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梦中的大学一年级
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可能是考虑到大家刚上学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大一上学期只有三门课：数学、英语和党史。到下学期也是三门课，只不过把党史换成了无机与分析化学。课虽不多，但对我而言并不轻松。主要是英语。班上有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英语已经学了五、六年。听说还有的同学当过英语老师，那就更不用说啦。所以生物系只好分了个快班和慢班。快班的人似乎还不甘心，还在自己学什么《新概念英语》。而我连音标都没有学过，还在为每个单词怎么读伤脑筋。
我在中学六年学的都是俄语，这俄语字母放到哪儿都是同样的发音。而英语则不是这么回事，同样一个字母，在这里和在那里的读法是不一样的。当你看到一个单词时，即便你会写了，也会认了，但不一定能把它正确地读出来，要看着音标才能知道怎么念它。所以当我刚开始学英语时，即便不学语法，光看到一个单词，我就不光要记住它是由哪几个字母拼起来的，中文意思是什么，还要记住怎么读它，才能初步掌握，更不用说如何灵活使用它们了。由于不懂音标，只能死记硬背，感觉非常费劲！难道老外也是这样记单词的？第一学期，我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啃英文单词。这给我精力和思想上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我累坏了。但这才是第一学期啊，还有四年，八个学期。难道都得这样学习吗？爸爸也曾经试图用以前的老音标教我，但同样很难一下子掌握，他也泄了气，叫我自己慢慢学吧。怎么办？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慢慢体会到三点。首先，语言，不论是汉语、俄语还是英语，其实都不是一门科学，而是老祖宗用了千百年并逐渐演化过来的交流工具。所谓语法，规律等等都是人主观总结出来的，不懂语法一样会说会用。因此，学习的方法应当和数理化那些学科的方法不同，这不是总结规律的问题。靠总结几条语法规则来学习，不敢说没有用，至少没有多大用。其次，这是一门以记忆为主的课程。这点不能回避，单词记得越多，英语肯定越好。第三，从俄语学习过程中我就发现，单词之间是相互有联系的。你记住的单词越多，单词反而越好记忆，而且也用得越活。就好比叫你记住随机挑选的十个数字，你可能觉得有一定难度。但是要你记住从一到一百的数字，虽然信息量增加了十倍，但谁会都觉得比前者好记！
既然这样，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尽快积累词汇量，完成“从十到一百”的积累，从被动转为主动。也许只有这样，我就会逐渐轻松了。
从那时起，我暂时丢掉语法不管，拼命积累词汇。每天就是摇头晃脑地背单词。幸好第一学期就只有这三门课。我白天上课，晚上几乎用全部时间来学习英语。真的，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有些单词能猜出来该怎么读了，甚至有的单词还能猜出是什么意思，虽然有时还会闹笑话。音标也看得比较习惯了。虽然老师说我的英语“带有很重的俄语口音，要注意纠正”，考试起来，听音标也常搞错，但够用了。
好在我数学还行。虽然还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超前那么多，但至少跟班考个九十分左右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常常会出现“马失前蹄”的情况：考得越难，往往成绩越好。有时考得太容易了，就只能得七十多分。我发现这好像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几个数学好的人像付向东、杨志也都跟我一个德性。嘿嘿！
七七届的大学生，只有很少部分是从高中毕业直接考上大学的，大多数都是从社会上考进来。经过十年文革，个个都像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一样，学习起来都是不要命地往前赶。数学老师才开始讲微分，有的同学就开始自学积分。外语老师给我们暂时用工农兵学员的课本，有的同学就自己找来一些英语书读了起来。有个化学系的女孩子，想转来病毒系没有转成，到毕业的时候，居然在完成了化学系全部学分的前提下，自学完了病毒系的全部课程，到第四年居然考上了赴美的生物方面的研究生。其艰苦程度和付出的代价只有她自己知道！
