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忐忑与兴奋，跟着二姐去上学了。盼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在文革前，小学分初小与高小，中学分初中与高中，高等教育分大学与研究生。我们的初小（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在本村，而高小是在中心小学。我们公社基本上是五个村的初小集中到一个中心小学，15个村的公社有3个中学小学。每个中心小学有五年级和六年级两个班，每个班的学生数是初小的2倍。所以，从初小升高小的升学率大概40%。没考上高小的，个别时候有蹲班生（到北京才知道我们那里的蹲班生被称为留级生），看下届有没有缀学生，因为桌椅板凳是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在初小的4个年级内，升学率接近100%。高小从五年级升六年级也一样。高小升初中，是三个班组成一个班，升学率大约1/3.从公社初中升县高中升学率不低：10个公社的初中班升到县高中的4个高中班，升学率大约40%。文革中有了社办高中，县中学没考上的，就去社办高中（全县有两所社办高中）。所有高中加在一起，初中升高中升学率差不多80%。也就是说，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县高中，有大约5%的比例。从正态分布来说，这个属于科学合理的淘汰规则。文革时对此进行了批判，被认为是17年的修教路线：把大多数人（95%）排除掉了上高中的机会，只有少数学生（5%）能读到高中。这是成立社办高中的原因。事实上，这还是到了文革前的1966年县高中才有4个班，以前就两个班，能读高中的差不多是同龄人的1%。那时候的大学招生人数要比高中毕业生人数多，基本上没有高考落榜之说，瓶颈在乡下的中小学教育条件跟不上。
我上学一开始还是天天去的，两个月后我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多数时间放羊、打猪菜、养家兔、种菜园、跟爷爷卖菜、卖他编的背筐、土篮子。一年级毕业前，牛老师就找了我爸，建议我跳级直接到4年级，这样，我就需要天天上学了，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上学方式对他管理学校不合适。可牛老师并没跟我直接谈。反正我去不去上学，他也不管。那为何他让他跳级到4年级呢？因为跳到高小5年级他主不了，那是在中心小学了。在他管辖范围内，就只能跳到4年级。
我放羊回家快到家时看到我爸骑自行车进院了，爷爷没在院子里干手艺活，估计他俩在屋里闲聊。我一进厨房，就听到他俩在里屋谈话，就隔着一个布帘子，我听得清清楚楚是在说牛老师，我明白在谈论我的话题。猜想牛老师对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上学方式不满，告到我爸那里去了。可仔细一听，原来是谈论牛老师让我跳级的事。
显然是我爸在问我爷爷的看法。爷爷的意思是让我自己做主。我爸问他的意思，他说：“跳级的好处就是早上大学，这点好处抵不过坏处。你我都经历过被人嫉妒的童年，人嫉妒人是要命的。他哪里打得过比他大好几岁的混账们？人家联合起来欺负他，直到让他痛苦到无法上学，那他就失去以后上大学的机会了。所以，除非他自己愿意，我们不能建议他跳级。”
我听到这里就悄悄地退出屋子。我认同我爷爷的看法，决定不跳级，一级都不跳，就不会被比我大的人嫉妒到故意找茬打我、没完没了欺负我。显然我爸也认可我爷爷的看法，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了。我在外面菜园子里干活，就看到他骑车走了。估计牛老师听了他的说法，也认可了。从此，没人跟我谈论跳级的话题。想起来，我爸也害怕儿子被大班的人欺负，他是过来人，体会太深，也就没必要让我给自己做出错误决定的机会，干脆就不跟我提这事更好。我也没再思考这事。
到了1968年，我高小5年级快结束了。在文革前，我们河北省的学年是从暑假过后开学算起，到暑假来临时毕业或升学。文革期间发生了变动，那就是毛主席发了最高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河北省决定：高小取消，小学由原来的六年制改成五年制，高小五年级改在本村上，没有初小的说法了，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小学。初中改成两年，高中也是两年。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刚好是五年级升六年级。我们的中心小学校长被批斗后给开除回他老家去了，小学就只招生他们村跟我同班的五年级学生。不是中心小学的村，五年级毕业学生就惨了：没学可上！因为我们村原来的4年级要升为5年级，没地方让我们回本村留级再读五年级。初中只招生六年级毕业的，没我们的份。
