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明往事
20191019
骤闻武汉大学遗传学教授汪向明博士于2019年10月9日在武汉去世（享年91岁），我不胜震惊。当晚，我夜不能寐，与汪先生交往的往事一一浮现于脑海中。作为我科研方向的引领者、作为我诗词创作的引领者、作为我毕生精神追求的引领者，我有责任记录下他与我交往的点滴往事。
1989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份，我面临本科毕业、选择大学、导师读研究生。当我在家中饭桌上宣布决定报考武汉大学时，曾经是“老武大”的家父说：武大生物系？那里有个汪向明啊，他可是武大的才子！你要去跟他学吗？
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考的是植物专业，方向是植物生态。而汪先生教授的是遗传专业，研究的是植物遗传。这是大的跨越，我的遗传学背景不够。我报考了植物分类教研室的新锐导师陈教授。
作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研究生，我住在枫园，忙于上专业课，还要随师兄出差斧头湖、恩施、利川等，偶尔见到汪先生来院办取信或看资料。彼时他是60岁左右的大教授，我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我们之间说不上话。
1990年寒假一结束，汪先生屈尊拜访我们教研室，找到陈教授说：我们有个国家基金项目，其中涉及普通野生稻的野外生态，这对于我们遗传教研室来说是个弱项，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
“那就派他去吧。”陈教授指指正在读文献的我说，“他刚刚完成为期一年的野外考察，有时间和精力。”双方很快谈妥，敲定今年对野生稻原产地的野外考察定在4月（苗期）和10月（果期），地点是其北缘种群江西东乡、湖南茶陵、江永。鉴于野生稻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下点需要取得当地农科院的支持，其中因江永呈半岛状突入广西区境内的临桂地区，我们还需要广西区的支持。
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在汪先生手下干活了！我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也都为我高兴，嘱咐我一定要听汪先生的话，好好干！我接受任务，迅速进入文献调研。当时生科院还没有英特网，我得手检《生物学文摘》（BA）。好在汪先生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还有广布全国的人脉。
很快，出差的时候到了。汪先生率领遗传室王老师、小梅老师、研究生朱世华和分类室的我，乘火车抵达江西南昌，拜会江西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姜文正研究员所长。对方带领我们参观该所、八一广场和滕王阁，并大宴宾客。南昌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发源地、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汪先生对此念叨多多，我不解其意。
翌日，姜所长和助手开车带我们下点，沿途经过农科院系统的层层机构，最终找到基层的农技员饶开喜，东乡的两群（水桃树和庵家山）野生稻便是他负责看管的。姜所长带我们一干人马走在田埂上，详细介绍当年发现野生稻的经过，还有野生稻种群近年来的变迁情况。时令尚早，野生稻宿根尚未发芽，实生苗更无踪影。我们选择典型样地挖取若干根茎，将带回武汉栽培。初开的映山红令我印象深刻。
回到南昌，我们告别热情的姜所长，直奔湖南长沙而去（姜所长不久便告老退休，由其助手接手合作事）。我们要拜访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孙桂芝研究员。其实袁隆平研究员也在该所，但我们并未联系，他后来成了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再后来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研究员是个朴实无华的学者，随身带着一个大的搪瓷茶缸，里面装食物。她解释说，由于常年跑基层，她患有胃炎，这个大茶缸便是为防发病而准备的。我们参观其研究所及水稻品种资源圃，对其中保存的野生稻资源垂涎欲滴。
翌日，孙研究员带领我们一行，乘火车前往革命老区茶陵县，住县政府招待所，招来当地技术员尹武——当地野生稻的发现者，向我们汇报野生稻发现的经过。两人带我们参观茶陵县革命烈士陵园、南宋城墙、洣江铁犀，还有当地农贸市场。汪先生对陵园展览厅里的每一位人物、每一份介绍都看得格外仔细，我们耐心等待。我注意到，除了我们一行人，陵园没有别的人到访。
在农贸市场，我们买一点茶叶、山货什么的，聊作纪念。不料小梅老师买了一块厚重的磨刀石，他的小包放不下，放到了我的巨无霸级的牛皮背包里，这个背包是我教研室用来装标本夹的，我得一路背回武汉。不到一天，我的双肩磨出了血印。汪先生气得对小梅老师大骂，小梅老师不敢出声。当地政府听说上面来了大教授，用大碗的肥肉和土制的黄酒招待我们。黄酒上了一脸盆，喝之如饴，我们放开了拼酒。宴后政府还招待我们“看电影”，结果是录像馆里播放的庸俗的武打片，小梅老师“呵呵呵”地傻笑了一晚上。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租了一辆当地的三轮小货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土路）飞奔，尘土飞扬。终于到达了现场：山间“湖里”湿地，一个荒废的战备农场。孙研究员为我们讲解当年知青在这里改天换地的场景，讲解野生稻曾经的分布区，讲解村民们在湖里四周种植的中稻有与野生稻传粉的危险。然后，挽起裤腿，打了赤脚，下到残荷败藨的浅水区（现在是黑泥浆地夹杂着山石），寻找野生稻宿根。汪先生在水边逡巡，指挥我们分散去找。令我们万分沮丧的是，经过数小时的搜寻，在这数亩大的湖湾浅水区我们啥也没找到，偶尔看到的也只是刚冒尖的荷钱，还有莼菜。这里已被开发成为尧水乡的湘莲生产基地了！终于，孙研究员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稻芽（禾苗）回来了，她将信将疑地说：“我刚在那边发现的，还不能确定它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得带回去培养，直到开花结果。”我们对着这唯一的宝贝照相不止。孙研究员腾出她的巨大茶缸，将宝贝请了进去，它将随我们去下一站——江永，然后回长沙。
