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考验人的大学三年级
结婚和春节以后，很快就进入大三。经过两年的磨合，我终于把全班男女同学都认全了。班上同学绝大多数都不是直接从高中毕业后进来的，其中也有好几个曾经下过农村，大多都有这样那样的经历。班上同学们其实都对我挺客气，个个都叫我“老江”，我也逐渐习惯了这个称呼。觉得和班上同学在一起很开心。
班上每年会有劳动如栽树等一些集体活动。对于体力劳动，我比他们强得多，从来不感到累。而且在实践经验方面，这个“老江”确实也比他们要丰富一些。
一次在武大挖树坑，刚挖了不到二尺深，下面就出现石头底。几个人都准备放弃这个位置，我仔细看了半天，又站上去试了试。感觉这可能不是一块“巨石”而只是一片石头，于是我试着朝四周扩大。果然，找到石头边缘后轻轻一撬，石头就被挖出来了。原来只是一片很大但又很薄的石头而已！杨志不禁感叹到：“生姜还是老的辣啊。”在回宿舍的路上，不知道是谁想起要沿着楼梯旁边的斜面往上冲，看谁能跑的最高，但都跑几步就不得不滑下来了。有几个同学叫道：“老江，看你能冲多高！”我看看那么陡的斜坡，觉得冲肯定是冲不上去的。我想起在农村爬坡的样子，就把脚找稳位置，用力一步步慢慢地往上走，居然一步步走到顶层也没有滑下来。大家都笑起来：“还可以这样上去啊！” 呵呵，好多年没有这样热闹过了！
经过文革磨练的我，从来不打听同学们的家庭情况，所以直到今天都对大多数同学的家庭情况一无所知。直到有次听到台湾籍的女孩周虹号召大家给农村来的冯泽华同学捐款，才知道班上有几个从农村来的孩子。那次好像每个人都拿出了一点钱，以表达对同学的关心。但据说小冯拿着这些钱买了一个全班最好的眼镜。
班上的同学，不论男女，个个学习都很努力，但就是有些太在意分数。每次考试前很关心考什么题目，考试后赶快去打听分数，看能否增加几分。看到他们那样，我总是觉得有点好笑：到底还是年轻啊，把分数看得那么重。
第三年，我们完全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免疫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病毒学、病毒学技术……。这些课程有很多全新的、先进的知识。有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告诉我们：“以前的生物学就是一个单纯描述的学科。讲细胞，也就是画一个大圆表示细胞，里面再画一个小圆就是细胞核。最多再画一些细胞器。哪里像你们这样，把一些反应的机制、过程都搞到分子程度，连反应的产物和能量都能计算出来。一门学问，能把数学引进来，那才真正成了一门科学啊！”到这时候，我们才认识到，为什么病毒系的学生都要求数学一定要好。要掌握病毒学这门学科，要学习的课程确实很多啊。
很多年以后，大娘娘的女儿也想去学习病毒。她问我需要学习哪些课程。我给她写了如下公式：
数学=纸+笔（还有计算机）、
物理=数学+物理、
化学=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
病毒=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病毒学。嘿嘿！
但也不得不承认，这里面也还有很多需要记忆的东西。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三十岁以上的人来说，难度大了不少。但我感到最累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时间不够。大三期间，我每学期都选了十门课。因此，每一天都感到非常紧张。不仅仅是忙着上课，晚上回来还要紧张地整理笔记本。我没有买任何参考书，笔记本是我唯一的参考资料。如果不及时整理好，到考试时会连复习的资料都没有。因此，我的每一门课的笔记本都记录得整整齐齐，几十年后看起来还是清清楚楚。有的同学惊讶地说：“你的笔记记得真详细，又整齐，简直象是个印刷厂。”我无可奈何地说：“是啊，我没有参考书，如果再不记好笔记，复习时我拿什么来看呢？”后来，每当我开始记笔记时，班上同学戏称我“印刷机又开动了”。
由于我在开始学习时就把对各科的学习要求分成了九十分以上、七十五分以上和及格三类。对分数并不十分在意，也从来不搞临考前强记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但对将来可能用的知识则非常在意。虽然考试时可能会丢几分，但这些学过的知识过了很多年后都还能记住和运用。
记得有次生物化学期中考试后两周的一天中午，大家围坐在宿舍桌子旁吃中饭。我突然想起考试中的一个问题，就问起武亚明来。谁知他瞪了我一眼，大声说：“都考完两个星期了，哪个还记得这些！”大家都笑了起来，但显然是在笑我。我看着他们，心里想：如果考试后几天就还给老师了，那不是白学了吗？
