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中发生的那些事儿
一九八三年是草鱼出血病研究进展很快的一年。病毒组的同志们齐心协力，提纯了病毒，看了电镜，研究了它的形态学特性和理化特性。并于六月中旬向《科学通报》投稿，发表了文章。大家都对这个新发现的病毒充满了好奇。
随着对这个病毒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半年，陈老师开始研究它的核酸。当时全世界对病毒核酸的研究都比较困难。那时还没有PCR技术，也没有现在这些高科技的仪器来对核酸序列进行方便快速的测定。但这个病毒有个与其它病毒不同的特点：它的核酸是由十来个RNA片段组成的。所以能用相对简单的核酸抽提后通过电泳观察核酸图谱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陈老师的运气确实很好。她从来没有学过病毒，也没有学过生化技术，只是按照书上介绍的病毒核酸的提纯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居然在第一次对这个病毒进行核酸抽提和电泳时就成功了，经过染色后在胶上出现了很清晰的十来条黑色的带子。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武汉大学学过的生化常识告诉我们，对这种病毒的核酸电泳不是件容易成功的事情。
大家围在那块胶的四周，看了又看，并商量该怎么办。显然这块胶不可能长期保存在水里，谁也不知道它有多长的寿命。必须尽快地把它照下来，再来慢慢研究。当陈老师去借所里的公用相机时，才知道管相机的人明天才回来。我们家里的相机既没有近摄功能，也不能准确聚焦，根本没法给它拍照。高老师突然想起陈老师的爱人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带回一个高级相机。“那先把你家里的相机借来用用吧。”谁知陈老师摇摇头，慢吞吞地说：“那是我们家的私人相机，还是等明天吧。”听到这话我失望极了。我担心地问：“这个胶万一等不到明天就坏了呢？”陈老师满不在乎地笑了笑：“那我再跑一次胶就是了。”
晚上，实验室里静悄悄的。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胶旁看了又看，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心里念叨着：“要是我有个高级相机该多好啊！”快到半夜了，我搭了一个架子，拿出半透明的描图纸，把纸尽可能近的靠近胶，然后把胶上的图像尽可能准确地描绘了下来，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第二天上班，陈老师带着公家的相机来到实验室准备照相。一进门，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朝那块胶走去。走近一看，每个人都楞住了。通常人们电泳时都是用12%的胶，因为这个病毒的核酸带比较多，且分子量相差不大，所以要用很稀的2.7%的胶来电泳才能将它们彼此分开。由于胶的浓度太低，那块胶经过一夜的浸泡，已经因发胀而破碎，只剩下一堆破破烂烂的碎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大家呆呆地看着盛胶的盘子，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次极好的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这次过失让陈老师，也让病毒组，甚至水生所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老师后来花了几乎两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没能再跑一个像第一次那样漂亮的电泳图形出来。虽然在和病毒所、长江所共同开鉴定会的前夕，算是勉强拿出一张像是电泳的照片，但质量明显比病毒所差很多，被病毒所在鉴定会上耻笑了一通，丢尽了颜面，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无法提出这是一个新的病毒属的依据，只好跟着病毒所后面一会儿说病毒核酸是十条带，一会儿说应当是十一条带。对我国首次研究的第一个鱼类病毒，失去了最初的话语权。我不知道陈老师后来是什么心情，焦头烂额？追悔莫及？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由水生所召集，在武汉举办了全国草鱼病研究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就是草鱼出血病。这是我国第一次为某一个鱼类病毒病举行的学术会议，所以盛况空前。有全国各地的一百零二名代表参加，并于会后提出了要成立全国鱼病研究会的倡议。
在会上，陈老师代表水生所宣读了我们的研究报告。不仅包括了在《科学通报》上投稿文章的全部内容，还加上了核酸电泳的结果。在会前审查发言稿时，我看到陈老师在发言稿中信誓旦旦地写到：“……提取病毒核酸RNA，经过聚丙酰胺凝胶电泳，硝酸银染色后，清楚地出现十个核酸片段，它们的分布是3，2，3，2……”再看看我从那个胶上描下来的图像，不由得担心地问：“好像不止十条带子啊！”陈老师胸有成竹地说：“肯定是的，我查过了，动物的呼肠孤病毒都是十条带，只有轮状病毒才是十一条带的，这个病毒和轮状病毒的形态不一样的。”“那万一是在新的分类位置的病毒呢？”我又追问道。陈老师摇摇头：“不可能的，你看这病毒的电镜照片，形态和已知的呼肠孤病毒是一模一样的啊！”听她的话我明白了，这是搞寄生虫研究的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年代，对寄生虫的研究仅仅是用形态学的特征和差别来分类，而病毒主要却是以核酸来分类的。这是本质的差别啊！但在水生所，一个刚毕业两、三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去改变一个老研究人员的观点。即便她对病毒学是外行。
就这样，在鱼病会上，陈老师代表水生所向全国的同行报告了我们的研究成果：电镜照片、免疫反应、核酸电泳等。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谁知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五月中旬，长江所就在《淡水渔业》上发表有关草鱼出血病病毒电镜观察的文章，宣布说发现了呼肠孤病毒。虽然从照片上看，和我们看到的病毒没有任何区别。但他们并不认为和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东西，并把这个病毒另外起了一个名字“鱼呼肠孤病毒”，宣称这是他们最先发现的。文章最后署名是：长江所和病毒所联合攻关组。潘老师把文章拿过来仔细看看，上面写着：稿件于一九八四年五月收到。显然，他们在和水生所抢速度，利用《淡水渔业》杂志挂靠在长江所的优势，抢先发表了文章。而我们去年六月就投到《科学通报》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发表。水生所的领导开始紧张了。