我们露出失望神色，孙研究员忙安慰我们说；“不要紧。幸亏我们所几年前已收集了茶陵野生稻的所有表现型，一套保存在我所的水稻圃，一套上交国家，保存在国家级水稻资源圃（广西南宁）了。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恢复茶陵野生稻的种群，只是现在没有经费。”
汪先生似乎不受这种情绪影响，提出参观半山崖上的一个人工岩洞。原来这里是枯竭了的方解石矿洞，洞内地下满是破碎的方解石。我注意到这正是我在长沙至茶陵的火车餐车上看到的装饰石。汪先生回忆了他小时候在南宁郊外采化石的往事，令我羡慕。后来我到了化石产地魁北克，才止了这羡慕。距离湖里最近的居民是谭秋华家。
从湘东南的茶陵至湘西南的江永，没有直通车，去广州的车却是不少：内地民工辞别家乡父老，涌入发达的一线城市谋生。我们得换乘好几趟长途大巴，方到达江永，一个充满少数民族风情的边陲小镇：桃川穿城而过，南下注入漓江，两岸风光如同桂林山水。居民安详，水牛在巨大的樟树下反刍。我们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江永？女书你见识过吗？”汪先生一边看着车窗外拥挤的人群，一边若有所思地问孙研究员。
“没有没有。我哪有机会？”孙研究员急忙回答。
“女书？什么女书？”王老师连连追问。汪先生于是讲起了江永女书的传奇故事，一个刚刚被公布的重大发现。
安顿好后，孙研究员陪我们逛农贸市场，对“四香”（香姜、香柚、香芋、香糯）赞不绝口。汪先生却对市售的动物（螺贝、鱼虾等）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次日，孙先生带我们乘中巴抵达“黄泥岗”，一大片贫瘠的低丘马尾松林。有几口山塘星散其间，野生稻零星分布于这些山塘。据孙研究员介绍，野生稻种群最大的两口塘分别称“大斑鱼塘”和“小斑鱼塘”。当我们匆匆赶到大斑鱼塘，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幢新砖房拔地而起，集水域内的马尾松被连片砍光，改种成了阡陌分明的幼香柚树。我们奔向塘边，却见整个塘底的淤泥被掏出，给新栽的香柚施肥了！野生稻宿根早就被风干了。孙研究员欲哭无泪。
我们急忙奔向小斑鱼塘。万幸这里还没被开发！两股泉眼正汩汩地滋养该水塘，野生稻宿根已开始冒出新芽。可喜的是我们在泉眼中也找到了正在发芽的野生稻种子。“阿弥陀佛！”孙研究员大松一口气。我们开始工作，我大量采集伴生植物标本。但因它们尚处于苗期，鉴定不易，秋季必须再访。鱼塘的出水口下即是稻田，最近的农户叫罗来福。
任务完成，我们乘长途大巴去桂林转火车。在候车的一天里，我们参观了独秀峰、七星岩等景点。汪先生对摩崖石刻甚感兴趣。在高铁出现以前，我们得坐一夜方可回到武汉，由于是过路车，还不一定有位置。汪先生对此毫不在意。半夜，车抵长沙，孙研究员与我们握别，捧着禾苗下了车。
我们此行收获的野生稻种茎，连同汪先生课题涉及的栽培稻，在遗传学教研室实验网室缸栽。
当年10月，我们一行再次出发（这回有分类教研室的何博士加入），依然先到东乡，由饶开喜技术员带领下点，详细考察水桃树野生稻种群及其伴生种，大量采集水生植物标本。在曾经的野生稻大量出现的、现已开发成鱼塘的樟塘，还有少量零星的野生稻。我们采标本，不经意间采到了长喙毛茛泽泻（果期），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亦未引种。
塘边即为稻田，内有自然的杂交稻，外形介于栽培稻和野生稻之间，引起了汪先生的强烈兴趣。我们反复照相，然后采标本、采种，他要进一步研究。
按照汪先生的安排，我们乘火车前往羊城广州，参观中山大学和广东农科院中国水稻种质资源圃（广州）。由于年代久远，接待方的姓名我已遗忘。从广州到桂林，本来有更快的长途大巴，汪先生偏偏选择乘班船上溯西江，经梧州而去桂林、江永。清晨，天还没大亮，我从拥挤的底舱通铺爬出来，见到汪先生正兴致勃勃地在船头拍摄两岸风光，与携鸡带鸭的村妇们谈笑风生。我们对小班鱼塘的野生稻及其伴生种行例行考察不提。
汪先生还要到南宁公干。从武汉来了大教授，广西区农科院院长亲陪，邀请汪先生给农科院全体研究生作报告：杂交水稻的研究进展。这是汪先生的老本行，其中涉及的植物的拉丁名，他信手拈来，令我自愧不如。后来才知道，汪先生早年做过分类教研室孙先生的助教呢。汪先生的英文也是了得，院长还邀请汪先生退休后来南宁教研究生们专业英语呢。
参观南宁市容、主人大宴宾客不提。我对南宁的广西药用植物园中药苗圃和壮族廊桥印象深刻。南宁郊外的化石呢？我脑海里想起汪先生的旧事，但他丝毫没有提及他的南宁往事，仿佛此次是初访南宁。
翌日，院长作陪，专车送我们前往北海银滩参观，当天往返。院长沿途介绍广西区的农业现状。看着大片成熟待收的庄稼，我们也由衷地高兴啊：袁隆平研发的杂交稻正在大面积推广，人们丰衣足食。我是故地重游北海，王老师则会见了当地的老同学。
在南宁，汪先生带我们拜会其莫斯科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回国后的老同行、广西区水稻所及中国水稻种质资源圃（南宁）的吴妙燊博士研究员。汪先生这次要与她再次合作，研究野生稻不同生态型的DNA限制性片段多样性，资源圃有众多的材料。那个夜晚，两位老同学畅所欲言，开怀大笑，不时冒出几句俄语，他们旁若无人，仿佛回到了莫斯科时代。吴研究员不顾年高，亲自带我们考察临桂地区野生稻原产地，并敞开资源圃让汪先生的学生朱世华取叶样，搞双盲实验。DNA的提取需要液氮研磨，我和朱的胳膊疼了好几天。
我们带着此行的满满收获，还有院长送的他们研制的一箱杂交香蕉，乘火车回到了武汉。在武昌站出口，我们的人分担了我的行李，我头顶这一箱香蕉出站，被守门验票的工作人员抓住，他以为我是逃票的香蕉贩子，好在我有车票。2004年，汪先生写成《咏仙人洞古稻》，回顾这趟出差历史。
秋季，网室栽培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收割了，我取样，连同原产地的样品，测量、分析，数据交武汉植物所的钟扬处理。后来发表了两篇文章，作为本课题的成果之一，汪先生高兴。