在我恍惚地走路回家的半路上，碰上了高中要毕业的我们村的潘柱。他看我无精打采的样子，便问：“出什么事了？”我说我没学上了！六年级的升初中，五年级的无法升六年级了，因为学制缩短了！他说：“我更惨啊！上大学的路没了！大学不招生，高中毕业没去处，回家种地。可我不甘心啊。”
很快就听说他找到了公社社办初中的老师位子。可我呢？
家里人都以为我不再去上学是因为放暑假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只是不同的是：开学后我也没地方去上学了。我在等消息，虽然天下大乱，天天在整大字报批斗会政治运动，可毕竟全国整个一个年级的学生都无法读书了，难道党中央就真的没人管这事了？我一边放羊一边打听着这方面的消息。
在这时，我们村发生了一件事：牛老师是固安县人，不是我们县人，他是吃商品粮的。到了文革时，我们县里有很多自己本县的高中毕业生了，而牛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是1949年时小学毕业就当老师了。等于我的小学是小学毕业的老师教的。此时，县革委会就做出决定：外县的小学老师不再发给他们工资了，而是去他们老家的县找工作。牛老师一走，村里就发生了“抢位子”事件。一个是焦老师，她哥哥是新任大队干部（大队会计），高中毕业了大学不招生了；一个是刘老师，她本来是师专毕业在一个镇高小教六年级。她跟我们村的一位复员军人，刚好复员时县里造反组织就让他去刘老师她们那里当工作队队长，美貌的吃商品粮的刘老师竟然被他给忽悠到手而结婚了。刚结婚，这复员军人工作队队长就被人给开了，回本村当社员。但他很快就当上了一个造反派的司令，他老婆生孩子，就只好跟随丈夫也到我们村当小学老师；还有一位老头，是吃商品粮的老教师，退休回老家了，没事干，就找大队党支部书记自愿当老师不要一分钱。
我听到这消息就高兴了起来，有三位老师，那我说不定就可以继续读书了，要占个位子，以后才有机会上初中和高中。
很快我爸就知道我其实开学后没地方上学了。他一问我，我就点头。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提出我怎么办的话题。得知大学不招生了，爷爷就不吃饭了。其实他才是对我将来读大学报以厚望的，是他告诉我将来读大学的。在他告诉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大学。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呢。爷爷对我爸因为战争没能有大学上而深表遗憾，日本侵华指挥部就设在廊坊，我们那里是敌占区。我爸只听说北京的大学都南下了，至于去了哪里，在乡下炮火连天的时候都无法打听到。我本来是生长在和平年代的，上大学是必然的，不应该没机会。突然间文革来了，大学不招生了。这对爷爷来说就像晴天霹雳。这是他没想到的事。
我爸安慰我说，他很快就找公社党委专门负责教育的张校长。我爸的意思是：张校长知道我，肯定会让我去读初中，不会让我放弃学习机会。这事对公社校长来说小事一桩。何况他们俩还是好朋友。我爷爷一听便摇头。
我不明就里，也不知道爷爷怎么想的，就没问他，等他告诉我答案。爷爷拿起筷子继续吃饭。饭后，他回到我们俩的西屋，我爸也跟着去了。我们爷仨三代人坐在炕上都陷入沉思。最后还是爷爷开腔了：“老毛今年已经过了73岁了。七十三，八十四，两个槛儿。第一个他过去了。”我爸说：“这个七十三，八十四，不是真的。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事，可我就纳闷这道理何在。从此，五里三村的，凡是死了人，我一定打听死者的年龄。超过70岁的，我记账。等死了两百人后再画图，结果发现：不论虚岁还是周岁，70岁以上的人都是连续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槛儿的图形。”
爷爷听后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拿起烟袋，抽起了烟。然后说：“老毛前几年不是还到长江游泳吗？说明他至少还能活10年。”我爸说那游泳说不定是在水里有潜泳的托着他照相而已，并非表明真实情况。但他70多岁还敢下长江，显然身体没大毛病。”
爷爷说：“所以啊，宁肯往后退，也不能跳级。”
“那能退到哪里？”我爸把我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
“退到一年级。再熬10年，高中毕业后说不定他就死了。他一死，肯定大学还会招生。不能犯你当年的错了。如果你当年熬着，就能熬到上大学的机会。这错可不能再犯了。两代人都耽误了可就说不过去了。”爷爷斩钉截铁地要我往回退，而非去读初中。
