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成长
（1948–1966）
童年在我心中的记忆好像总是快乐的。即便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经过时间这个橡皮擦后，留下的也只剩下快乐了
童 年
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
我可能是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之所以说是“可能”，要怪妈妈的一句话。在读小学时，我的生日一直是填的“一九四八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到初中时全国实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所有的人户口上的出生时间都要换算成公历。于是我的生日被换算成六月四日（但是现在查万年历时，一九四八年阴历的四月二十四日好像应当是六月一日，也不是六月四日）。而有一次，好像是在文革前夕，我们在家里谈起生日的事情来，妈妈听说我是六月四日过生日，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我生你时穿着棉袄的呀！不可能是在六月份。我无可奈何地说，这生日还不是你们给的，总不会是我自己说的吧？妈妈立刻拿出户口本来看，上面确实是写的“六月四日”，也只好摇摇头，不说话了。于是，我的生日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不过，我比较相信我的真正生日应当是公历四月二十四日，因为那时候可能会穿棉袄。而且四月二十四日这个数字不可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也许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读书人，习惯用公历。而当时的中国通常用的都是农历。可能当他们去给我上户口时，管事的人想当然地就在前面加上“农历”二字。反正，这一辈子已经过得差不多了，生日是哪一天其实意义不是很大，不过是选一个吃蛋糕的日子罢了。
在能勉强记事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好像在汉口中山公园附近住过；好像爬到墙上看过枪毙人，被吓得从墙上掉下来；好像吃花生连壳子一起吃了不少，被爸爸抱到医院灌了好多蓖麻油；好像住在婆婆家里，叔叔在澡堂里大声喊叫：“耶稣，给饭我吃吧！”结果被婆婆训斥了一顿，说他这么大声说话，对上帝太不礼貌；我还依稀记得，两个姐姐把家里的五屉柜下面的抽屉拉出来呈楼梯状，“教”我顺着“楼梯”爬上去把饼干盒拿下来一起分享……。不过这些事情怎么也连接不起来，也搞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就像断成几节的电影胶片，零散的，不连续的。而有些事情，虽然现在看来是那样平淡，没有价值，却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这些真的是一点也记不得了！
等我能比较连续地回忆时，我们家就住在武昌烈士街里一幢灰色的二层楼房里了。那时弟弟小林还没有出生，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我还有两个姐姐。我们家住一楼。二楼有一家姓赵的四川人。他们家有一个大女儿叫赵尔琼，小儿子叫赵尔珉，年龄和我们差不多，自然就跟我和两个姐姐玩在了一起。赵尔珉比我稍大，我什么都要听他的。
有一天，我正在沙坑里玩沙，赵尔珉招招手，叫我过来。我拍拍手中的沙，跑过去。他很得意的说：“我给你打个谜语，你猜猜看：两座圆圆的山峰，中间有个山谷，这是什么？”我茫然地看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不屑一顾地说：“是妈妈的乳房，你连这都不知道？”我努力回忆自己吃奶的样子，涨红了脸说：“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他瞪了我一眼：“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我真的很懊恼，并对他居然能记住吃奶时的情况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几年之后，在全国“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我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能在几分钟内把满满一张纸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个本领远远超过了赵尔珉能记住在妈妈怀里吃奶的能力，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和两个姐姐 我们和赵家邻居
我上了一段时间的幼儿园。表现可能不是很好。印象中似乎还把一个女孩子的头打破了，回家后被骂得狗血淋头。最值得高兴的是过年前每个人发一大包糖果带回家，那时是我最兴奋的日子。记得那年我拿回来一大包糖果。那时候两个姐姐已经上小学了，大姐姐看到糖果馋得不得了，偷偷地跟我商量，用学校发给她的练习本和我换糖果。我正对他们上学写字羡慕不已，立刻就答应了。结果被爸爸发现了，把大姐姐臭骂了一顿。
那时小学每年都会给学生写评语，好像小姐姐是个“甲”，大姐姐是个“乙”。爸爸正在批评大姐姐。我看了看小姐姐的“甲”，就在我的幼儿园评语里仔细寻找起来，果真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甲”字。我高兴地指给妈妈看，妈妈看了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告诉我，那的确是个甲，但那是指甲的甲，不是小姐姐得的那个“甲”。
两个姐姐和我
那时刚解放才几年，武汉还住了一些日本侨民，在烈士街也有一些。我们受到大人的感染，对这些日本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于是一些小孩子在大孩子的带领下对这些日本家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袭击他们的小孩，从窗户朝厨房扔石头，站在他们的门口大声叫骂……。有时他们家长也带着孩子出来抓我们，通常我们就跑掉了。或许只是吓唬吓唬我们而已，在当时的环境下，我想他们也不一定真的敢来抓住我们吧。就这样闹了好久，也不记得是怎么结束的，好像是搬走了。那个时候，仇恨日本人的情绪还是非常强烈的。
妈妈那时没有上班，只要我不上幼儿园就和我在一起呆在家里。厨房就是我的游乐场。记得一天下午，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妈妈把我从厨房拉出来，叫我站在外面，很严肃地对我说：“苏联的斯大林爷爷去世了，我们要为他默哀一分钟。”我不知道斯大林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但还是很听话地站在那里。周围除了妈妈和我，一个其他的人也没有。我们就那样笔直地站在那里，直到警报声停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