秋季，孙桂芝给汪先生来信，宣告那株从茶陵引回的稻芽为栽培稻中稻。我决定找机会恢复茶陵种群。
研究生朱世华被汪先生派到华农大张启发实验室做DNA限制性片段实验，以此形成其硕士论文。我随往学习实验方法，但没有派上用场。这段时间，汪先生对农大蓬勃发展的势头大加赞赏，对武大的暮气沉沉忧心忡忡。
朱世华毕业后，与汪先生等联名在《中国水稻科学》等期刊上发表了两篇探讨稻属线粒体、叶绿体DNA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的文章。汪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对朱臭骂一通。朱委屈地说：为何静发表文章汪“老板”就高兴，我发表文章汪“老板”就不高兴？！我也不明白。也许是汪先生对自己的关门弟子管教更严，恨铁不成钢？毕竟，汪先生已培养了包括朱英国、张廷璧、舒里慧、王明全、邓海铭、曹以诚等在内的一大批杂交水稻骨干人才，使得武大成为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重镇。
冬天快要到了，汪先生多年收集、保存的三种野生稻材料，连同大量栽培稻实验材料需要入温室越冬。它们原先都是在湖北农科院的温室越冬的，这一年汪先生打听到应城汤池温泉的温室更便宜，决定送材料去那里越冬，用大学的车往返需要两天时间。我曾随汪先生等到农科院温室查看各材料的生长情况，我们得脱去厚重的外衣，逐株记录生长情况、物候特征等。这样的记录足有厚厚的一大本，却没有什么发表价值，因为不是实验。
到了预定的日子，汪先生组织我们抬钵装车，运往应城越冬。大大小小的水缸、钵子十分沉重，我们累得满头大汗、满手污泥。到应城卸入温室后，我们挤在汪先生下榻的简易旅馆房间里，听他天南海北地侃大山。我们对汪先生过去的经历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92年，陈博士从美国进修回国，见到毛茛泽泻标本，指示刚读博士研究生的我和王候选博士，放下手头工作，立即前往原产地考察、引种，因为它在中国已消失62年了。我们赶到樟塘，樟塘涨水，该种群消失无踪。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在樟塘水系、庵家山水系搜索，终于发现它的小种群。立即考察其生境并引种，也是装在饭盒里。当我们星夜赶回武汉大学时，陈博士亲自下面为我们接风。在中国植物学青年会议上，陈博士隆重宣布了毛茛泽泻被重新发现的消息，此消息后来上了湖北电视台新闻、中央电视台新闻。后来该物种被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待研究的十个物种之一，被武大及协作单位详细研究。这是后话了。
参与汪先生课题的经历，开启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即抛弃我室分类学传统，依托基金重大课题，研究普通野生稻北缘种群的保护生物学。汪先生被吸纳为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小组成员。
1993年春，我独往长沙拜会孙研究员，取出保存在水稻圃里的一套茶陵野生稻种茎，在孙研究员的陪同下，定植在了湖里湿地。早春的蚂蟥已开始活跃，我们得十分小心。我还在湖里发现毛茛泽泻，引种回武汉。对东乡、茶陵、江永三县，我在为期三年的攻博期间，以每月一次的频度造访，一个来回需要11-12天。有任何发现，我都及时向陈博士、汪先生通报。
1995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以博士论文的工作基础成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恢复茶陵种群的故事上了《长江日报》头版头条。1996年春，我开始执行基金项目。陈博士陪我到长沙，拜会湖南省林业厅厅长，提议设立湖里湿地普通野生稻县级自然保护区，聘请两人看守。费用由我课题支付。厅长调专车陪我们下茶陵，召开省市县乡四级会议，敲定此事。
后来茶陵湖里湿地升级成为省级、国家级保护区；我因野生稻种群的恢复技术研究（加上珞珈山植被演替研究）被日本学者接受去研究山地森林植被恢复技术的博士后研究，这都是后话了。
野生稻工作使我成名，仅仅因为作为水稻种植、消费大国，对水稻（连带其野生近缘种）的研究便显得格外重要。2000年，我到复旦开会，大学的研究生们听说研究野生稻的大师兄来了，纷纷来看我长得啥样。我深感当年我研究菱、荇菜群落是白费了。
我已忘了第一次造访汪先生宅的具体日子。总之在他五次三番的邀请下，我终于来到他家访问。汪夫人赵先生也在家。在客厅寒暄几句后，汪先生便把我请进他的书房聊天。这可真是书房！除了书架，桌上、茶几上、甚至地面堆满了书或手稿、便签等。双人沙发只留了一个座位，另一个也堆满了书。我小心翼翼地插足书堆间，诧异地问汪先生是否近期要搬家了，是否需要我们帮忙？
“搬家？搬什么家？我家平时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书太多了，没地方放。”
我心稍安。他一边天南海北地跟我聊天，一边拿出一帧“勿忘我草”小幅油画让我欣赏。我以为它是汪先生在美国的儿子或孙子画的，或者是他在海外旅游中淘宝淘来的，便对油画赞不绝口。不料他却说，这是在美国儿子住的小区的垃圾箱捡来的，看着好看，便带回了国。他甚至还为油画题诗一首。
他听我说家母是无脊椎动物学教授，喜出望外，赶忙翻出自己收藏的贝类、螺类标本，告诉我它们的名称、来历和价值等，如数家珍。尚有若干不知名的种类，他委托我带回家给家母鉴定。当时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我得收好他的宝贝，带回家鉴定后再送还，唯恐破碎。我记得其中一种稀罕物是笔管海胆的棘刺。
汪先生善讲，尝给生命科学学院全体研究生做报告，题目是“我所到过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国家”。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及南非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口号：“欢迎你，四百万年来久已盼望！”因为人类起源于非洲（2007年，他写成《南非行》组诗记此）；他提及美国的文明，因为公园里的松鼠、野兔、野鸭、大雁可自由活动，没有人惦记着抓来吃了。他的报告让我们愈加向往海外生活。