进入专业课后，实验课明显增加。实验花的时间也很多，常常忙到晚上，甚至半夜里。每个人动手的机会也特别多。像免疫学让我们每个人免疫一只兔子，病毒学实验两个人一份样品。考试就是发给你一份样品，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鉴定出来。做核酸实验则从培养细菌和提取质粒开始做起。听老师说，病毒系每人的实验经费几乎是其它系的总和。可能是花钱太多的缘故，我们毕业几年后，再后面的学生实验就明显少多了。基本上就是带实验的老师先做一大半，再把做好的样品发给学生，让学生接下去做，我们做过的试验后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做过。看来，这确实是个很花钱的专业啊。然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十年后，大家都看出名堂来了：七七级和七八级的学生，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的表现明显要好很多！
实验课的考试打分比较简单，就是分优、良、及格和不及格，有些实验课甚至仅仅就是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只要及格了，学分都是一样的。而要差到考试“不及格”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有些同学上实验课比较马虎，甚至不做实验而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只留一个人在那里做。可能是有在工厂里的经历吧，在我的心目中，实验课是非常宝贵的接触实践的实习机会。因此我很珍惜每一次实验，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特别注意，付出的精力也特别多。
记得一次老师在带我们做辐射生物物理实验时，我注意到老师教的吉姆沙染色配方和细胞生物学老师教的配方不一样，就问老师：“为什么你给切片做吉姆沙染色的配方和别人的不一样？”老师看了我一眼：“你是怎么做的？”我告诉他：“先在片子上滴一滴吉姆沙染色液，一分钟后加等体积的蒸馏水，然后再过一分钟，就行了。”当时在周围听我们谈话的同学们一片哗然：“老江，你记这些东西做什么？这些内容肯定不会考的。”老师看着他们，摇摇头说：“你们错了，考试并不是最重要的。你们要那么高的分数干什么？在实验过程中，很多地方是失败于细节的呀！”
病毒确实是个有一定危险性的东西。在上病毒实验课时，老师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刚开始做实验时，大家还比较紧张，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绷紧的弦就慢慢松了下来。在一次做放射性自显影实验时，老师给我们几张一面涂有腹水癌细胞的玻片，让我们放好，然后在暗室里用手指在另一面涂上感光胶。刚做了一会，金明洁突然叫起来：“哎呀，我涂反了。摸到癌细胞那面去了！怎么办啊？”大家都吓了一跳，看着老师。老师啼笑皆非地说：“看着我干什么？赶快去洗手啊！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不能把手指头砍掉吧？”再后来，病毒学技术课考试时。老师发给每个同学一小管疱疹病毒样品，要求我们用一个多月时间来鉴定这是一型还是二型。但是不到一个月，陈少俊就被病毒感染了，嘴上起了一片疱疹。他自嘲道：“呵呵，看来这是一型。”老师急了：“同学们啊，你们将来都是吃这碗饭的，一定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呀。否则将来在工作中出事就不得了呀！”就这样，一件件事情教育我们：“严格是科学的生命，马虎则是工作上的大敌和科学上的自杀。”我们在这里养成了很好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我只要一进了实验室，就不会喝水和吃东西。后来在水生所时，和其它专业来的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冬天，病毒学技术的实验课准备做人胚肺的原代细胞。老师们和医院联系，看有没有人工流产的婴儿，可以拿过来做实验。可能老师担心打掉的胎儿放太久，细胞会死掉，那就做不成了。所以再三跟医院强调：一定要“新鲜”，结果医院刚做掉一个胎儿就马上打电话通知学校来拿。全班同学都在实验室里等着胎儿运来。谁知这个胎儿月份太大，也太“新鲜”了。刚拿来放到实验台上时，居然“哇”地叫了一声，同学们都吓得跑掉了。老师也不敢动，只好放在那里。一直等到下午，老师过去摸摸，再用手扒拉两下，确实没有动静了，才开始把大家叫回来做试验。这次实验后，我的胆子大多了，后来在水生所工作时，杀牛、杀羊都不怕了，杀鱼更不在话下。看来胆量是要练出来的。
大三的英语是学习口语，用的是美国一个大学的教材，而且是电视教学。这种隔着玻璃讲课的方式，对我来说很难适应。我必须在上课前把课本看一遍，不认识的单词查好，文章内容翻译好。就是这样，听起来还是如听天书。我只好把爸爸的那个录音机借来，上课时一边听一边录音。回到家里再反复放。半年下来，听力明显提高，最后考试居然得了九十点五分。这为将来练习口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非常高兴，也增强了自信心。看来，年纪大对学外语而言，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啊！