六月初，潘老师（当时已经是所长了）打算叫我去一趟北京《科学通报》编辑部，完成文章最后的修改，并希望他们能尽快发表我们那去年就投出去的文章。《水生生物学报》的编辑何碧武老师长期搞杂志编辑，和科学通报的编辑们也很熟。潘所长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去，但担心何老师年纪大了，不愿意出差。陈老师笑着说：“只有叫细菌组的郭蕊芳老师去才能请得动他。” 我好奇地问：“只有她能请得动？郭老师跟何碧武关系很好啊？”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那是很好啊！”徐老师笑着告诉我：“他们是两口子呀！”我尴尬地摸摸脑袋。天天埋头在实验室做试验的我，对周围的事情是百事不管，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啊。
临出发前，陈老师提纯了一小管病毒，叫我到北京后抽空到解放军三零二医院去看看电镜。希望能照几张好的照片，也核实一下病毒的大小。
那时候，从武汉到北京要做整整一夜又半个白天的火车。不像现在，四、五个小时就到了。在火车上，我才认识了何老师。那是个非常和气的老头，很瘦，但挺精神。在火车上，何老师把我当做第一次出门的小孩子，对我非常照顾。我笑着告诉他：虽然我出差很少，但出远门不是第一次了。何老师哈哈大笑起来，在路上给我讲了很多笑话。第二天到北京后，我们放下行李，立刻赶往科学出版社。出版社的人都跟何老师很熟，满口就答应尽快排版印刷。由于文章里修改过的地方很多，看起来十分杂乱。编辑对我说：“这样吧，你把文章再往方格纸上重新仔细地抄写一遍。明天拿过来，我们就可以拿去排版了。不过今天下午我们要关门开会，你自己找个地方抄写吧。”我想到抄一遍文章不过就是半个小时的事情，明天来这里抄也来得及啊。正好下午我可以去北京三零二医院看电镜。下午，我一到三零二医院，电镜室的吴瑞老师立刻给我制片观察。令人意外的是，在测量病毒直径时，他根据乳胶粒做标准测量这个病毒的大小为65毫微米，而我们在武汉湖医电镜室根据光栅测定的病毒直径是70毫微米。其实，不同的电镜本来就有误差，负染色和正染色（切片）也会造成一定的误差，这个误差应当是在允许范围以内，可以不用管它。但我想到文章的第一作者是陈老师，特别她是搞寄生虫的，对形态和大小非常在意，觉得有必要请示一下。于是我赶快打了长途电话告诉此事，并问她：“你打算在文章中写病毒的直径是多少？”陈老师在那边犹豫了很久，慢慢地说：“那就改成65毫微米吧。”这样，到第三天上午，我在赶去编辑部抄写文章时，就把病毒直径改成了65毫微米。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后来的鉴定会上给病毒所与长江所留下一个钻空子的借口。
抄好文章，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也该回去了。但回武汉的火车晚上才开。何老师对我说：“我想休息一下，你自己活动吧，反正到时候回招待所，我们一起去火车站就是了。”
我突然想到医科院病毒所。那里有武大的同学夏恺在读研究生，有很多大专家在那里，我可以去向他们请教一些病毒学方面的问题。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于是我赶到病毒所，不巧夏恺那天刚好不在。我感到有点失望，但又不甘心，就在那里到处看。突然，我看到有个办公室门口挂着洪涛老师的指示牌。
我早就听说过洪涛老师。他是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特别对轮状病毒有很深的研究。不过，像我这样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就这样贸然闯进去，他会跟我谈话吗？我有些犹豫。不过既然来到北京，就不能放过这个向老师请教的机会。我想了一下，就问他两个问题，十分钟，问完就走。
我轻轻地敲了敲门。一个个子很大的人开了门，笑着问我：“你找谁？”我一下子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是洪涛老师吗？我是，我是武汉中科院水生所的，来北京出差，想顺便向你请教几个病毒方面的问题，可以吗？”洪涛老师的眼光在我充满渴望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又回过头看看桌子上堆的纸张，点点头说：“进来吧。”我小心翼翼地随着他走进去。房间不大，靠墙有个很大的书架，到处堆满了书和纸张。洪涛老师把桌子上的东西推了推，腾出一点空间，然后指了指旁边的凳子说：“坐吧。”
我紧张的心情慢慢松了下来。我向洪涛老师简单介绍了草鱼出血病的情况，对新发现的草鱼呼肠孤病毒的了解，由于没有敏感细胞而导致进展非常缓慢，以及我想了解的病毒学问题。洪涛老师很认真地听我的问题，然后详细地，一个一个地跟我解答。他是那样热情，那样耐心地跟我一个人讲课，甚至有次还站在凳子上，从书架顶上拿下做好的病毒模型，给我比划着解释病毒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仿佛是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学生讲课，但此刻面前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一眨眼，我看看墙上的钟，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我抱歉地对洪涛老师说：“哎呀，真对不起，耽误了你那么多的时间！”临走时，我红着脸对他说：“洪涛老师，我只是一个从大学毕业才两年多的大学生。刚进门时，准备只问你两个问题，十分钟就走。而你却这样耐心地给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很感动，也很感谢你！”洪涛老师开朗地笑了：“没什么，我也是从你这样的大学生走过来的，我很高兴你能来问这些问题。”
走出他的房间很久了，他的话都还在我的脑海里回响。洪涛老师确实是我学习的榜样。不仅仅是学识，还有待人的态度。很多年以后，当我也成了老师，在学生面前，对他们提出的学术方面的问题，我从来都是尽量仔细地回答。每当这时，我就想起洪涛老师，想起他说的话：“……我也是从你这样的大学生走过来的。我很高兴你能来问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