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
一九六三年九月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我刚进高中时，最令人开心的是自己是以“全校中考第一名”的姿态进去的。最不开心的是自己的年龄比别人小一、两岁，好几次都感到很没面子。年龄成了我当时最忌讳提及的问题。
初三时，绝大部分同学都超过十五岁了，所以少先队里几乎都是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初三只有我一个。就叫我当了小队长。反正又不做什么事，我也就无所谓。不料到高一下学期过“六一”时，下午少先队要搞庆祝活动。那天下午班上正好是自习，大家都在走廊里坐着，边晒太阳边看书。辅导员看见了说：“反正没有上课，就来开会吧。”于是那些初中的人就在下面叫我下来开会。我脸涨得通红，说：“还有三天我就十六岁了！”这时，班上的同学们开始起哄，大家一起叫：“江育林，下去过六一！”我几乎要气得发疯，一头就冲进教室，再也不出来了。
那时国家搞“全民皆兵”，十六岁以上都要参加民兵训练，高一有专门的民兵训练课程，还要考试。但我当时还不到十六岁。老师也很伤脑筋：不上吧，这门课没有分数；上吧，年龄还没到。后来据说还是专门打了报告上去才批准参加训练的。
当时学校在很多活动中都是采取以大带小的方式进行的。即高年级的学生带低年级的学生，如军事训练，学习方法交流等等。那时我在低年级同学的心里就是“大哥哥大姐姐”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才发现：虽然我已读高三，但高二班上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比我大。虽然大的不是很多，不过是几个月甚至几天已而。但已经足以在我面前充“老大”了。
在高中，我的学习实力相当强。大部分课程都能自学，并且按照自己的学习心得做笔记。所以在上课时基本上不听老师讲课。我的笔记完全是按照自己读书心得来写，和老师讲的次序有些不一样。刚开始老师还不太放心，看到我在上课时从不抬头，老是低着头看书。但是几次点到我回答问题时，发现我对答如流。并且看到我的笔记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编写的，远远超过了老师的要求，所以也不再管我。到高二后。干脆就把我从第一排安排到最后一排坐了，随便我干什么。
我们高一的数学老师是从华师下来锻炼的钱吉林老师。他教得很好，把枯燥的数学讲得非常生动。特别是他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今后的人生态度有很大的影响。记得有次课堂练习，做一个书上的题目。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做的。唯一有个平时数学成绩并不是很好的同学用一种特别新颖的方法解答了这个题目，非常简捷明了。老师对此做了点评，并真诚地说：“这个同学做的是最好的，我们的思路都没有做到。”这种向真理投降的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知道：要获得真理，对于不同的意见，不要看是谁说的，出于什么目的说的，首先应当看他说的内容是否正确。即便是敌人，即便是出于很阴暗的目的，至少，你从那里可以学到东西。
钱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记得有次小考。他在黑板上出了五到数学题。我眼睛近视，在后面看不清楚，天知道是怎么抄成了六道题，并且这六道题居然也都做对了。但钱老师认为：我只叫你做五题，怎么变成了六道，这不合要求。还是只给了我九十五分。他让我认识到：严格是科学的生命，马虎则是工作上的大敌和科学上的自杀！他使我养成了严谨的学风，特别对后来在科学院里的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高一时，全校举行了一次数学竞赛。题目非常难，三个小时的比赛很艰苦。题目勉强做完了，我以为一定不行的，没有想到得了全校第一名。后来才知道，数学竞赛不像考试，得满分几乎是不可能的。钱老师高兴极了，自己买了两本书送给我，以资鼓励。钱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就回去了。临走时，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我是钱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了，他再三地嘱咐我，将来一定要考数学系。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被赶到农村“劳改”。一九七一年春节，我回武汉过年。临走前，我去汉口买在农村需要的东西。在十五路汽车上，我正望着车窗外发呆，突然钱老师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一上车就看到我了，特别挤到我身边来。他万分高兴地问：“你被招工上来了吗？在什么地方？”我默默地看着他，没有出声。他马上就明白了，小声说：“不要紧，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钱老师又挤到售票员那里，买了两张车票，递给我一张说：“我在前面先下车了”。我无语，点点头。钱老师下了车，并没有走，而是站在站台上。透过车窗，我看到钱老师背过身在偷偷地抹眼泪。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痛。
没有想到几年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考上武汉大学病毒系。有一天居然遇见了钱老师，他好像来数学系听讲座吧。他看到我喜出望外。一把抓住我的手，问我在哪里读书。我告诉他是在病毒系。他非常遗憾地说：“可惜了啊，你应当读数学系的。怎么跑到病毒系去了？！”言语中透出对我的喜爱和期望。
一九六六年 高中毕业前的照片
在高中期间，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生活也逐渐好转，学习也慢慢抓紧了。特别是我们高三学生面临考大学，所以抓得还是比较紧的。校长还提出“以擂功为光荣，不擂功为耻辱”的口号。不过这个口号让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够了苦头。这是后话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学习是紧张的，老师们经常搞突然袭击式的小考，并且以能出难题考倒学生而沾沾自喜。而后来更发展到拉力赛的形式进行考试。即出大量的，数量不封顶的考试题，没有一个人能做完，看同学们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如俄语考几千个单词，物理考几百个计算题或者填空题。看在限定的时间内能做多少，做对了多少。这样一来，班上的学习成绩就拉得非常开。有人勉强及格，而有的人则可以得到好几百分。从高一到高三，我把大部分同学远远地甩在后面，而且感到非常轻松。象几何是很多人头疼的课程，特别是几何证明题。俗话说：“几何几何，想破脑壳；脑壳想破了，几何做错了！”而我和几个数学较好的同学却抓住课间十分钟的时间相互出几何题玩，把它们当做游戏来消遣。
那时的高考没有现在这么紧张。我们直到高三下学期还在学习新课，新课结束后才开始文理科分开复习。到高三时，我几乎不再遇到我不会做的题目。我追求的目标仅仅是一个：速度！记得有一次我按照老师发下的一大本物理复习题进行速度拉练。不按照正规的书写格式做，仅仅写出答案。结果我一个小时做了几十道题，而且全部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对我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们不是考虑我能否考上大学，而是在讨论我是上清华合适还是上北大合适。
通过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几年学习，我对学习的体会是：要学习好。一定要锻炼记忆力，不会记忆是怎么也搞不好学习的。再就是外语要尽早学，能大大减少负担，节省很多时间来学习其它课程。第三是如果学理科，数学是重中之重。数学好了，物理和化学自然就好了。而语文则是要靠平时的积累。擂功是擂不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