刚进校时，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还没有毕业。他们走进学校是为了让“工农兵占领学校”，学习并不是第一位的事情。在宿舍的地上到处可以看到煤油炉子和酒精炉子。经常能看到工农兵学员在那里下面条或者煮鸡蛋，甚至炒菜。但很快，当他们看到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们如此疯狂地、没日没夜地学习，这些炉子就都消失了。他们不好意思地说：“你们一个个都如此用功学习，我们怎么好意思还在那里做吃的啊！”
大一那一年，我把几乎全部精力都压在英语上，真的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一旦跨过最难的阶段，学英语就变得轻松些了。专业课开始后，不仅学习的课程很多，而且生物科学要背的东西也相对多些。如果我在一年级时不跨过这个坎，到后面一定会陷入被动。就这样，大一我是英语慢班，大二就转入快班了。以至于到大三还能跟上口语班，大四能进入专业英语的学习。考试成绩能一直维持在九十分左右。对于我这样一个三十岁才进大学，已经过了学外语最佳年龄的人来说，这个成绩够满意了。
而党史课简直就没法学了。文革刚结束，好多历史问题正在“翻案”，搞得共产党的历史成了一笔糊涂账。今天刚讲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下周老师就来告诉我们“上面有通知，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只算九次，跟刘少奇的那次不算了。”再过两周，老师再一次通知：“只算八次，跟彭德怀的那次也不算了。”真的是令人啼笑皆非。学生们感到无可适从，将来考试起来该怎么办？老师也无可奈何，党史在这里成了笑话。
一转眼两个月过去，马上就到了我三十岁生日。六月三号那天吃中饭时，我低着头，随口说了一句：“好快啊，明天我就三十岁了。”不料宿舍里的同学们马上就大叫起来：“啊。老江明天三十大寿啊，我们要祝贺祝贺！”因为四号是周日，大家不由分说，就决定晚上给我过生日。只要我去买一箱汽水来，其它的大家来准备。我刚来才几天，连大家的名字都叫不清楚，同学们却待我这样热情，我真的很感动。
晚饭时，我们把宿舍里的大桌子拼在一起，同学们围坐在四周。他们买了好多菜，热热闹闹地就开始吃饭，喝汽水。不料有人偷偷在给我喝的汽水里加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够我受了。我几乎是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回的家，一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了。连隔壁家的孩子来找我辅导数学题，我都没有醒过来。据说孩子们不相信，还把脑袋伸进房间里看看。大概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我怎么这么早就睡下了？
把几个班合在一起上大课可能是武汉大学的老传统吧。一到下课，就只见一股一股的人流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成为武大颇为壮观的一道风景线。其实这样也好，强迫你走走路，锻炼身体。只是教室很大，如果去晚了，就只能坐在后面，听起课来还是比坐在前面差多了。所以一下课，很多同学就争先恐后地到下一个地点的教室去抢座位。一天，我刚从一个大教室冲出来，准备去另外一个大教室，迎面就遇见中学同学陈宣良正准备冲进来占位子。我大吃一惊，因为课程表上显示这个教室下一节课是给工农兵学员的研究生上英语课的地方。我疑惑地问他：“你来这听课吗？”陈宣良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我现在是研究生了！”我奇怪地问：“你什么时候读的大学本科？”他摇摇头，笑着跟我讲述了他的奇遇。原来他是跟我们一起下放到离我们革集公社不远的白庙公社。由于没有门路，家里是臭老九，也由于文革中一些说不清楚的事情，一直没能招工上来。去年恢复高考时，他要报名参加高考，生产队长说什么也不让他报名。他找到公社，公社领导故意卡他：“你要考大学是肯定不会批准的。除非你考研究生就让你去！怎么样？”他别无选择：除了考研，没有其它出路。不过，在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考中专和考大学用的同一份考卷。有些去中专读书的学生，成绩比考上大学的还好。考研究生也没有规定一定要大学毕业。所以陈宣良就钻了这个空子，居然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他可以不用读大学本科了。
