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掇刀干部
春节后，小妹回到了农科所。我仍然是隔两周就过去看看她。她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时也跑过来到电站玩，也不嫌累。电站面积很大，里面很空旷。她来后吃住都挺好安排的，所以来来去去很方便。自从我去了恩施以后，我们之间就更加随便了。她每次来到革集，我总要买些点心、饼干之类的东西叫她带回去吃。那个年代，物质供应非常匮乏。电站需要什么物质器材，荆门往往买不到，动不动就要去沙市买。我去买东西不仅比较有经验，而且可以住在沙恩那里，能省下住宿费。因此通常叫我去买。只要我有机会去沙市，就会跑到小妹那里，看看她有什么东西需要带过去。然后把沙恩要我带给小妹的东西再带回来。
五一前夕，老刘叫我再去一趟沙市，买些配电柜上的一些仪表和闸刀。我一听又有机会去沙恩那里，下午高高兴兴地跑到掇刀。那天太阳很大，农村里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到处都在插秧。我走近农科所，她们果然在附近的一块水田里面插秧。我走过去，对小妹说：“我明天去沙市，要不要带什么东西过去？”正在插秧的小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她对旁边的头头打了个招呼说：“我去给他拿点东西就回来啊。”说着就从水田爬出来，一起回宿舍拿了一床棉絮，叫我带给沙恩。我夹着棉絮，陪着小妹走到水田。小妹跟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下田干活。我正打算回去，只见他们的头头黑着脸，迎面朝我走过来。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棉絮，往地下一扔，大声呵斥道：“走，跟我下田插秧去！” 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这样，身子一摆躲过去。大声问他：“你干什么？” 他怒吼到：“你耽误了我插秧，要给我下去插秧！”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横蛮的乡里人，拳头不由得握紧了。小妹刚下田，看到这个情况大吃一惊，赶快爬上来质问他：“你在搞什么？”那人还在骂骂咧咧地，试图拉我下田劳动。但可能也在掂量自己的实力，所以声音大，动作并不大。小妹怒不可遏，大声说：“走走，我们到公社说理去！” 于是我们三人就这样吵吵嚷嚷地去了公社知青办。那屋子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似乎什么都很清楚。看到我们一来，就对那人说：“你回去吧，我跟他们说。” 我不由得仔细看了他一眼，感觉那人好像是早有准备。他点着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我们已经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和余江恩来往非常密切，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制止这个情况发展。” 我听后又吃惊又好笑：烟墩区下放的知青是武汉市中北路中学和三十八中的学生，那里的乱是出了名的，知青做什么事的都有。这个知青干部管那些事管不了，管我倒如此来劲，不是莫名其妙吗？我忍住怒火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根据什么说我们不正常？你知道吗？她妈妈和妹妹原先下到和我一个生产队，就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她们家把我当作自己家里人一样。现在她们回恩施了，我经常过来看望她，帮助她，不应该吗？我错在什么地方？今天小余从水田上来到回去插秧，前后没有超过十分钟，你认为过份吗？你认为那个所长是不是在发神经病？”小妹还想跟他论理。我摆摆手说：“算了，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说完就和小妹出来了。我想到，农村干部只有这样的德性，说多了没给他面子，以后小妹还要在他手里过日子呀！在回去的路上，小妹郁闷地说：“看来你以后再过来不方便了啊！” 我点点头：“你看着办吧。如果你觉得我来不方便的话，我就暂时不过来吧。”
分手后，我满怀懊恼的心情走回革集。在黄昏中一边行走，一边考虑这事。今后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我想了好几天，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头两天，我一直都在委屈和愤怒的情绪中。觉得这事情实在是太荒唐，太不可理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恨不得一口咬死那个农科所的头头。然而我该怎么办呢？像那些知青一样，把他狠狠打一顿？甚至给他一刀？或者把床单浇上煤油，跳上他家屋顶？随便那种方法都肯定能叫他服服帖帖。然而再往后呢？小妹还在农科所，她会怎样呢？以后招工呢？投鼠忌器啊！
那两天我只是在考虑如何出这口气，根本没有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直到我从沙市返回革集后，我才猛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主张这样做？”想到这，我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问题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我慢慢地理顺这像一团乱麻的头绪。
首先，农科所的头似乎只是个“愣头青”。他的怒火毫无道理，好像只替人行道。从知青办里所见到的情况看来，他只不过是个“炮灰”而已，真正想这样做的人是公社管知青的人。其次，他们所说的“理由”在任何地方都是说不过去的。即便我们公开说是在谈恋爱，也没有任何人说不能谈。在掇刀有多少人乱七八糟乱搞的都没有人管，何况正常的交往呢？他说话的目的其实很清楚：就是希望我从今往后不要再过来看望小妹。这再清楚不过了！想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看来有人准备对小妹下手，正在扫清障碍！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知青办里坐着的那个中年男子。
