从1902年春，毛泽东8岁起，曾在韶山的南岸私塾、关公桥私塾、桥头湾私塾、钟家湾私塾、井湾里私塾、乌龟井私塾读过，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师先后有邹春培、毛咏生、周少希、毛宇居、毛简臣、毛麓钟。毛泽东前后一共读了六年私塾(中间曾停学过两年半在家务农)。在此期间，毛泽东从《百家姓》、《三字经》学起，先后读了《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易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史记》、《汉书》等。虽然毛泽东对这些经书不怎么喜欢，但是由于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再加上读书时极其认真、过目不忘，这六年的私塾学习为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这些经书里的名言、警句、故事，他都能够背诵、理解，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对这六年的私塾生活，毛泽东后来作过这样的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在私塾的六年里，除了续完这些书，毛泽东还读了《增广贤文》等等书，学会了查阅《康熙字典》。
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学习情况时，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108页)
当然，毛泽东小时候和所有的稚童一样，是比较调皮、淘气的。但很多时候，毛泽东的调皮、淘气却显露出了他的不同寻常的智慧和聪明、显露出了他的灵性和机智。例如，在毛宇居为师的私塾学习时，毛泽东常用一本《诗经》摆在课桌上做掩护，把一本《水浒全传》压在下面。老师没有来，他就聚精会神地看小说；老师到了，他就看《诗经》。有一天，毛宇居走近时，毛泽东还在津津有味地看小说，没有发觉老师。毛宇居一手夺过《水浒全传》，一手拖着他走出教室，让他在天井旁边罚站。
毛宇居知道罚背书难不倒毛泽东，就指着院中央的天井，严厉地说："我要你以`天井＇为题做一首诗。如若做不出来，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
毛泽东绕着天井转了两圈，只见天井里，清澈见底，卵石片片；几条溪沟里抓来的鱼，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游动。于是，他沉思片刻，颂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毛宇居听出了毛泽东的这首"赞井"诗隐含批评他的教学方法的意思，但深感他才智敏捷，讲得又有道理，不仅没有整他，还赞叹不已："奇才，奇才！真是奇才!"(上述例子摘自唐振南、周仁秀著，《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44、45页)
确实，才十来岁的少年便能即景吟诗，写出这么富有寓意的好诗，实属不易、难得，堪称是神童。所以毛宇居跟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说："石三伢子(毛泽东的乳名)既调皮又诚实，资质好，可深造。应该送他去多读几年书。"
还有一次，那是在毛简臣为师的私塾学习时，有一天，毛简臣的夫人在私塾的前坪晒了一盘盐姜(湖南农家用生姜自制的美味姜菜)，被同学们偷吃了。第二天，她又晒一盘盐姜放在屋顶上，并对同学们说："你们再也拿不到手了。"毛泽东逗趣说："我就能拿到。"他抓来了一只螳螂，用一根很长的线拴在螳螂的脚，将它抛到放盐姜盘子里，利用螳螂的前腿夾住盐姜的机会，将盐姜吊出来，分给同学们吃。毛简臣发现后，不但没有批评毛泽东，而且赞叹道："你真会动脑子，什么事也难不倒你。"(此例摘自唐振南、周仁芳著，《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49页)
毛泽东小时候，读私塾六年，虽然对一些老师的教学方法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也有排斥的表现，甚至比较顽皮，但凡教过他的老师都觉得毛泽东的才智非同寻常。教过毛泽东的第一任私塾老师邹培春曾对毛泽东的母亲说："石三牙子(毛泽东的乳名)有些特殊，我的墨水少了，免得延误他。"
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私塾老师。毛麓钟对毛泽东非常器重，布置他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还指导他读些时论与新书。毛泽东对老师指教的书，都认真学习；老师没有布置的相关书，他也找来阅读，分析归纳，举一反三，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对此，毛麓钟特别高兴，常跟毛泽东的父亲说："润之(毛泽东)有超群的领悟力和非凡的记忆力。他读《史记》、《汉书》、《通鉴纲目》，不仅读得懂，而且有独特见解。你应该让他多读书，到外地深造。"
由此可见，张戎之流在《鲜为人知的故事》第3页上所说的，完全是对少儿时期的毛泽东的的污蔑、诽谤!