一次，我下了班到汪先生家里聊天，汪先生借给我看一本书，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株洲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劳人?汪泽楷》（1993年）。尽管是新出版的，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印在了发黄的新闻纸上。汪先生给我讲了其父汪泽楷（又名汪士楷等）当年派宋任穷送信交给秋收起义撤退途中的毛泽东，建议他们上井冈山的故事。我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展开书，彻夜拜读。才发现其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汪泽楷 (1894-1959)，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时期历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豫陕区委书记、豫区区委书记、两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组织处长等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53年春，全国院系调整时由湖南大学调入中南财经学院，任教授兼综合资料室主任。1959年12月病逝于湖北潜江畜牧场。
他介绍邓小平入团（继而自动转党）。
他托宋任穷交给毛泽东密信，建议毛上井冈山。1927年8月中旬，进入江西高安的湖南浏阳工农义勇队（即其后的工农革命军第３团）后，县委书记潘心源派宋任穷同志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到底是追赶叶贺大队还是留在湘赣边界参加秋收暴动。宋任穷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委，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汪听了宋的汇报后，对宋讲道：“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收暴动的队伍正向莲花退却，你去告诉毛泽东，要他们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接着，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要宋携去追赶毛泽东的部队。宋任穷回忆说：“我见到毛委员后，首先向他汇报了去南昌的情况。传达了江西省委要部队向宁冈转移的指示，并将那封密信交给了他。”汪在信中明示毛泽东“应退赣西宁冈”。这一密信对于毛泽东做出转兵井冈山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秋收起义部队从浏阳退出后，原计划是取道湘赣边境前去湘南汝城的。
他鼓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
他翻译马列精典著作：马克思著《哲学之贫困》（1929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论文集》（1930年）、波克洛夫斯基著《俄国大革命史》（1929年）、保罗·路易著《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编译《印度政治经济状况》（1930年）等。
不幸的是，他于1929年11月因参与“托派”而被开除出党，于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投入监狱。中国现代史就是这么吊诡。
难怪汪先生对中国革命史这么关心，对茶陵革命烈士这么关注，原来如此！
孙教授（1908-1994）去世时，我负责接收孙教授生前捐赠给本室的专业图书。完事后，我到汪先生家聊天，谈及此事。汪先生幽幽地说：“我身后这么多藏书怎么处理？我得把它们捐给一家看重我这批藏书的图书馆，专门辟一间‘汪向明藏书室’。”
他信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俄文书来，随便一翻，一枚占整版篇幅的精美的野生稻种子线条图出现在我的面前。“看看当年的插图质量！”他说，“现在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插图了。”他后来特意复印了一份该插图送我。他去世后，讣告称“汪向明从莫斯科时期起其注意力即集中在野生稻”，我完全相信。
1995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工作。我为武大本教研室做的第一件事是编写教研室史。为此，我开列了张珽教授、钟心煊教授、叶雅各教授和汪向明教授等若干传主，发动本科生每三人一组，采访本院的老师、职工或传主亲人等知情人，必要时到校档案馆查资料。作为在世的教授，汪先生既是传主，又是被采访对象。一学期下来，学生们形成了一批初稿，其中《钟心煊教授》较为成熟，但可惜武大学报拒绝发表，理由是“这不是研究文章”。这批稿件都遗留在国内了。
1996年樱花节期间，我排除上级异议，主持植物标本馆对外开放，主要依托对象是青年老师和在读的研究生们。我们需要彻底整理本室前辈教授们为教学准备的展柜，改造成为科普用的展柜，增加展品和文字说明，甚至还从校园林科借来了盆栽和盆景。我既然知道了汪先生还曾做过孙教授的助教，就专门请了（1992年起）退休在家的汪先生来植物标本馆参观、指导，为研究生们做科普讲解示范。汪先生睹物思情，思绪又回到了建国初期的意气风发的状态。他看到橡胶草的标本，激动地讲起它的来历、当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援助，闻者无不动容。他还慷慨地捐赠给我们标本馆从加拿大带回的印第安野稻（一年生菰？）100克作为标本。
在骑车送汪先生（他也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乘机提出，借出汪先生的植物邮票辟出专柜参展。
