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生
七月，进入双抢大忙季节。又是割谷又是插秧，天气也格外炎热。我们每天从两、三点钟起床，到半夜十点以后才能回家。还要做饭，吃饭，洗澡……，每个人都处于极度疲劳的状况。就连队里的老乡也不是个个都能耐受的。有的人开始病倒了，大家都在勉强支撑着，一天一天地咬住牙齿坚持。有几次，当我晚上从水田里爬上来时，感到眼前发黑。要坐在旁边的石头上休息一会，才能慢慢地走回家去。
七月二十七日，一天的劳累后，我的肚子突然疼痛起来，而且越来越痛。我实在无法忍受，弯着腰走回家，躺在床上，指望休息一会就能缓解。但疼痛一直在不断加剧，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天黑以后，我开始痛的眼冒金星，牙齿咬得咯咯响。我在床上大声地哼着，但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吴恒乐和张崇武在南头照看瓜田，几天才回来一次。于衍正和秦以钦则在出外工修公路，根本没有人能听见。在这农忙的时候，也没有人有空来这里溜达，都要抓紧时间睡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痛得无法忍受了。我痛得在床上打滚，把能抓得到手的东西乱扯乱撕。慢慢地，我的思维似乎也开始模糊，昏了过去。就这样我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清醒时就乱叫。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等到我不知道是第几次昏迷后苏醒过来，看到外面天已经亮了，可以感觉到太阳的火热。我迷迷糊糊地感到，如果还是这样呆在屋子里，可能就会死在屋子里了。曾经听说过有知青在屋子里死了几天，人都发臭了才被别人发现的。不行，我要爬出这个房子，否则会死在这里了。只有爬出这个屋子，才有可能被出工的老乡们发现，才有可能得救。于是我开始朝外面爬去。我抓住一切够得到的任何东西向外移动，每爬一米，我都要忍着腹部的剧烈疼痛。虽然脑袋已经是昏昏沉沉的了，但心里非常清楚：向前挪一步，活下去的希望就大一分。我一定要活下去！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用尽力气朝外爬去。不知道爬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到什么地方，我就又昏死过去，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后来的情况都是别人跟我说的：插秧的妇女们在快到中午时路过我们住屋附近，在离房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发现我躺在地上，沿途的草都被我拉断了。到我们的房子里一看，满地都是被撕碎的纸片、布片和蚊帐的碎片，大概都是我在昏迷中撕碎的。大家感到非常惊慌，有的跑去卸下了榨房的门板，把我放在上面。不知是谁提出用洗脚水可以让我醒过来，就把谁的脚洗了洗，给我灌了一些洗脚水。然后把我抬到小学旁边的破卫生院里抢救。怎么抢救的，没有人说得清楚。
等我醒来，已经是晚上了。房子里很黑，远处有个油灯发出微弱的亮光，赤脚医生正和队长在说什么。我只听见医生在说：“要是天亮了还不醒来，就赶快送到油田医院去。” 大概是听见我哼了一声，他们立刻走了过来。高兴地说：“总算是醒来了，看来问题不大了。”这时我的肚子不再是剧痛，而是隐隐作痛。队长对我说：“你把大家都要吓死了呀！一直昏睡到现在才醒过来，现在都快半夜了。”我头昏的要命，一句话也不想说，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阵“呯呯”的响声把我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天已经大亮，屋子里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声音是从窗户那里传来的。抬起头一看，原来是吴恒乐听说我病了躺在赤脚医生的卫生院里，赶来看我，并给我送点吃的过来。我勉强爬起来，想去打开大门。但大门被反锁着，没有办法打开。我只好走到窗户边上，和吴恒乐讲了几句，但什么也讲不清楚。既搞不清楚是什么病，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治疗的。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半袋奶粉，用房间里的热水瓶里的温水调了一碗，喝了下去。接着躺下休息，直到下午赤脚医生回来才把我放了出来。又在家里休息了好几天，才缓过气来。事后赤脚医生诊断我是“肠梗阻”。但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和到了水生所以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过，也都是过一天后就缓解了。一直到最后，这个毛病在德国慕尼黑再次发作，医生诊断为阑尾炎。开了刀后才彻底地解决了这个毛病，之后没有再发。所以也有医生说，可能是阑尾炎后来转为慢性了。但怎么当时没有穿孔而是转为慢性的，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
从这以后，队里的老乡吓坏了。每天都在上工前派人来看我是否还活着，万一发生什么事也好帮忙。我倒满不在乎：“不要怕，人总是要死的。雷堰三斗不是不长庄稼吗？我要是死了，就把我埋到那里好了。”大家听了大惊失色。刘桂兰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不要吓我。” 他们都认为我遭的罪太多了。大队书记那个跳大神的妈还专门给我算了一命，后来跑来对我说：“我跟你算过命了。你还要吃几年苦，然后才能转运，而且只能慢慢地好起来。你要有耐心啊！”我听后不由得笑起来：能没有耐心吗？我又能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