从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背水一战”！看看周围的学生，有些是从农村考上的知青，有些是和我一样刚参加工作几年的新工人。仔细看看，其中有很大比例是知识分子家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要少很多。真的是因为“工农子女脑子笨”，导致他们考试成绩不好被刷下来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后来我问过好多出身好的同龄人：你们那时在干什么？后来才发现，出身好的人，下农村一、两年后，就或招工，或招生出去了。他们已经有了正式工作，解决了生存和温饱的基本问题。到高考前，已经是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甚至当干部了。他们有了一定的资历和积蓄，也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甚至生孩子的年龄。他们对刚刚恢复的高考不甚感兴趣，甚至还怀疑将来的分配去向会不会还不如现在的工作。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放弃了报名。而对老三届来说，恢复高考只有一、两年的机会。很快，年龄限制的大门就重新关上了。所以才造成了现在这样，老三届上大学的人中出身不好的人特别多的局面。压力产生动力啊！
我环顾左右，明显感到像我们年纪大的新生学习起来要比年轻人艰苦很多。思考问题反应慢了，杂事多了，精力没有那么集中了。特别是女同胞，有的还带着孩子，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
一天上午，我正在“转场”。在楼梯口，有一个人突然抓住我的手，大声叫了起来：“江育林，你考到武大来了？！”我抬头一看，是中学教数学的钱吉林老师。我高兴极了，也感到意外：“钱老师，你也来武大听课？”他高兴地点点头：“是啊，我也来加加油啊。你考到哪个系了？”“生物系。”钱老师满脸遗憾地说：“可惜了啊，你应当去数学系就好了！”其惜才之心溢于言表。我安慰钱老师：“不要紧，我是学病毒的。我们老师说了，这个专业特别需要数学好的，所以才把我招到那里去的。”钱老师摇摇头。这时铃声响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更叫人意外的是，在武大校园里居然遇见了在荆门下乡同组的张崇武。我高兴地叫了起来：“你现在在哪里呀？”“我在武大啊，就在空间物理系。”原来，他跟我一样，也是最后补招进来的走读生。不过物理系离我们生物系很远，我们后来见面并不是很多。
看来，到处跑来跑去上大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意外地遇见一些人。如果不是上大课，我不可能碰见他们。
上学不久，我就得了一种怪病：一天到晚想拉尿。刚从厕所里出来，过一会就又想上厕所。上课时憋得挺难受，让人坐立不安，没法安心听课。那个滋味叫人非常难受，也很影响学习。到后来，甚至发展到在街上走时也想拉尿，走到哪里就要先到处找厕所。
我去找过校医院的医生。医生仔细给我检查了两次，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给我开了几粒什么药丸，但一点作用也没有。看了几次病后，医生跟我说：“我看你没有什么毛病。估计是你很久没有安安静静地坐过了，现在突然一下子整天坐在那里，很不习惯才出现的一些反应吧？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好的。”我半信半疑。怎么办？慢慢熬着看吧。
七月初，我才进校三个月。还没有适应这里的一切，甚至还没搞清楚这里的一切，连班上的二十几个同学都没有认全，第一学期就宣布结束，放暑假了。这几个月，三十岁的我，懵懵懂懂地在大学的校园里走来走去，恍若梦中。尽管比别人晚到几乎半个学期，然而我很知足，毕竟生活有了曙光。
放暑假了！假期很长，但并不意味着旧学年结束和新学年即将开始。我们这一届是冬季入学，暑假对我们而言只是上下学期之交。但我仍然舒了一口气。赶快趁机休整一下吧，感到有点喘不过气了。
刚放暑假才几天，我这老想上厕所的毛病就奇迹般地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我松了一口气。
放假后的一天，我来到张崇武家。一进门，就听到有婴儿的哭声。张崇武还没有结婚啊。我奇怪地问：“哪里来的小孩？”张崇武笑着说：“我妹妹才生的孩子。真幸运啊！头天期末考试，第二天就生了。要是早一天生就糟糕了。”我不禁呆住了！她妹妹居然能坚持挺着大肚子去考试，而且能“安排”在考完试的第二天生孩子，开学后孩子就满月了，她正好就能继续上学。 “计划”生育能做到这个地步，真有点匪夷所思啊！