听他一说我需要退回到小学一年级，我跟我爸差点笑出声来。不论谁当老师，都不可能让我回去读一年级。我读完一年级时牛老师建议我跳级到4年级呢。我5年级毕业了，回到一年级，实践上讲没这可能性。何况占据一年级学生的名额，大队党支部也不答应，因为底层一直在尽量减少儿童文盲率，桌椅板凳都不够，怎么可能让我回去读一年级。全公社的老师们早都知道我。我想，我爷爷的意思是必须想方设法让我有读大学的机会，那就是：高中毕业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了。按照我们那里的情况，升学的名额是必须占住才行。比如六年级的升初中，就没我们五年级的份，虽然学制缩短了，理论上我们两个年级同时考试，如果我考过六年级的学生，我也有资格升初中才合理。可那时规定是一刀切。
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仔细一想，爷爷的说法是对的！哪怕我在读初中时毛主席死了，我也就是晚读几年大学而已，可如果我高中毕业了，毛主席还没死，那他死了后大学恢复招生那也是应届毕业生有资格参加考试，我就真的没机会上大学了。就跟这次一样，我们这一届错过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就是错过了，找谁说理去？可如何才能退回到小学一年级呢？怎么想都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弟弟跟我一起去打猪菜。他问我昨晚是怎么谈的，结果是什么。我说爷爷的意思是往回退，退到小学一年级最好。弟弟听后说有道理，就这么办！我说你扯什么啊？怎么可能！他说：“这是小事一桩！你明天用纱布把脑袋缠上，就说被公羊给顶了脑袋，变成了傻子。你从此装傻，家长跟老师说让你读小学一年级看看能否学点东西。这不就完了？以后呢，你就得装傻，而且不能变回来。比如，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听我的。”
我仔细一想，这还真的可行。到时候丝毫不影响我升学，直到上大学。在每个年级考试掌握能及格就行。然而，傻子在农村是被欺负的对象，跟残疾人一样，受人鄙视与欺凌。那时的农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根深蒂固，欺负傻子与残疾人远超过欺负地主崽子，因为人们害怕哪天社会变了，地主崽子一旦翻身，那要遭受报复。而傻子与残疾人这类弱者是没机会翻身的，欺凌他们不需要考虑被报复。常年过这种日子我肯定过不了，便当即否决。
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中间派，不是两个造反派的任何司令，竟然被选上了书记。可见，毛主席发表的两派大联合其效果是极其显著的。他弟弟是我同班同学，就是他上学晚，年龄比我大两岁。他是我的好朋友，性格柔和的好孩子。因为他学习比较吃力，一听说五年级这届毕业后就没学上了，他可高兴了！他早就厌烦上学了。可他自幼丧母，是他大嫂给他做针线活缝制衣服。我们那里有“老嫂比母”一说。我到过他家一次，虽然我们是好朋友，可我家住在村外，还隔着一个村子---我家在村西边，他家在村东头。
一天晚上，村里又放电影：地道战。公社放映员就那几个电影片子轮流转，又轮到我们村了。我看过好多次了，就想去找党支部书记的弟弟，好几天没跟同学们见面了，有点孤独呢。其实这是给自己找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他告诉过我，别看他哥在外面风光无限，说一不二，大权在握，其实在家里哥哥不当家，他嫂子说了算。我想，这信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说不定我能为自己创造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爸说他去找张校长走后门让我去读初中，可那时候张校长时常挨斗，他为我走后门？他自己的儿子他都未必敢。即使在那动荡的年月，望子成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很多家长听说自己的孩子突然间就没上学的机会了，几近发疯。如果听说有人走后门继续读书了，那就会有家长拿着菜刀拼命的。何况学生们也会不依不饶，把校长武斗个半死。这些道理，我爸清楚得很。他唯一感到有一线可能的希望是：整个公社里不会有一个学生不服我的。这个名声可能令他人认可我可以继续上学，而他们不可以。我和我爷爷都认为张校长不敢帮我走后门，这条路等于没有。
离电影开演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到了同学家。他家人在吃晚饭。他哥他嫂对我非常客气，我毕竟只到过他家一次，算是稀客，又是他弟弟的同学好友。他们问我是否吃过晚饭了，没有的话一起吃点。我说吃的一样：玉米碴子粥、煮白薯。他哥喝完粥拿着白薯就走了，去大队部跟大队干部和工作队开会去了。书记很忙，而且他认为我是找他弟弟去看电影的。同学的嫂子怕我走开，就放下碗筷跟我聊天。她说她最近还想打听我来着呢！
