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右）年轻时和朋友的照片。
2018年母亲节期间，我的哥哥写了一篇小文回忆母亲。
我整理一下放在这里。文中的"我"是哥哥。
先介绍一下背景人物：
我们的母亲（1923年10月28 — 2009年11月10日）：解放前毕业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解放初期随着我们的父亲到北方"支援东北建设"。
姑姥：文革期间姑姥告诉我们她是苦出身、孤儿，是我们的姥姥从大街上捡回来的。另一种说法是：姑姥是姥姥买的丫头，当时姑姥7岁。母亲常说姑姥伺候了童家四代人（从母亲的爷爷到我们这一辈）。对我们来说，她是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多年的长辈。
邓启群：母亲的闺蜜，小时候常常和一群孩子在母亲的家里玩耍、吃饭、睡觉。妈妈叫她"媛媛"，我们叫她媛媛阿姨或者邓阿姨。她是老革命，丈夫叫李人林（1914—1995）。
钱瑛（1903-1973）：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她的姐姐是母亲的婶婶。那时候大家族都在一起生活，所以母亲认识她。
下面是哥哥的回忆：
你们知道妈妈1963年夏天为什么带楠妹去北京吗？我们家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求人的！
1957年党号召百姓提意见。那时的妈妈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在帮助党整风的会上发了言。先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最后提了一句，如果公共汽车不那么拥挤就更好了。于是母亲就成了右派。工资从原来的每月七十几降到49.50。这个数字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工资一直领到退休。
右派是不能教导学生的。妈妈那时每天上班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总之精神上和肉体的折磨使她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1963年夏天带着楠妹去了北京，见到了李人林、媛媛阿姨和钱瑛。李伯伯夫妻留母女俩在他们家住了两个星期。
当时我11岁，能清楚的记得，妈妈去北京前的几个晚上都含眼泪和姑姥说了一些关于辞职、退职、离婚，甚至去死等等的话题。我听了心惊胆战、不知所措。
那时家里最小的妹妹刚刚一岁，而且大人们似乎是没有假期的。不到万般无奈、走投无路，妈妈是不会把那么小的孩子留给姑姥一个人、义无反顾地离开两个星期的。
在北京的时候，李伯伯一家常常带着母亲和小楠四处走走看看。逛公园、看电影、看戏、吃大餐、和湖北天门的老乡聚会。小楠和他们的孩子们（路路、建国、援朝、小林...）一起玩闹。
钱瑛也留母亲和妹妹住了一晚，还请她们出去吃饭。
媛媛阿姨对母亲说："知道你们家不缺钱，可以考虑在政治方面给以关照"。
楠姐在此补充：媛媛阿姨给当时我们所在城市的市长、她们的湖北老乡，写了一封信交给母亲。还带了一些北京特产。地址也是邓姨告诉母亲的。楠姐和妈妈一起去的市长家、北台的一栋别墅。家里除了市长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妈妈把邓姨的信和土特产交给市长后，就再没去过那里。
从那以后妈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苦、脏、累的事抢着干。努力改造，积极工作，靠近党。两年后就摘掉了右派帽子，还做了学校的出纳。作为进步的表现，妈妈还订了一份《红旗》杂志。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阅读。妈妈从骨子里是不关心政治的人。
日子似乎终于好了一些。但是文革来了，这些又成了妈妈的新罪状：摘帽右派还假惺惺地靠近党！加上剥削阶级出身，三青团等历史问题。还差一点被打成贪污犯（另有故事）。抄家、批斗、囚禁.... 母亲又一次陷入深渊。
那个年代李人林夫妇和钱瑛也都受到冲击，自身难保。当然也顾不上我们的母亲了。
许多人熬不过去了。我们身边就有陈志东的妈妈（右派），湖南人，文革时期自杀身亡。志东成了孤儿。
妈妈和老朋友赵玉珍（也是右派）说过要辞职的想法，辞职费给姑姥养老，因为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不知道是五个孩子的责任重大；还是我们的姥姥姥爷仍然健在、需要母亲在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也许是母亲自己坚强的意志，总之妈妈最后熬过来了。多年后妈妈说过几次：我能活到80多岁，真没想到！
钱瑛1973年就病逝了，没有等到平反昭雪的那天到来。
我们的妈妈退休前的很多年都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工作。不是骑着自行车到处联系业务，就是推车干活。长期的户外体力劳动加上北方的天气使妈妈患上严重的关节炎，腿关节变形。
妈妈是典型的南方女子。娇小柔弱的身躯，在东北的极寒时期，带着厚厚棉手套，推着沉重的手推车为学校小工厂上货、送货。这个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那副手套我还保留着。
这就是母亲的手套。
桦妹说：手套真的好面熟，[Sob]。妈妈很坚强，我继承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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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这些事情的目的不是记恨哪一些人，而是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同时也希望这些残酷的事情不要再度发生。
写于2018年5月。
注：2022年1月上旬，突然发现以前从美篇拷贝到文学城博客里的照片全部丢失。这篇文章的照片是 1/21/2022 重新上传的。非常感谢文学城里几位朋友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