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岁末日记
外两篇
© 马悦然／文
马悦然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回到峨眉山把我的方言调查做完了。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我在八月三十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四川正在动员。一百个家庭得出两个兵。否则买一个代理兵得花七八斗米。听说蒋介石到成都跟西康的省主席刘文辉商量政局。刘文辉是个看风向的人，蒋介石可能会白跑一趟。”
九月二十三日到成都之后，我花一个月的工夫研究成都方言的声调在句中的变化。
以下引用我在日记里所记的二三事：
十一月十日：四川差不多全给包围起来了。谣传蒋介石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打起来，尽可能要保卫云南、海南和台湾。
十一月十六日：阴天。最近几天我听到飞机在空中隆隆地响。谣言越来越多！谣传胡宗南的军队要撤退到云南去；国民党政府准备搬家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城里头开始起防寨。红军已经打到重庆，过不了多久会到成都。人人都希望他们快来，免得土匪利用机会捣乱。陈行可教授、华西大学的一些老师和学生、西门华跟我每天晚上出去在大学周围巡逻。我们这一帮不带武器的人当然谁都敌不了。我们只做个样子罢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据说重庆昨天或者今天被解放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到了成都。副总统躲在香港，不愿意再参加这个游戏。谁都不能猜到他要做什么。也许蒋介石往西去，经过西康到印度。成都的居民在等待。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骚乱现象。
十二月十日：最近几天发生了很多事。谣传刘文辉和邓锡侯要新任命的王省主席辞职，撤退他的军队。红军向乐山前进。北边有彭德怀的军队，东边有独眼龙刘伯承，南边有林彪，西边有好像还没有打定主意的刘文辉。胡宗南的军队的一部分出成都市的南门，往南行军。胡宗南也许希望保卫乐山，让军队经过西昌撤退。要是红军先到乐山，就糟糕了：国民党的军队会回到成都去捣乱。城里头见不到多少人。所有的铺子都关门了，很多居民搬到乡下去了。我正在读汉代的古诗和乐府。
十二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激烈的枪声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后，我到花园里去听跳弹飞来飞去。陈家的人也醒了，都聚在‘可庄’的客厅里。我的小狗月色芬躲在沙发底下发抖。我去找睡在大门内一间小屋子里的老朱（他是陈家的厨子），可是他不肯起床。老朱是打过仗的，他啥子都不怕。我把两百块银元放在一个提包里埋在花园中的粪坑里。
吃早饭的时候听BBC经西康转播的晚间节目。八点钟上街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得知胡宗南命令了刘文辉撤退他的军队。刘文辉拒绝服从，胡宗南的军队就以四辆坦克车和重炮攻击当刘文辉司令部的武侯祠。武侯祠附近的小巷很窄，两旁木头的小屋盖得不结实。巨大的坦克车比巷口还宽，结果好些个小屋被压碎了，死了不少人。刘文辉自己早就跑掉了。
十二月十九日：刘文辉在北门内的住宅被胡宗南的军队抢光了。谣传“战利品”包括几吨银子和两辆卡车的鸦片烟。据说胡宗南飞到台湾去了。我今天把埋在粪坑里的银元钓上来。我用了半天的工夫把比罪恶还黑的银元擦洗干净！
十二月二十一日：今天跟闻宥教授学宋词。他自己的词填得非常好。从南方传来炮声。红军已经过了离成都只有四十公里远的新津。彭德怀的军队也离得越来越近了。祝我们大家圣诞快乐！
十二月二十二日：最近有谣言说新津附近国民党的军队和红军正在交战。华西大学医院的美国麻风病专家Dr. Crawford和加拿大外科医生Dr. Outerbridge开个吉普车到战场去救伤员。他们先接触的是红军的司令官。他很抱歉地说他的军队没有受伤者。他很客气地让两个医生开到对方那边，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可是对方也没有受伤者，所以那两位慈悲的医生只有失望地开回成都去。