放假前，学校就通知我们去买下学期的课本。下学期也是三门课，不过把党史换成了无机与分析化学。拿着书，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按照自己的水平，我应当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不懂的地方一定是少数。所以，我自己先把课本通读一遍，做好读书笔记，记下需要重点听的问题，这样上课就节省精力了。一学期下来，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是属于“笨人先起床”的做法。而且为我后来一学期敢选修十门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个方法能提供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而英语，在假期中则完全抛开课本，拿着爸爸为卫生部出国人员编写的医学专业英语教材学习。这样可以扩大词汇量。反正英语单词就像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树林，从哪里进入都无所谓的，关键是要把树林走遍才行。走的地方越多，才能越早走遍啊。这样，整个暑假我都过得非常忙碌，但也非常充实。
开学前夕，七八届的招生结果已经公布。弟弟小林考上了城市建筑学院给排水专业，家里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我想看看厂里其他同事是什么情况，特别是想看看刘松年考到哪里去了，就又溜到手表元件厂。工厂里正热火朝天地上班。我来到技术室，刘松年不在，只有吴欣娟在里面。她告诉我：刘松年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农机系，已经去办理手续了。今年厂里又有十个人考上了大学。两年来，工厂里的骨干几乎都走了，对工厂还是有影响的，毕竟伤了“元气”。过了一会，她又告诉我：刘松年的入党申请本来已经讨论通过了，并送到武昌区工业局党委等待批准。但是当他考上华农后，厂里又去把那些材料拿了回来……。我一听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上大学和入党有什么矛盾吗？于是我就去找操书记论理。刚一出门，就看到操书记正在楼下。我走下楼梯。操书记看到我来了，跟我打招呼：“小江，今天有空来了？”我走到他面前。很认真地对他说：“操书记，怎么刘松年考上了大学，就连入党都不行了？”操书记看着我：“嗯？！怎么啦？”我笑笑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啊，又不是手表元件厂的共产党！”操书记看着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过了很久才噴出来。他看着我，慢慢地说：“这种话只有你江育林敢跟我说！”说完，就头也不回地上了二楼，把我一个人丢在楼下。
第二天，我去华农找刘松年。他看到我来了很高兴，毕竟，像他和小林那样的七零届学生能考上大学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分配的专业也很对他的心意。看得出来他挺满意，也很珍惜。我们聊了很多，聊到过去，聊到值得怀念的工厂生活和厂里的操书记，也聊到将来的发展和未来的生活。谈到和人相处，刘松年有点感概地说：“江育林，我真的感到好奇怪。你对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发脾气就发脾气，结果别人还是说你好。我处处说话小心翼翼，结果临走时还是感到有点灰溜溜的。怎么回事啊！”看到他郁闷的样子，只好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你们知道吗？
一眨眼，一个多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完了。
刚一上学，辅导员就找到我：“江育林，现在每个走读生都分到了一个床位了，你可以住校啦。”我看着她没有出声，可能学校希望我们能住在一起比较好管理吧。班上把我跟北京来的杨志和最后来的柳海林三个人分到一个宿舍。他们倒挺欢迎我来，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走读，感觉自己在家里学习方便。所以那个床就空在那里，只是中午在那里休息一下。四年来，我在学校过夜的时候好像没有超过三天。
第二学期，我从容多了，也能够有更多时间看看周围，这时我才仔细看了看班上的同学。由于每个班没有自己的教室，仅仅是在课堂上见面，和同学少有近距离的接触。我很久都认不全班上的同学，看到谁都像，但仔细看谁都不像，一年后才把班上的男生认全。女生则只是脸熟，知道谁是我们班的了，但人和名字依然对不上去。一直到了大二下学期，大家发现我居然还不认识班上的女生杜红，叫班上的同学们大为吃惊。