我清楚，她作为嫂子，需要给弟弟操持盖房子娶媳妇的大事。我就跟她说：“我有一个梦。就是将来我们俩一起去当兵。我们都是根红苗正，贫农成分。然而，小学文化太低，到时候无法升军官，就当三年兵复员回家，等于白干。如果能有中学毕业身份，那就有当上军官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考虑继续读书，五年都熬过来了，再熬三年，初中毕业，就好多了。”
这嫂子一听恨不得打断我的话，极想知道如何才能继续读书。她没文化，不清楚这里的事，就知道五年级没上学的机会了。这对她来说特别突然，本想小叔子还能读书读出个名堂，有了去城里工作的机会，她就不操心给他盖房娶媳妇的麻烦事了。我告诉她：“听说咱们村大队党支部有三位老师可用，那如果办一个六年级班，名义上说是五年级，实际上读的教材是六年级，那明年我们就有资格读中学了。而且我听说中心小学原来的他们村的五年级学生继续读五年级，他们村有条件这么干，因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弟弟就是我们的同学，那我们村也办得到啊！老师学生都有。”
她急切地问：“你跟大队干部们说过了吗？”我说：“没有。我不如你说话有用。”她问我：“有老师有学生，可没教室啊？”我说：“两个造反派组织占据了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原来的大队长焦福财的新盖的五间砖房。把隔墙打开，就是两个教室一个老师办公室。再说了，不是造反派大联合了吗？就让两派都去一个地方去联合啊。你说对不？”她听后点头，然后说：“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这事能办成！”我说是的，搞教育也是搞革命，因为教育革命也是革命啊，工作队也没理由反对的。你一定要让他办成这件事，因为对我们俩将来当兵来说太重要了。
他弟弟特烦我提这主意，恨得牙痒痒。可当我说未来当兵，升军官读初中是必须的，他也就只听，不给我挤眼睛了。
很快，就得知村里两个木匠在忙着刨树、做桌椅板凳，瓦工在拆除没收了的焦福财的房子内两个隔墙。待暑假一过，我们就得到通知全班五年级毕业的同学继续读五年级了。这是名义上，其实两位老师都是教六年级的，习惯了，都不用课本就能给我们上六年级的课程。而且非常敬业，水平也不错。两个教室，都是五年级，一个是真正从四年级升为五年级的，也是这两个老师根据他们的教材教。我们一直读了一年多，因为改制后我们那里的中学是从一月份算新学年了。
第二年升了初中，党支部书记的弟弟只读了初一大约半年，因为太吃力，他说什么也不上学了，就在家专职放羊打猪菜了。
命运给我还是开了玩笑。我高中毕业时，毛主席还活在人民心中，也活在现实世界中。本来我爷爷和我爸都是相信命运决定人生，要不是牛老师找我爸商量让我跳级的事，他们不会思考我是否该跳级。如果不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缩短学制，他们也不会考虑我往回退的事。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就是了。我找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老婆，事后想起来还是做对了的一件事，是自己利用可能的条件给自己能继续读书创造了一个机会。
在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爸决定搬家回到他爷爷小时候的房基地附近盖房。那是个小村子，阎家是最大姓，算是回老家了，不再是外来户单门独户了。跟许会商量的结果是：在那村的东南角给我们家房基地，我们就盖了五间新砖房。到了老家，阎家大户，因为阎家成分偏高，学生升学就遇到麻烦。我在中心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这个小村里有5个同班同学，没有本家人。这五个人听说我还在读高中，都吃惊地去问我：“我们当时不是都没上学的机会了吗？为何你能一直读了下来？”
一转眼就是5年。年轻人的变化太大了，尤其是女同学，由还没发育的女孩子突然间就变成了成年人大姑娘，如果不是仔细看，就真的认不出来了。有一位父亲，听说我继续上学，就怒火满腔地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当初就不能上学了！如果录取率低到只有你一人考上了，那我也服气，可当时不是这样的！这走后门的事太气人了！”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告诉他实情：“我没走后门，是我们那个村把没收大队长焦福财的房子当教室，有两位老师教我们继续读书。我们全村我同班同学都继续读了下来。”他听后气消了不少。可见，望子成龙的劲头是多么大。尤其是突然间听到自己的孩子不能继续上学了时如五雷轰顶般痛苦，叫天不响，喊地无应。后来得知有同学继续读了下来直到高中毕业，那火气立刻冲天，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上大学就没份了。让他们找谁说理去？