同样在《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笫3页，张戎这个婢妾还说:"贻昌付学费让儿子上学，希望儿子起码能给家里记帐，而这正是毛所讨厌的。终生他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
毛泽东"终生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吗？
我们来看看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的葛长根教授是怎么说的。葛教授精读毛泽东著作，写了《心中有"数"的毛泽东》一文。文中除了对毛泽东"数字入诗"举了几个实例之外，还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作精确的统计，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诗词中，"数字入诗"所占比例居然高达83.58%。葛教授指出，这些数字、数据，是毛泽东胸中有"数"的直接表现。
葛教授写道："毛泽东的的胸中有‘数′更多地展现在他的著作中，那些数字跟他青少年时期记录在家庭账簿上的收支一样，都是实打实的数据。根据公开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八卷)》，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分折：《毛泽东选集》收录158篇文章，《毛泽东文集》收录803篇文章，共计961篇。其中，用数字指导工作或阐明道理，即胸中有′数’的文章471篇，占比49.010%；如果从961篇文章中减去170篇电报、通讯、信件、祝词等这些简短的文章，胸中有"数"的文章就占59.55%，也即六成，可谓很高。特别是前期指导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文章用数字摆事实、讲道理成为行文的一大特色，真可谓`无数字不文章′"。
毛泽东小时候在家常帮他父亲记账，到高小、师范学校又学了算术、数学等课程。后来他不仅心中有"数"，而且在数字的运用上能够做到运用自如、恰到好处。用数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令人心服口服。
例如，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一文中，就用数字充分有力地说明了当年苏区扩大红军队伍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大数量的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除一切強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八十。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七百五十六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二十六人，也占了百之七十。这样大数量的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29一330页)。
又如，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用数字有力地揭露了商人的残酷剥削："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21一122页)。
再如，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毛泽东以无可辩驳的数字，总结并颂扬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反对卖国、独裁和以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目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时间内，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由防御转到了进攻。在两年作战中(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后的发展，尚未计算在内)，人民解放军俘虏和俏灭了国民党军队二百六十四万人。中国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由于我党坚决地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民，首先是贫农和雇农。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三百万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358一1359)。
上述例子，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充分说明伟人毛泽东不管是写文章、讲话或是领导革命斗争，都是心中有"数"的。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还告诫全党："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心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442一1443页)。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一生都十分重视数据，并用准确的数字指导革命工作、指导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张戎之流说什么"终生对数字都不甚了了"，那是恶意诋毁。
毛泽东"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吗？
张戎这个婢妾自我吹虚，说什么"查阅了许多许多的参考资料，花了十来年去写《鲜为人知的故事》，才写成"。这不仅是在自我吹虚，而且人们一眼便可看出，张戎之流还在自欺欺人。在此书后面的《中文征引文献书目》，确实罗列了几百部(篇)的书和文章。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年谱以及相关著作，几乎也都罗列进去了；在文献书目中，算是最多的了。但是张戎之流并没有去阅读这些文献书籍，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她连一页也没有翻过、一字也没有读过。何以见得呢？你看她连毛泽东都写了哪些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以及这方面的谈话，她全是一头雾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之所以罗列出那么多毛泽东著作，完全是装模作样，是想蒙骗读者，妄想让读者相信她写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捞到了她所要捞到的东西。不过，从她在书中诋毁毛泽东所说的每一句话，凡读过毛泽东著作的、正直认真的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她根本捞不到什么，她的那些话是躲在阴暗的角落恶意编造出来的，根本就是谎言。事实是，毛泽东的一生对经济工作不但是熟悉的，而且不管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极其重视的。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上叱咤风云，打败一个又一个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在经济战线上，也运筹帷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些建设成就，在以后的文章中会一、一例举。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并得到发展的。毛泽东一生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著述无数，单从《毛泽东选集》一到五卷来看，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写的专门论述经济工作或与经济工作相关的文章，一共就有五十七篇。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毛泽东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明确的強调了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批判了"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极端错误意见。要求"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沙、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9一123页)。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论述了要迅速地开展经济上的运动，必须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在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毛泽东写道："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30一133页)。
以上所有论述，反映了当年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极其艰苦艰难、极其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下，毛泽东还是十分重视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政策、目的、措施、方法，把苏区的经济建设引上正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
随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891页一896页)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014页一1020页)，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285一第1286)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424一1439页)等等文章，都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
建国后，毛泽东除了继续领导中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残匪和清剿盘居在各地的土匪 、统一全中国之外，着手谋划社会主义建设，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等人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一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一1962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一1970年)。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于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经典著作《论十大关系》。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十关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文章论述的十大问题，一方面是从研究和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新思想、新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发展和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以下简称《批注和谈话》)这部著作中。这部著作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由邓力群记录、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会资料清样本的名义，于1998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节选)》为题，将其中的一部分，收入其中(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99年6月第一版，第103页)。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结合中国和苏联东欧的情况系统地分析和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问题；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本质和形式及其规律；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与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计划经济与市场；两大部类与农轻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及其条件，等等。从《批注和谈话》这部著作的内容来看，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非常丰富的理论宝库。从理论观点的内在联系来看，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这部著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毛泽东这部光辉著作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四大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概括起来，毛泽东的经济建设理论是极其丰富的，它涉及的领域也是非常宽广的，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民主革命经济理论；二是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理论；三是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理论。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它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纵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著作，以及领导开展经济建设的实践，所取得的伟大光辉业绩，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也是伟大的经济战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