圣诞节前夜：西门华和我请画家吴一峰跟他夫人在我们家里吃晚饭：鹅、圣诞节布丁、绍兴酒及水果等等。圣诞树上挂着我用包香烟的锡箔做的小星星。红军现在离成都只有几公里了。谣传还在成都的胡宗南接到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二十四个小时之内撤退他的军队。
圣诞节：昨天的晚会很成功。吴一峰和他夫人在我们家里过夜。大家到教堂去做半夜礼拜；牧师最后劝我们明天不要上街，他听说成都夜间就要被解放了。我今天早晨把吴一峰夫妇送到他们东门外的家。街上没有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现在情况清楚得多。胡宗南和刘伯承圣诞节前夜十一点钟签了一个契约：胡宗南的军队必须四天之内撤退。契约一共包括八个条件，其中之一是在成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晚上，我们依旧在华西大学的周围巡逻。
十二月三十一日：红军终于进城来了。大兵们看起来很疲倦，可是他们的纪律和态度很好。他们晚上得在街上睡：八条件之一是不允许他们强制使用居民的房子。街上到处都挂起红旗和红灯。
解放军进城之后
被解放之后的生活很安静。解放后第二天，成都的街上到处都出现了一两个人的宣传队，邀请居民讲话，谈他们对解放的看法。
小天竺街的一个老头儿说：“你们共匪……”
“啊呀，你这个笨东西，说些啥子话，你！”“啊呀！”一声忽然插话的老太太可能是那老头儿的老婆。
“不要紧，不要紧，”那解放军说，“让他说吧！”
过了一个星期，成都的军事处要我到城里一个学校的体育堂去接受讯问。堂中有很多小桌子，每张桌子上坐着一个宣传部的军人和一个被讯问的人。讯问我的人跟我的岁数差不多。他首先问我为什么在成都。
“我是专门研究四川方言的。”
“是真的吗？
“我是高本汉的学生。”
“他是谁？”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汉学家。”
“是谁出的钱？”
“我领了一个瑞典首都大学的奖学金。”
“听说是‘煤油大王’的钱？”
“也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把一笔钱交给我的大学，让他们颁发奖学金给几个学中文的北欧学生。”
“好，我们以后再谈吧。”
“除了搞方言以外，你还做些什么？”
“我对中国诗歌很感兴趣，我最近读了一些汉代的诗。”
“《孔雀东南飞》你读过没有？”
“读过。”
“那首长诗是什么时代写的？”
“肯定不是汉代的作品，可能晚得多。”（我几个星期之前很详细地读过那首诗，所以我能很清楚地告诉他我为什么认为那首诗的创作年代比汉代还晚。他一问那个问题，我就想他可能是念过大学的，因为那时的中学生根本没有听说过《孔雀东南飞》。）
“你是搞中国方言的，你听不听得出来我是哪儿的人？”（他一定是北方人，但他的口音不像北京话，也不像山东话。我只有猜！）“我认为你是陕西人，也许是西安出生的。”他没有说什么。
“你属于哪一个瑞典的政党？”
“我不告诉你。”
“为什么？”
“我爸爸不会问我妈妈她选举时投哪一个政党的票。”
每一个星期那个很客气的军人都要讯问我一次。到了一九五〇年的二月份，瑞典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告诉我的讯问者：“我的政府承认了你的政府。你已经问过我很多问题，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
“你问吧！”他说。
我就问他一些比较尖锐的关于他对民主制度有什么看法的问题，等等。
过一会儿他说：“你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对，我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生长的。但是你从小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因此你坚持你的政治立场。”
“对。”他说。
“啊，我们终于到了能够交谈的地步了！”我说。
“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我的政治立场是对的，你的是错的！”我的对方说。
虽然他认为我们能够交谈了，但是这种交谈基本上等于各自宣言而难以交流和沟通。真的，坚持不同政治意见的人之间的讨论没有多大意思，谁都说服不了谁！