其实人生基本上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极端的认知中摇摆：唯物主义者认可没什么事是不可操作的，发生必然有其原因；唯心主义者认可每一件事情都是奇迹般不可思议。对于前者来说，只要自己能改变其事情发生的条件，命运就可改变；对于后者来说，一切都是魔幻，人算不如天算，因为未来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这二者都没什么对错。差别在于：前者活得累，后者活得轻松。爱因斯坦认可前者，他说：人生类似骑自行车：要想平衡就必须不停地前行（"Life is like riding a bicycle. To keep your balance you must keep moving.）。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路要自己主动地走。就好比骑自行车，不摔下来就需要砥砺前行，方向也是由自己决定。然而，当人走过自己的人生过程后往回看，大多数又觉得自己哪怕是孙悟空，命运是如来佛的手心。其实“命运说”是无法证实的，它是一种信仰。好玩的人生其实很累的，就好比骑自行车不如躺在床上简单舒服。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村党支部书记没有一个跟我同班的弟弟，我找他老婆去说“给我们搞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是无效的，人家连听都不想听。那我就跟我老家村的五个同学们一样了：想继续上学是没门的事，也是喊天天不响，叫地地不应，也就没任何可能上大学了，更不可能在海外写博文了。每当我说起这事来我弟弟就不认同。他认为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我继续读书的如饥似渴程度是一定能让我装傻---以被公羊给顶到了大脑为由而再次从小学一年级读起，结局跟今天是一样的。还少干三年当社员的农活呢。
我不了解城里人是怎么过来的，只知道谷开来小学毕业就没机会继续上学而当了卖猪肉的“一刀准”售货员，是以零分“考”入北大的。习近平因为文革没能读完初中就下乡了。也就无法得知有多少人因为改学制五年级毕业那届学生就没机会上学了。在我们河北农村，大约有2/3的村子这届学生就与读中学无缘了，不论学习多么好。
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再也没机会见到过同学的嫂子，一位性格柔和也知情达理的女人。想起来很感激她的，她让我认可个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自己创造机会而掌握那么一点点，并从中获得一种死里逃生般的享受。因为改变了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自己的命运地球。
“用我的青春熬死毛主席”不是我的意愿，而是被动的选择、痛苦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高中毕业两年后的1976年元旦刚过，就听到了大喇叭里的哀乐，得知是是周总理。又过了几个月，哀乐再播放，朱德委员长。大地震过后，我帮我大姐去卖她种的菜，也顺便倒点小买卖，回去的路上，从县城到她家所在的公社所在地，路经一个村子时，村里的大喇叭又在播放哀乐，这次才是伟大领袖被知识青年们熬死了。我当即下车，暗忖：我们的命运从此将改变。就在此时，一位女孩从对面推着自行车走近我。
“你还认识我吗？”她主动打招呼。
“就是这哀乐为你而泣，把你烧成灰，我也认得出啊。老同学了！”
“我不信，你都没跟我讲过一句话。在你眼里，同学们都不值得一看的吧？要不你说说我的名字看！你哪怕说出一个字都算。”
没想到这老同学很蔫的，竟然还很健谈。“我们读书的时候男女生不说话。我没办法啊。你最后一个字是玲，这还能错！”她点头。然后说：“周总理去世了，毛主席也去世了，那我们会不会被苏修打过来啊？”她说话时的神情表明她真的害怕呢。我说：“时代肯定会变。可你我是最底层的蚂蚁，有何担心的呢？”她不以为然。
我很渴，就想快点到我大姐家，还剩几分钟的路了。准备推车走，她拦住我：“我们有机会上大学吗？”我说肯定有。然后，就分手了。回头看她时，她还站在那里看着远去的我。她竟然也关心起中国的未来，这让我对她有点好感。读书时，她成绩平平，没多注意过她。也算是毕业后有过一面之交的几个女同学之一了，上大学后有时会想起跟她的那次谈话，毕竟是毛主席去世的哀乐让我俩在公路上有了谈话的机会。“在哀乐的播放中相见”想起来就有点负面的感觉，也就失之交臂从此再没联系过。是谁把她的长发盘起？是谁给她做的嫁衣？我就不知道了。
后记：这是圣诞节前的文章，谢谢来我博客的网友们，我可能在2019年结束前再写一篇博文。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