汪先生答应回去找找。果然，在开放前夕，他打电话来叫我去他家取邮票。他提供了好几版世界各国发行的花花绿绿的植物邮票，叮嘱我一定要保证邮票们的安全。我认为万无一失，对他拍了胸脯。但是，就在我出差茶陵的档口，这批珍邮被盗了！我急出一身冷汗，连忙打电话向他赔罪。汪先生倒没说啥，汪夫人赵教授发了脾气。
除了邮票被盗一件事，展览还是成功的。樱花节结束后，我带上青年教师，慰问本室每一位退休的教授、教工，发放奖金（钱款来源于展览收入）。退休教职工们很是感激，盼望我们常来。对于汪先生被盗的珍邮，我们也只能是按照邮票面额的数倍赔偿。我知道，有些邮票，恐怕是很难再弄到了。
汪先生是个地地道道的旅游家。他总要利用因公出差的间隙，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有时不惜绕道或延时。1996年夏，我主持武大生科院基地班的本科生赴九宫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行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动物学联合实习，为期14天，预算1万元人民币。我们获得了一批森林学调查数据，日后为本室协助该保护区申请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出了贡献。这是武大开办基地班历史上的首次野外实习。后来野外实习被制度化，定点于神农架保护区了，甚至扩大至与华工、华农等数高校学生联合实习，这都是后话了。
行前，我去汪先生家里告辞。出于礼貌，我随口问问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实习、顺便避暑？他只需要出伙食费。没想到汪先生满口答应。我于是又有机会和他朝夕相处14天了。但是，我因要全面负责，还要对外交涉等，学生们想家了、闹矛盾了，都要我去管，故和他一起谈心的时候并不多。当我考虑着实习线路、伙食供给等问题时，汪先生考虑的却是闯王陵、铜鼓包等历史名胜，还有诗歌创作。
某天，他向我提议，由他晚上给学生们作一个报告，题目叫做《诺贝尔奖与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我喜出望外，没想到汪先生对诺贝尔奖还有研究！他从该奖的历史谈起，再讲到与我们的专业相关的“生理学及医学”奖项，分析我国的生物学教育水平、科研水平，具体到哪些牛人可能获奖。据他分析，我国的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在20年内获得诺奖。听得我们热血澎湃。从那以后，我天天等，年年盼，没想到是屠呦呦（2015年）得了奖！这可不在他列举的候选人之列，不过他的预言成功了。
在回武汉的长途包车上，为了打破旅途的沉闷，我提议同学们唱歌。先是文艺委员唱了一首蚊子音量的《心太软》，然后是几个男生合唱了一首什么。不知谁起哄，拉歌一下子拉到了汪先生头上。汪先生倒是大方，爽快答应。只见他站起来，双手扶着长途汽车的栏杆，酝酿一下情绪，一股浑厚的男低音便喷薄而出：俄文版的《喀秋莎之歌》！节奏鲜明，情绪激昂，我们仿佛回到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前线。歌罢，先是长时间的沉默，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我和汪先生交往30年来，唯一一次聆听他的歌喉。
1997年春，茶陵那边传来消息，普通野生稻县级自然保护区建成。我也要继续执行基金课题，遂邀请汪先生故地重游。他提议，既然京九线开通了，我们何不取京九线，绕道井冈山？这需要追加两天的旅途。我完全同意。我们师徒俩轻装简行，踏上了江西的红土地。这一次，由于只有我们俩厮守7天，形影不离，谈话便涉及了武大人事，还有更深的问题，不再是人多嘴杂的泛泛而谈。在等待转车的简易旅馆里，他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摊开了。老人觉少，汪先生凌晨便爬起来，坐在房间外的楼梯上看书、写作，以致于差点儿绊倒出来起夜的我，吓了我一大跳。翌晨，小镇苏醒过来，我急着赶去井冈山的长途车，汪先生却还在旅馆不紧不慢地收拾他的行李。我只好跑到长途车前拦着司机，告诉他还有一人没上车。汪先生在发车时间过了之后，才匆匆忙忙赶来，我们总算没有误车。
在井冈山，我们遍览历史文物、旧址。汪先生讲起袁文才、王佐故事，我扼腕痛惜，慨叹不已。
我们翻过井冈山，第一次从东面来到茶陵湖里。这里已是保护区了！一道崭新的竹木门牌立在湿地的入口处，两旁有红纸黑墨的乡土气的对联（内容已忘）。我们俩兴致勃勃，相互照相，庆贺野生稻种群的失而复得。我向他讲解回引的设计和种植情况、自生小群的位置等。汪先生更是脱去长裤，淌水查看莲荷、藨草间各处野生稻的长势。我们都意识到，这将是他的告别游了。我们心满意足地回去，他却再也找不到此行带出来的、女儿从加拿大带给他的计步器了。我后来往返茶陵，亦未找到。
有一次，汪先生心血来潮，要在家中办一个英语学习班，教授对象是生科院新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包括我。七八个“学生”挤坐在他那被书籍占满的书房里（那个拒绝发表我的本教研室教授传记的学报编辑胡敏也在其中），听他讲解学英文的奥秘。他讲的都是泛泛的大道理，什么情景教学呀、融会贯通呀、口手勤动呀等等，还有他学英语的历程，不涉及具体的英文词汇或语法细节。下课了，我们都殷切期望着下一次课，教授我们具体内容。然而没了，再也没了下次课了。
身在海外，我时常想：我和汪先生相差约40岁，我们的友谊持续了30年。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交往能如此长久地维持下去？除了共同的兴趣爱好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有的，一定有的。有一天我忽然醒悟：平等！是汪先生的平等对待后辈晚学，才使我们的友谊能够维持下来。我在做学生时，即使是我的导师说错了话，即使是在教研室会议上，我也会毫无顾忌地指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是我的行为准则。有的前辈老师，往往在学生面前摆出一副师道尊严，不苟言笑；如果被学生指出错误会感觉丢了面子，下不来台，甚至会因此而恼羞成怒，唯我独尊。这样的老师，是不可能平等对待年轻人的，要与年轻人交朋友就更难了。