旅途二三事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我接到成都市军事当局的通知：我两个星期之内必得出境。那时，中国内地交通不便，因此时间很紧。我买的书比较多，当然不能带在身上，邮政局只能寄信，不能寄包裹。
我到离华西大学很近的小天竺街的邮政局去问局长怎么办。
“包裹寄不得，”他说，“可是寄信莫得问题得。”
“信的重量有没有限制？”我问。
“莫得！”他说。
我买了一个巨大的、驴皮做的箱子，把书和一些零碎的东西装在箱子里，又到邮政局去。
“我要把这封信当‘留局待领’邮件寄到广州去。”我说。
估量了箱子的轻重之后，局长告诉我得贴多少邮票。我把箱子的四面都贴满了邮票，还是不够。但是这位局长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叫他妻子缝了很多小布包，把小包装满了邮票之后，把邮票的价值写在布包上，然后把小包捆在箱子上。这是我所寄的信中最重而且最漂亮的一封，真像一棵花花绿绿立方的圣诞树！
收拾好了以后，我同一个年轻的英国朋友西门华先生，搭邮车到重庆去。（那时还没有铁路。）西门华是伦敦大学中文系的讲师，我们在成都时一起租屋。
一九五〇年的夏天，四川乡下不大安全：路上的土匪和“棒客”还多着呢。有两辆军车护送我们的邮车，一辆在前，一辆在后。
到了重庆我们碰见了三位也准备到广州去的外国人：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弭老小姐（Miss Mickey）、一位姓斯土披的美国军需官（Quarter- Master Sergeant Stupey）和一位姓卡洒那维（Casanave）的法国工程师。那时有很多人要坐船下江到汉口去，因此船票真不好买。西门华和我答应给弭老小姐买船票。我们果然买着了三张，两张头等的，一张四等的。我们把一张头等票让给弭老小姐。既然谁都不愿意跟弭老小姐同住一个船室，所以只有掷硬币，看谁贏得那四等票。西门华输了，但是不必跟弭老小姐同住一个船室：他的伙伴是一位到北京去开会的干部。
我跟十五个男女睡在船最底层的一室。每人睡在宽十几寸的一条木头板板上。睡在我左边的是一个从宜宾来的酒商。他是个好客的人，我们两个干了好几杯四川大曲。在我右边睡着一个年轻而且很漂亮的姑娘。（我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她好像也不敢看睡在她身边的老外。每天晚上睡着之前我都要复习报国寺老和尚果玲曾给我解释的“涵养”对人品的重要性。）
我在船上带了我已经读熟了的《唐诗三百首》。穿过三峡时，我给自己默默地朗诵了李白的《下江陵》。从重庆到汉口不是一日还，需坐八天八夜的船。
我船上的伴侣包括一些古怪的家伙。六十多岁的弭老小姐在中国只用平声的声调传了十几年的教。她原来学的是人类学，主要的兴趣好像是春画的背景和历史！加拿大一个博物馆托她在中国趁便搜集古老的春画。
斯土披先生是一个打扑克牌的专家。据他说他在军队里打扑克牌贏得了一大笔钱。他天天跟一位英国国教的主教在甲板上走来走去。那位主教告诉我他认为斯土披先生是“most remarkable fellow”（“最机灵的家伙”）。快到汉口的时候，不会讲中国话的斯土披对我说：“Give me three more days with the bishop and I could move in any circle”（“再让我和主教多待三天，我就能进入任何一个圈子。”）
卡洒那维先生在西康待了七年。他主要的任务是修公路和军用飞机场。他虽然跟一个中国姑娘同居了七年，但一句中国话都说不出来。汉口和广州的军警审问我们外国人的时候，我得当翻译。审问我们的军警一定要搞清楚卡洒那维到西康去的理由。他的回答是：法国驻重庆的总领事在一个酒会上跟那时当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干了几杯酒之后，答应把一个法国的工程师派到西康去修飞机场。军警唯一的反应是：“不可能吧！”但是军警把卡洒那维简直莫得办法得。（没有一个四川人会认为这个句子的语法是错的！）
伴侣中唯一比较正常的人是西门华，有名的汉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的儿子，他到中国去的目的是研究元曲。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西门华跟我向闻宥教授学宋词。闻宥先生是华西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对语音学、上古汉语音韵学、藏语和词学很有研究，他自己填的词也非常精彩。（一九五二年闻宥先生受聘为北京民族学院的藏语教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两个年轻的欧洲学生的关怀。
