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人家的孩子何时开始能参加高考的?
扫盲运动是指扫除文盲的运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为解决这一问题，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
扫盲运动是建国初党领导的主要是面向社会下层的群众运动。其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面对的对象决定了它具有统一而又灵活多样的特征。
首先，农村扫盲必须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生活需要。为此，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经过和群众商量，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为了统一领导扫盲工作，各地还成立了扫盲协会。
其次，“以民教民”的工作方法解决了扫盲运动的师资问题。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单靠正式的教师和正常作息时间的教学难以满足在短时间内全部扫除文盲的艰巨任务。组建一支扫盲教师队伍是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注重业余教师的培养，并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有七八百万是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当时就是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同时注意解决业余教师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教育他们认识到教人读书识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而是光荣的工作。
再次，青年团协助各级政府，在扫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扫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扫盲的依靠力量也主要是青年。“扫除占农村青年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文盲、半文盲，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今后农村实现技术改革、实用大型农业机器的重要条件。”为此，团中央号召各级团委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在全国农村掀起一个全国性的扫盲热潮，使扫盲工作紧紧跟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团员青年作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在动员群众入学、帮助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以及指导群众学习和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
最后，扫盲运动打开了农村妇女自求解放的大门。妇女占到农村人口的一半，而她们长期以来远离知识与文化，妇女的社会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不仅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各级政府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作为领导妇女工作的机关，对她们进行思想宣传与文化教育，使她们摆脱封建主义造成的愚昧，从而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正视自己的社会尊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扫盲识字班，今天开学了，上学的男和女，早早就来到，学文化、学政治，专心听课，天下的大事情，我们能知道……”这是1950年代流传在山西晋城的扫盲识字歌。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础教育薄弱，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11.7万人。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扫除文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普及与提高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1950年，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为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全军进行文化大练兵。毕业于中原军政大学的祁建华，当时是第二野战军某军文化干事，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向大西南行军作战途中，他开始研究速成识字的教学方法。
这次文化大练兵，祁建华准备下功夫教战友识字。他以汉语注音符号为“拐棍”，制定了一套速成识字方案。起初，他向战友们说每天要教40个字，大家觉得太多了，可用了祁建华的识字法后，都进步明显。一个文盲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学会1000多个常用汉字，并且能读报。这个识字教学方案被称为“祁建华速成识字法”。12月，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广泛推行“速成识字法”。西南军区政治部决定给祁建华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模范文化教员”称号。
1952年5月，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11月，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开始了。
1954年，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办起了“记工学习班”。高家柳沟村有三百多户人家，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团支部选了7个识字青年当记账员，但他们识字不多，经常把账记成“糊涂账”。团支部办起识字班，请四位高小毕业生教大家，首先从社员的名字、各种农活与农具词汇教起。“做什么，学什么”，白天下地干活忙，晚上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称赞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到1950年代末，全国已有近三千多万人脱盲。这期间，中国的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发展起来，人民群众精神面貌得到很大改变，为大规模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群众文化素养普遍低下，文盲占90%。扫盲运动提高了人民文化素质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大多数人能识字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最基本的人权。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使文盲比率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这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最有标志性的成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 在全民教育上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素质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
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还意味着中国政府兑现了对世界的承诺。“消除知识差距，将全球每个居民受教育的权力变成现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行动的两项主要目标之一。扫除文盲则是该项目标的主题。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农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初的步伐。1950年，党和政府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开展扫盲教育。1952年5月24日，中国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政府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实习学校，扫盲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新中国成立前，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1952年开始，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的80%以上都是不识字的文盲。1952年，快速识字法在全国推广。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全国扫盲，到50年代末中国成功扫除文盲近三千万人。
同样在1952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根据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进行高校院系大调整。北京新建航空、地质、钢铁、石油等8大学院，培养“未来的红色工程师”。同年，教育部发布通知，规定全国高校除经教育部批准的个别学校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1952年8月15日、16日、17日3天，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举行。从此建立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源源不断为新中国的建设选拔人才。在《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中，不少名字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关键领域内的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