一九八零年，是文革后思想比较解放的一年。科学发展欣欣向荣，人们思想也比较开放，比较敢说话。那年秋天，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来武汉大学做了一个学术报告《遗传学的新进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老先生在介绍了遗传学的发展史和新发现后，话题一转，提到解放思想，打破生物学中的禁区。第一个就提到：恩格斯的东西能不能碰？恩格斯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但很多事实表明核酸更基本一些。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那不是说环境因素可以遗传了？应当是劳动选择了人。同时还提出了要恢复优生学的问题，虽然这个概念被希特勒利用，但人不能脱离生物，一定也有优劣之分。……等等等等，我们都听呆了。虽然在之前我就听说过，谈先生是摩尔根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不讲科学，完全从政治考虑去批判摩尔根学派而支持米丘林学派，所以他挨过一些整。我以为他会批判米丘林学派的，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么多新的思想。真的叫人非常钦佩！
上大学以后，由于消耗大，而伙食远不如工厂的食堂，我经常感到肚子饿。比如学校的早餐，就是大家排着队走过去，给每人打一勺稀饭，加一点咸菜，再发一个馒头。这点饭根本就不够我吃。我从食堂到宿舍边走边吃，不等走到宿舍就吃完了，然后就径直走到厕所那边去洗碗。因此每天，特别是上午都是饥肠辘辘的。
有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肚子好饿啊！”。书记张翠华听见了，挺关心地问我：“老江，你今天没有吃饱啊？”我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说：“我打进了这个校门就没有吃饱过。”张翠华看着我，不禁呆住了。
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我终于累倒了。一天中饭后，我突然肚子痛起来。很快就变成难以忍受的痛，根本无法去上课。躺在床上，我想起了在农村的那次肠梗阻。不由得暗暗地说：“糟糕，这次大概难得再混过去了！”可那时正在考试阶段啊。刚刚考完几门，还有几门没考。我该怎么办？同学们把我抬到校医院，医生一检查，怀疑我是阑尾炎，立刻派车把我送到东湖对面的湖医二院。经过一阵颠簸，我的腹痛反而减轻了。经过那边医院检查，白细胞很高，也怀疑是阑尾炎，建议我动手术比较保险。我犹豫了，对医生说：“现在好像疼痛轻多了。可能会恢复的吧？不动手术行吗？”可能是因为正是三伏天，动手术容易感染。医生看了看我说：“嗯。倒是也有这个可能，但也可能会转为慢性，将来会随时发作的。这样吧，今晚就在这里观察一晚，明天如果没事就出院。要是还痛的话，建议你还是动手术算了。”医生把我安排在走廊上的一个临时床位观察。
晚上，小樊听说我住院，立刻就赶到医院照顾我。我在输液，小樊就在旁边陪着我坐了一夜，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看着她困倦的样子，想到她第二天还要赶去上班，我真担心，如果我还要多住几天怎么办？老天保佑。第二天我肚子不疼了，白细胞也降下来了。我心急如焚，赶快办理好出院手续回家。还好，仅仅错过了哲学课考试，算是还没有耽误其它课程的考试。
放假前夕，系里的老师来找我：“你因生病住院缺考了哲学课，下学期开学前补考行吗？”我一听大吃一惊：天哪，我会一个暑假都过不安心的啊！还是尽早考试为好。于是我对老师说：“不行！开学前的考试那是给考得不及格的人补考的。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补考。” 老师想想也是，就点点头：“行，那就安排下周给你单独考试吧。”
补考那天下着雨，学校已经放假，到处都看不到人影。我来到办公室，教哲学的老师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看到我，不由得惊讶地说：“原来是你啊！”原来，哲学是必修课，但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上哲学课，逃课的现象非常普遍。严重时上课的学生不到四分之一。我虽然对文科不是很感兴趣，但对逃课这个现象还是不太赞同的，既然要学就好好学习。因此每次我都是坐在前面很认真地听课，大概给老师留下较深的印象吧。
老师拿出准备好的试题，关心地问我：“怎么样？如果觉得题目太多，可以给你减少一点。”我看看题目，没有不会做的。就摇摇头：“没关系，我能做完。”两个小时过去，我交了卷。老师拿着我写得满满的两大张试卷，高兴地对我说：“行，就凭你平时上课的认真劲，这次考试至少要在八十分以上吧。”我笑了笑，没有吱声。心想：按照我考卷的实际情况，应当不止这么多吧。果然，到开学的时候，系里通知我，哲学考试得了九十分。
大三，是丰收的季节。我学的专业课都达到了自己规定的要求，连在外系选的计算机课程也是九十四分，概率统计也获得八十一分。算是没有白忙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