我们在一天早晨到了汉口。去广州的火车晚上十一点才开。
卡洒那维先生一定要西门华和我跟随他去拜访他一个老朋友、驻汉口的法国总领事。我们下午终于找着了法国领事馆。敲门敲了很久之后，一个老太太出来问我们找谁，我给她介绍我的旅伴，说我们来拜访法国领事。
“还没起来呢！”老太太说。
“Est qu' il est malade？”（“他病了吗？”）卡洒那维问。
“醉了。”老太太说，“他总是醉的。”
老太太领我们到“总领事”的卧房去。床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那时我只有二十六岁）。那位“总领事”原来是领事馆的厨子，总领事跟他的下级官员离开汉口的时候，只留下这个厨子当代办。一九五〇年夏天，法国驻汉口的领事馆管不了多少事，所以“总领事”根本就不需要起床。
但有朋自远方来当然得好好儿地照顾，主人的床桌上有一瓶绿得吓人的苦艾酒（Absinthe），我爸爸告诉我那种苦艾酒只有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喝，喝了会瞎了眼睛。我们四个人把那瓶苦艾酒喝光了之后，我们的主人一定要我们去拜访他的同事、英国总领事。我们当然肯去。这次没错，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就是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那时，中国跟英国关系比较紧张，因此英国总领事不准走出自己的家门。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总领事当然欢迎我们三个人到他家来找他。他留我们吃晚饭，英国式的晚饭，先来个清汤，后来鱼，再来牛排，最后是布丁。
我的朋友卡洒那维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人，也喜欢讲故事。问题是他越喝越讲，越讲故事越怪。（四川话的“怪”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是“奇怪”的“怪”，一是“淫荡”的意思。）卡洒那维所讲的故事不属于传奇之类。汤一上桌，卡洒那维讲了一个要是有女客在的话不该讲的故事。我们的主人（他真像吉普林［Kipling］小说里头的英国驻印度官员）一听就吊起眉头，把单眼镜掉在清汤里！世界上的难事很多。在一碗清汤里找一只单眼镜比在浑水里摸黄鳝难得多！（啊！报国寺的小和尚们！你们现在在哪儿呢？你们还记得我么？）
在英国总领事那儿吃了晚饭之后（我们当然也喝了几杯白酒、红酒、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什么的），卡洒那维、西门华和我摇摇摆摆地找回火车站去。我们三个人跟弭老小姐睡在同一个车厢里。我睡的是一边的上床，弭老小姐睡的是对面的下床。我看她睡得很香，一头的圈圈儿，我很高兴我们没有把她吵醒。卡洒那维的怪故事当然没有讲完——幸好弭老小姐不懂法国话！咳！第二天早晨，快到广州的时候，弭老小姐把我们叫醒了说：“Bonjour， Messieurs”她原来是加拿大东部出生的，讲得一口法国话！
到了广州，我到邮政总局去领我的箱子。糟糕！我的信没到！我的居留证明天就失效，我必得当天出境！我把箱子的钥匙交给局长，请他检査好了箱子以后，把箱子寄到香港大学的Robert Black College。广州邮政局局长跟小天竺街的局长一样精明。“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他问。“书和一些旧衣服。”我说。“这样吧，”局长说，“箱子不必检查，钥匙你自己留到。我要是寄给你的话，信会丢了，那你怎么办？”
我谢过局长之后到火车站去等下一次到边境的火车。我原来记性很好，但对那天活动的印象全是模糊的。我上了车，下了车，过了桥，上了到九龙站的车。我只记得我在通往九龙的火车上喝了一瓶丹麦啤酒，吃了一包牛肉干。
过了几天我的箱子果然到了。人到了香港，箱子也到了香港。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儿？
本文选自《另一种乡愁》（增订版），（瑞典）马悦然／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