原来，由于上大课的原因，同学们在上课前都喜欢去抢座位。不光自己抢，还把自己的笔记本、书包等丢到其它座位上占着。那天我抢到了最前面一排，旁边的座位已被一个大红本子占了。再过去，坐着我们班的一个大眼睛女孩。同班的杨志坐在很远的后面，看到我旁边有个空位子，就高声喊道：“老江，我过来坐你旁边好吗？”我拿起旁边的大红本子看了看，告诉杨志：“已经有人了啊，这是杜红的位子。”杨志一听就高兴地说：“好！那我就过来了啊。”我摇摇头说：“不行啊，等会杜红来了坐哪里？”周围顿时出现了一片笑声。我摸不着头脑，四下一看，才发现空位那边的女孩正捂着嘴笑哩。我这才悟过来，不好意思地问她：“你是杜红？”杜红放声大笑起来：“都快两年了，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挠挠后脑袋，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我们班是个很小的班。一共只有二十三个人，其中有八个女孩。班上有六个武汉的同学，连湖北的加起来占一半还多。其他的，来自广东的有三个，别省的很少，基本上是一个省来一个。大家都很友好，他们好像很快就认得我了，都主动跟我打招呼，但我似乎还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流。刚开始讲话时，感觉仿佛在搞“时光穿越”，相互感兴趣的话题相差很远。特别是，他们都称我为“老江”，心里很不习惯。嘿嘿，从小到大，在我所处的圈子里，我从来就是年龄偏小的一个，在心理上总是试图把自己装大一点。现在倒过来，我比他们都大了，而且不是只大一点。最小的李先强才十八岁，比我几乎要小一辈。其他人也比我小七、八岁吧。唯一一个例外是最后来的柳海林。他居然不是老三届的，比我还要早一届。这可真是一个谜！
由于我在暑假期间对要上的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第二学期学起来轻松多了。无机和分析化学几次小考都考的很好，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当然啰，所谓表扬，就是在上大课时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眼而已。英语也进步很快，马上就能参加快班的学习了。
这学期印象最深的不是上课，而是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至于后来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据说在中央高级党校几乎为此打起来。我听后感到简直是莫名其妙！以前政治课里不都是这样讲的吗？怎么成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和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精神不符，这才是争论的根源。
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争论中好像被解决了。可是在后来的宣传中，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凡是正确的，即便不是毛主席说的也算毛泽东思想；即便是毛主席说的，如果不对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泽东思想，别人讲出来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泽东的思想。把它定义为正确的化身，这种提法令人感到不可理解。要是这样，两个凡是错在哪里呢？不过，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已经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年底，爸爸他们单位盖了新宿舍楼，他们也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快过年了，原来准备我放假后再来搬家的，谁知情况突然有变，可能是其他人急着要腾房子搬家吧。那天考完英语，我兴冲冲地赶回家来，发现他们已经搬进了新房子，原来是单位的年轻人帮助把家搬了。爸爸一看到我回家，就气呼呼地骂：“搬家也不来帮忙！叫别人来帮忙搬家，像什么话！”我想到爸爸大概感到很丢面子，也没有在意，赶快挽起袖子打扫清洁。但爸爸一直在那里骂个不停。我实在忍不住了：“爸爸，你不也是读过书的吗？我今天在考试啊！你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呢？放弃考试来帮你搬家吗？啊！”幸亏小樊这时也来了，一来就忙着擦窗户。爸爸这才不吭声了。
搬家前，我们一家人分开住在相隔百米的两栋楼里。现在能住在一起了。爸爸妈妈住一间稍大的房间，我则和小林住稍小的一间。嘿嘿，像一个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