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专案组还不放过我
三月二日，我到北头那边架广播线。还没有到中午，突然冯家林跑来了：“小江，武汉有人来找你，队长叫你快回去！” 我感到莫名其妙。是谁来了？有人来找我值得队长来通知我吗？
我匆忙回到家，爸爸他们单位的两个人站在门口正和队长刘永财讲话。原来是防疫站的专案组专门从武汉赶到队里找我。队长狐疑地问我：“你认识他们吗？”我说：“知道，是我父亲单位的人。”那两个人皮笑肉不笑地说：“是啊，他不会不认识的，是吧？”队长说：“既然你们认识，我可就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看着队长的背影，心里在猜测这些人对队长说了些什么。
不一会，组里的其他同学也陆续回来了。我们开始做饭。张崇武偷偷地问：“这是谁来了？”我告诉他是防疫站专案组的，大家立刻就不做声了。大家都不和他们讲话，这两个人则坐在那里四处打量。眼里不时透露出讥笑的眼神。也许在他们眼里，经过几次招工后剩下的人没有什么好东西了。
中饭后，我把他们带到外面朝阳背风的南墙，组里其他人也很自觉地呆在屋子里。谈话开始了。
开始，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动员”我揭发父母的反革命言行。随后又说：“我们也掌握了你的一些行为，就看你的表现如何了。”我很惊讶：他们到这里来究竟是想叫我写揭发父母罪行的材料还是想要整我的材料。我会有什么“反动言行”吗？于是我说：“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我在农村呆了几年，什么都不记得了。” 于是他们从包里拿出一些纸来，得意地说：“你知道吗？我们调查过你的一些好朋友，他们也揭发了你的一些很不好的言行，特别是你在给他们的信中写了很多有问题的言论。你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我马上知道他们一定是到汽车标准件厂去调查过了。我无非就是和陈宣美、韦琪、朱达俊和刘仁森他们有过联系，但不记得写过什么“反动言论”，所以一点也不慌。反问他们：“信我是写过，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于是，其中一个人就拿起纸念了起来“……肥胖舒适的共产党人比饥饿瘦弱的共产党人要好。这句话你写过没有？”“写过啊。”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些怪话是从哪里来的？”“怪话？”听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你们看过人民日报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吗？”“什么意思？”“在公开信中，提到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处策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苏联获得了成功，苏联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而在中国则遭到惨败，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苏联比较富有，所以称之为肥胖舒适的共产党人，中国很穷，所以被称作饥饿瘦弱的共产党人。按照他的观点，苏联当然比中国要好啰！”这两个人不由得面面相嘘，显出非常尴尬的样子，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也许，他们曾经在院里把我的信在群众大会上念过，并把这些话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以表示反革命的儿子也是多么反动。没有想到这来自共产党的报纸，来自如此重要的文章。也没有料到我的记忆力是如此之好，会把他们搞得那样狼狈。
话是没法再问下去了，否则不知道还会出什么笑话。于是，他们再次老调重弹，叫我再次交代父母的罪行，写出材料，明天一早交到公社来，大概想利用公社干部来搞我吧。说完就走了。
我只好坐下来开始写材料。写什么呢？在农村劳动了好几年，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只有边想边写。晚上，大家回来后听到我说的情况，也是摇摇头：“吃了饭没事干。”那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看书，把煤油灯留给我用。我尽量回忆，写了十几张纸，一直写到把两个油灯的油全部用完才上床。
第二天一早，我就揣着写好的材料来到公社。没有看到专案组的人，只看到公社书记在那里看书。他一看到我，非常热情地叫我过来。我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武汉我父母单位专案组的人来了，要我写材料，我这是送材料来了。他立刻说：“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事。小江啊，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我们对你还是很相信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你这两年的表现很好，我们都看着哩。我们相信你是可以教育好的知青。哎呀，都写了这么多材料啊，不错不错。”正说着，那两个人来了。一看到我和公社书记在一起，立刻板着脸对我说：“材料写好了吗？”我说：“写好了，你们看看。”他们拿到手，漫不经心地翻了翻，马上沉下脸来：“你一晚上只写了这么一点点？一点也不老实！你是打算和你父亲一样顽固到底了！” 还是那种先给个下马威的搞法。不管你写了什么，首先就说你态度不老实，然后再好好收拾你，同时也在公社书记面前搞臭我。
公社书记看到这个样子，脸立刻就拉长了。这等于就是在驳他的面子，农村干部哪里受得了这一套，何况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他马上回过头来对我说：“小江，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回去上工吧，这里不关你的事了。”连看也不看那两个人。我赶快溜了出去。没多大一会，我回头一看，那两个人灰溜溜地从公社大院走了出来，从此再也没有找我。他们以为在下面也可以像在防疫站那样为所欲为，这次让他们领教了农村干部的厉害。我偷偷地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了进一步收集材料，跑到汽车标准件厂那里，找了工读班的人，还搜查了陈宣美的宿舍，把我给他写的信都搜走了，还以为发现了有力的证据。我这里倒没有什么，陈宣美可倒霉了。厂里以为有多大的事情，还热闹了一阵才平静下来。
陈宣美本来朋友就不多，能跟他写信的就只有两个好朋友。另一个在武汉工作，因为反对林彪被抓了起来，最后被枪毙了。他们厂还带陈宣美去看了对他的宣判大会。就这样，他的两个朋友一个被抄家，一个被杀头。他感到非常沮丧。他对我说：“我永远不会再跟任何人写信了。”在后来剩下的几年文革里，他的确彻底地沉默了。只有当我回武汉时，我们才在一起谈谈。
据说文革后，那个反对林彪的人已经平反。但人已死，平反又有什么用？还要表示感谢组织给他平反吗？杀人是四人帮干的，平反是共产党做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谁也说不清楚。想当初文革十年，毛主席还是一把手哩。虽说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他有没有失职之过呢？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中特别指出：“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些话，现在还有人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