在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的日子里，女知青被当地的干部侮辱和欺负的不计其数，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据某个文件披露：有个工厂从农村招上来的女知青，没有一个是处女！这真的不是小道消息。
我不再感到愤怒和委屈。而是换了一个角度，非常谨慎地考虑应当如何保护小妹了。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先试探一下，看我的推测是否正确。我先给掇刀公社党委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那天发生的事情经过，我为什么要常来掇刀的理由以及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希望能得到回答。一周过去了，没有答复。我再给他们写了第二封信，明确告诉他们：我决不会就此罢手。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将逐级写信。下一次将给烟墩区党委。再下一次，将是荆门市知青办……。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后来我才知道，第二封信给他们很大的震动。原先以为我不过是叫叫而已，没有想到我是认真的。为此，他们开了一个党委会。他们对这件事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我说的都是假的，不用管他。而另一派认为这肯定是真的，不解决事情恐怕会闹大。掇刀公社广播站里有个当地的女知青小李，平时住在广播站里，开会时帮忙端茶送水，所以大家讲的什么她都很清楚。而她和小妹关系很好。她听到这些争论就插话道：“我觉得这肯定是真的。”那些领导们就问：“你怎么知道的？”于是小李就向他们介绍了小妹的情况，我和他们家的情况，过去和现在。并告诉他们：那天的做法在哪里讲都是没有道理的，也是说不过去的。
就这样，最后的处理就是：撤掉了那个农科所所长的职务，调回原生产队，换了一个新的所长。这就初步证明我的分析是正确的，现在只能把那个愣头青当做替死鬼干掉了。而下半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进一步显示我判断的正确。掇刀公社居然再一次把小妹推荐上去！在一个公社有大量知青而每次只能推荐一、两个人的情况下，把某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女知青连续推荐两次，这在全荆门县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小妹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表现也不比其他人好。掇刀还有那么多知青，但偏偏要再一次推荐她，把公社两年的机会给一个女知青。其他人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一定是走了什么“后门”。只有我心里最清楚：知青办巴不得小妹赶快离开这里，免得再节外生枝！
这件事从发生到基本结束大概用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我绞尽脑汁，非常谨慎地走每一步。不让农村干部抓到任何一点把柄，钻到任何一点空子。为此，我还给罗老师他们家也写了信，详细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主要是担心万一将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至于感到突然，更不至于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任农村干部胡说八道！
“五一”那天，我到了沙市。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半夜来到长江大堤。我坐在长江大堤上，吹着凉风，看着不停向前滚滚奔流的江水。想象着水流的远方就是武汉，就是我的家乡……。可是到了武汉又怎么样呢？那里没有能容下我的地方，那里也没有很多值得留念的东西了。即便我感到孤独和难受，武汉似乎也不会让它有所减轻或者缓解。比如说现在，我受到如此委屈和侮辱，武汉有谁会安慰我吗？我感到“家”的概念正在逐渐离我远去。我感到非常无助，感到深深的孤独！我默默地坐在大堤边，一直到天蒙蒙亮才回去。
在这两个月里，只有罗老师来信安慰我。她很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愤怒，但还不能到掇刀去大闹，还只能以极大的耐心一点一点地去做工作。罗老师在信的最后说。“小江，我希望你能做天上的雄鹰，不要做池塘中的鹅。”在那段时间里，我怕影响小妹未来的招工和招生，再不去掇刀。而小妹则经常到革集来看望我。而且经常是下午才来，在这里住一晚才回去。我知道她是故意做给掇刀的干部们看的，也有些故意发泄的意思。但我只能安慰她，叫她不要为此太生气，也不要和他们闹，并且把我写给掇刀公社的信给她看。告诉她，事情慢慢会解决的，不是知青办的那个人可以一手遮天的。
就在事情基本解决，我们都开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天上午，乡村的邮递员突然叫道：“小江，有你的信！” 我拿来一看，是小妹从掇刀寄来的。我感到很奇怪，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呢？她在信中莫名其妙地告诉我：有人想找她谈恋爱，问我有什么看法。我的心不由得剧烈地跳动起来。信写得很含糊，但传递的意思却非常清楚。我拿着信翻来覆去的看了三天，心里还砰砰的跳。我该怎么回答她呢？
我深深地爱着小妹，现在看来她对我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前途，甚至我们的生死都捏在这些人手里，任何一点不慎都会给他们以大做文章的借口，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一旦我们之间把这层窗户纸捅开，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外面对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很难预料！
我整整想了三天，才提笔给她写了回信：“……我们还有时间，将来有的是机会想这些事情。我何尝不想？但现在还不行！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我们的前途也在别人的手里，千万不能给那些人有任何的口实！恐怕还得忍忍啊，小妹！”我的信给她一个很清晰的信息：我也很想，但是现在不能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