我记得，在长期的闲聊中，我多次与他就某事发生争论，完全忘记了师道尊严。比如，我认为我们教研室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是好的，以为别的教研室应该采纳。我总是喜欢说“我们教研室”怎样怎样，以为当然。汪先生总是毫不客气地打断我说：“‘你们’教研室？你经历过几个教研室？世界那样大，你怎么知道‘你们’教研室是最好的？你要开阔自己的眼界，不要局限于你们教研室的格局嘛。”说得我哑口无言。
后来，我出去后，又经历了若干教研室/研究室，发现汪先生确实是对的：各室有各室的好传统。
对于书房中传出的音量时高时低的争论，赵教授很是担心汪先生的健康，多次暗地里劝我不要与他争论，以免引发他的老病。我年轻气盛，没有当回事，一是因为我不知道汪先生的老病有多严重，二是因为正是因为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我们的争论都是就事论事的，不会迁怒到人，他即使被我驳倒也不会因此生气。于是，我们的关系维持到了他离世前。
汪先生晚年不遗余力地宣传广义遗传学。他除了写文章（例如《21世纪的遗传学(提纲)》（汪向明，1999：《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还给研究生作报告，甚至还写了《广义遗传学》、《生物的进化》和《灯下忆南非有感》等多首诗词鼓吹它，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达尔文学说。大概是他觉得通俗易懂，他从未给出“广义遗传学”的定义，我们学得似是而非。
有一次闲聊，我斗胆问他：究竟什么是广义遗传学？他一听，顿时来了兴趣，说：“通常意义上的遗传学，是研究亲子关系（遗传）、后代表型多样性（变异）的，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应该研究个体的生长、发育、衰老过程，以及遗传物质在这些过程中的表达与调控；我们还应该研究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影响以及基因的反作用。以上所有内容加起来，便是广义遗传学的内容。”
我回答说：“按你的说法，这岂不成了通常说的广义‘生物学’了，干嘛还要专门提出‘广义遗传学’这个概念？”
汪先生高深莫测地笑笑，并不作答。现在回想起来，汪先生强调广义遗传学是对的，因为生物学内的其它分支学科尽管也研究个体的生长、发育、衰老、也研究多样性、也研究环境影响等，但它们可以不涉及遗传物质的调控，而这才是遗传学的核心问题。
有一次，我俩谈话。他讲得兴起，忽然问我：“你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我回答说：按我们国家的传统，有两个标准，即一个人是否当了足够大的官，或一个人是否赚了足够多的钱。我认为还应该有第三个标准，即一个人是否有足够深的学问。
他眼睛一亮，说：“不错，你还看出了知识的重要性！那你觉得我是否可以说成功？”
我想都没想地回答说：“你当然是成功的。至少你是个大教授嘛！”
他哈哈大笑，然后收起笑容说：“你只说对了一半。我是成功的，但却不是因为我是个教授。那些职称、头衔，不过都是些虚名。我说我是成功的，是因为我毕生对真善美的追求。”
我睁大眼睛，听他详细阐述他是如何追求真、善、美的。这次谈话，对我一生的影响巨大。
1998年2月，我赴日本本州做博后，举家随往。在日本初期，我们惊叹于其物质文明的发达、国民素质的高度，还有海岛的异国风情。我科研之余，游山玩水，写下一组散文，以手稿传真给院里，转交汪先生。汪先生读了，大为高兴，立即写信（是手写信，不是电信），鼓励我可以试试写诗，以记录我的留学生活和感受。我回信，一方面感谢他对我文学创作的鼓励，一方面告诉他，我可没有他的才华，不会写诗，此事做不来。
我虽然回绝了汪先生关于我写诗的建议，但时时在琢磨此事，忍受着澎湃激情无法表达的煎熬。1999年6月9日，不知为何，我突发灵感，用钢笔写下《游原子弹爆炸受难两城》两首诗，一蹴而就。从此我一发不可收，因为我有32年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可以表达。那段时间，我兴奋得接连好几天睡不着觉，放下科研不做，一心写诗。面对太多的选材，我首先确定的是初访日本各地的感受，接下来便是回忆陪汪先生外游组诗《忆旧 陪汪向明教授外游》（7首）、反映我小城生活的《种菜 赠汪向明教授》（7首），后来甚至还有直接以他为题的《汪向明教授》（3首）。我从此走上诗歌道路，有了与汪先生的唱和交流，我们之间更加平等了，交流更深了。说汪先生是我诗歌创作的引领者，丝毫也不过分。
出国以后，我与汪先生的联系变成了书信往来（短期内有过电邮往来）和间隔两三年一次的回国探亲时的例行拜会。每次寄信，我总要挑选日本的纪念邮票贴在信封上，以满足他的集邮爱好。
1998年，汪先生常年呕心沥血的产物《广义遗传学的探索》作为“珞珈学术丛书”之一，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汪先生兴奋地将此消息写信通知了远在日本的我，还表示要送我一本。待我两年后从日本回国探亲，顺便拜访汪先生、赵教授，汪先生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递上了他亲笔签名的《探索》。他还花长时间对我讲了出版秘辛。我回到家，连夜拜读。说实话，通读一遍后，我不禁有些失望：它不是一部系统的研究专著，它是汪先生在过去长达几十年间关于遗传学的讲话、综述、历史回顾、问题争论等的汇编。由于各自成文，其写作风格、文章格式、繁简程度均不统一。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责任编辑的意见的，即：各章节之间体例应该统一。
《探索》出版后，反响平平。直到我看到刘用生（2018）的回忆文章，说当年正是从汪书获得信息和灵感，得知达尔文的“泛生说”假设了植物嫁接杂交的遗传因子的传递机理，从而在嫁接遗传学上获得研究突破，支持了米丘林学说后，我才对汪先生的《探索》刮目相看。
2000年春，我回国省亲，顺便拜访汪先生。正值武汉大学樱花节，珞珈诗社活动频乃。汪先生拉我加入诗社，会员们一边听教授们普及格律诗的知识，一边交流自己的作品。汪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邀请我积极投稿正在编辑中的《珞珈诗词集》。由于赶上高校合并，该《集》直到2003年才得以出版。此时我已在加拿大，我请家父去汪宅取样书，两老于是有了一些交往。2008年，《集（二）》又获出版，汪先生和我亦有投稿。我孤悬海外，与诗社的联系都是通过汪先生实现的。
某次拜访汪先生时，汪先生提议我们到校园走走，边走边聊。他带我穿过新近对外开放的珞珈山防空洞通道，来到梅园塘角，为保护植物秤锤树照相。他讲述该两树的来历，告诉我他每年都来给它们照相。俩树旁有水泥碑，说明文字告诉人们，它们是武汉市第一、第二号古树名木。李达像近在咫尺，汪先生又给我讲起文革期间毛泽东视察武大、李达与毛会面的故事。
汪先生还带我绕道参观六一亭，对我讲起那段历史来滔滔不绝，义愤填膺。我在武大八年半，从未听到过关于武大学生（1947年）六一惨案的如此详细的解说。直到2007年，我读到汪先生写的《“六·一”惨案60周年纪念有感》诗作，才知道汪先生当年是惨案的亲历者，而其夫人赵教授（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是那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2002年（平成14年），我结束在日本的工作归来。此前，由汪先生作序（并被日本语译）、我的首本诗集《扶桑东进诗存》由旭川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出版。我面交汪先生拙作，他作长诗《读静东游诗稿》称颂。我劝他出版自己的诗集。他不作声。
2002年底，我将赴加拿大做博士后研究。临行前向汪先生辞行，汪先生惋惜地说：“我手头还有很多实验数据和研究成果，都是我们教研室的工作，我还指望你从日本回来后协助我们出书呢。不过加拿大是很不错的国家，机会难得。你去了要好好干，要注意作为中国人的形象。”
我领教而去。在初抵魁北克的头几个月，我举目无亲，十分孤独。汪先生为我引荐了在蒙城的武大退休教授董元凯先生，和在多伦多的女儿汪小兰女士。他们通过电邮或电话安慰我，为我指明奋斗的方向，不时提供建议和咨询，全是基于移民加拿大的长期规划。开春后，我便很快适应了北疆的生活。
2004年，我与夫人回国探亲。我在武大教工食堂宴请汪先生家、肖教授家和利教授家，都是我曾经的老师、当时的空巢家庭。老人们饭量都不大，饭桌上的谈话也不能深入，我当时忙着端茶斟酒，无暇专注于教授们的谈话。后来回想起来，这还是我与汪先生交往15年来的首次一起吃饭呢（共同出差期间的吃饭不算）！我们是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此，我以《汪向明教授》为题，作诗一首（其一）：
忘年相交淡如水，十年一瞬首举杯。
童心未泯身骨硬，老夫唯求真善美。
这是我对我们之间交往的回顾，对汪先生毕生追求的总结。
2006年，我效法珞珈诗社，在魁北克创立弘毅诗社，向汪先生邀诗。他给我寄来《利川行》等大作，支持新创的诗社。我和诗一首。
2009年，适逢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汪先生呼吁在武汉召开国际研讨会，极力推动对达尔文的研究。我用英文信回复他。我们之间的书面通信，手写是用中文，电邮则是用英文。
Dear Prof. Wang and Prof. Zhao,
Nice to get your handwriting letter, with printed paper about Call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 Darwin. It is really a good suggestion. I think Darwin is the great milestone of modern biology and ecology. On origin of species is the bible of all of the biologists. It is worth to hos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in Wuhan, China.
Thanks for appreciating of our poems. We will work harder on it. Here I have typed your three works into Chinese, and plan to upload them to our website, after your confirmation, because some of your handwritings are too difficult to identify. Please correct the missing words and possible mistypings one by one in the above poems, and ask Dr. Huang to type into the text, and send me by email as an attachment. I will publish them a.s.a.p. I watched a scientific movie about Peach-flower jellyfish (桃花水母) when I was in my college in 1980s. They were impressive. We could not wait for Prof. Tianwang Zhang to write the preface before we have booked the poem collections. If he can write, we will adopt it next time. Thanks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the Heart-beating Poet Association (心潮诗词) to us, but mostly I won’t take time to submit to them. Here, if I like, we have a Chinese Poet Association (中华诗词学会) in Montreal to join to. Maybe we will communicate with them later.
I agree with you very much about poem composing. I think that the style should serve the content. The free styl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opular.
Until today, it is still snowing in Quebec. I hope spring will come in half a month.
With my best regards!
Yours, Jing.
2007.04.05
他的回复是这个样子的：
Hi, Jing:
I have read your mail of May 19. But it was classified as the category of "Rubbish (垃圾)", for reasons unknown to me.
I have received < Hongyi Poems (弘毅诗词) 2006 > from Mr. Wang Shichang, who didn't go to the Luojia Poet Association（珞珈诗社） for years. He had some neurotic trouble as the after-effect of a clot in the brain.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my poems. In 2006-2007, I did write Chinese poems (汉诗) in some new way. But I have still not decided to publish them in Wuhan or Quebec.
My proposal for you to consider your candidacy to BGCI is based on your education, language , experience and your interest in travelling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Your family is also accustomed to life abroad. I advice you to try - to contact them and ge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 job. The salary may be high and all members of your family can be aware of a new, unexpected change of your work, possibly a new outlook. I think you are not adopted as a teacher (professor) in Canada, but maybe I'm wrong.
With best regards,
Wang Xiangming
Mon 5/21/2007
2014年初夏，我与梅子夫人回武汉。五月八日，我们带了新出版的诗集拜访汪宅，并受邀一起吃了午餐便饭，午餐是由新聘的家政（钟点工）做的，老两口对聘用钟点工的做法赞不绝口；他们谈及在上海主持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儿子小京，颇为自豪。赵先生回赠我们她新出版的书法作品集，造诣颇高。汪先生无以为赠，而此时我们弘毅诗社和我的小诗已被载入《中加文化交流史》（梁丽芳、马佳主编，2015）。我乘机再提为他出版诗集事。我看过他的一大本手抄版诗集，我坚信他有不止一本。它们极有发表价值，我已不知有多少次劝他出版了。
他被逼无奈，长叹一口气，说：“你有所不知。我的诗中有不少是涉及人事的，不少当事者还健在。要是现在发表这些诗，是有可能引起纠纷的，不如等我死后再发表，一次性解决。”
我认为有道理，便不再提出版事。
2015年，家兄罹患癌症，生命垂危，我急返武汉照料。八月十六日我抽空再访汪宅。时值盛夏，汪先生穿了裤衩背心接待我。我注意到，一向胡子刮得精光的汪先生现在胡子拉碴，手指、脚趾的指甲也该剪了。更大的变化是，一向一打开话匣子便关不住的他，现在讲话的精力也减弱了。过去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三个钟头，这一回不到半个小时便出现了冷场。他的听力也严重下降了，很多情况下我得用笔写下问题给他看。这时的汪先生已经满87岁了。
我请两老保重身体后惋惜地告退，感慨岁月的无情，回家后立即将此情况电告远在多伦多的小兰。我万没料到，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面了。
2018年春节，我回武汉父母家过节。二月十三日，我要去汪宅拜年，可电话无论如何没人接听。这是反常的。我又电话武大总机，居然也无人接听。我步行走到汪宅楼下，铁门紧闭。我按汪宅门铃，无人响应，按一楼住户门铃，也无人响应。我在门外逡巡半小时，冻得清鼻涕直流，却无一人进出。我只好怅然离开，去爬阔别的珞珈山。我设想，两老该是举家外出过春节了。待我甫回家，我立即电邮小兰，亦无回音。
我在忐忑不安中回到魁北克，立即收到了小兰的回复：他们一家三口那天都在家里，仅仅因为电话换号、门铃坏了、家里无网，使我错失了最后一次见到汪先生的机会！
不久，我抓住出差多伦多的机会，拜会了小兰女士。这时距离我来加拿大已经16年了。此后，关于汪先生的消息来源，我就全仰仗小兰了，直到今日。比如，小兰女士告诉我：他去年（2018）满了九十岁，十月份因小中风住院一段。现在家里住。发一张出院后的照片给你，谢谢你的关心。
汪先生珍藏的大量俄文版图书新家在哪儿？我偶尔在想。
回顾我与汪先生的交往历史，我深有感触。作为公费留苏的博士，作为新中国早期的遗传学家，他是湖北省遗传学会的创始人、中国遗传学会的理事，其名气甚大。伴随着苏联遗传学界政治化的内斗，中国学界也卷了进去。作为米丘林学派的代表人物，汪先生也被裹挟在历史的大潮中沉浮。自然科学政治化，这是苏联的特色和传统。我国学习苏联时，为何没有摈弃其糟粕呢？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个学派，有没有可能握手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呢？
作为遗传学家，汪先生是有幸的，因为他毕生酷爱这个专业；作为苏联培养出来的遗传学家，他是不幸的，因为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派争。在他长达91年的生命里，他经历了战乱与和平，经历了在朝与在野。最大的幸运是，他与赵教授一起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安享了晚年。我以为白跃明写的挽联完美地总结了他的经历：
向真向善向美谦谦君子风长存，明世明理明哲磊磊学者范永怀
汪先生尝说：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本书。我想，他是无愧于这种说法的。且不说他的专业造诣，单说他的收藏（邮票、螺贝类）史、他的旅游史、他的社交史、他的诗词创作等，各各均可成书。他兼具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可惜，汪先生擅谈不擅写，叙多作少，后人也少有为他立传的。我在武大时期，本来有机会也有条件为他写传的，可惜错过了。如今悔之晚矣！
接到汪先生去世的噩耗，我彻夜未眠，往事历历涌现，于是有了上述文字，以表达我对这位谦谦君子的缅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