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 聚
秋天到了，又是一个秋收大忙季节。我实在干不动了，干脆就呆在家里休息。八月十五日，家里发来电报，说小姐姐刚从新疆回来。我立刻找到队长请假，第二天晚上乘火车赶回了武汉。
我刚回家，第二天小林和大姐姐也回来了。这是我们全家几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有说不完的话，问不完的问题。头几天，天天就坐在一起，说啊说啊。小姐姐讲新疆那里搞运动，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领导不仅不救，让她挂在上面，还要召集大家在旁边开现场批判会，说她是“以死对抗运动”。大姐姐讲她在那里成了盖房子的技术工人，完全不让她沾看病的边，天天就在工地上劳动改造。我和小林则把农村里的事情，好的和坏的，好笑的和伤心的，统统告诉他们。妈妈也讲了她的情况。她现在被安排在食堂里劳改，天天在厨房帮厨。可是她一点也不懂厨房里的事情，只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次，她把削掉的烂土豆皮收了一堆，觉得扔了可惜，想拿去喂牛。被江光权看见了，把她臭骂了一顿。妈妈觉得莫名其妙，感到很委屈。妈妈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给牛吃？”我听到这里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我告诉妈妈：烂土豆有毒，吃了会死的。万一把牛毒死了，那可真的成“阶级敌人”了。以后少管闲事，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厨房里的事情都是事关重大的，出问题不得了。爸爸则每天在放牛。倒是非常清闲。有时候兴趣来了，还跟旁边的小孩子们讲讲故事，说说笑话。
爸爸的工资也发了，手头有了一点点钱。隔几天就带我们到城里餐馆去吃一顿，也算是补偿吧？！
我在家里闲得没事干，就想做个示波器。这可是我想了好久好久的了！我一连好几天都往汉口跑，买些电阻电容之类的零件。小林也开始学着做收音机，趁机也好学点本事。所以两个人还忙得很。小林做收音机做熟了，有些同学也来求他帮忙做。给他点钱，他就上街买好零件，回家焊接起来，再一调试，就成了一台很好的收音机。小林练了手艺，别人也省了不少钱，皆大欢喜。
小林的好朋友黄原也回武汉了。他妈妈在汉口一家银行工作，他三天两头地跑到我们家来玩。家里一下子热闹不少。一天，黄原带来一大碗菜，说是他妈妈做好叫他带过来吃的。中午，妈妈也做了几个菜，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边吃边聊。小林突然注意到那个碗上有“万寿无疆”几个字，不由得惊奇地问：“怎么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印到碗上了？”爸爸仔细一看，不由得笑起来：“这么旧的老碗，怎么会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呢？这是以前祝慈禧太后用的还差不多。”黄原惊讶地问：“原来以前也兴说万寿无疆的？”原来，他以为这个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发明的。于是，大家都仔细研究起桌子上的碗来了。黄原指着大汤碗上的字，不解地问：“这包一天水是什么意思？”我们仔细一看，差点把饭都喷出来了。原来写的是草书“水天一色”。黄原是从左往右读的，又把“色”读成了“包”字，于是就成了“包一天水”。爸爸忍住笑出来的眼泪，给小林和黄原讲古时候字的写法，他们才恍然大悟。是啊，他们两个虽然是七零届的初中生，但实际上只是小学水平，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文革真的很耽误人哪。
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但只有两间房，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只有挤在一间屋子里。两个姐姐睡两张单人床，我和小林则每天打地铺睡觉。不过大家觉得已经够不错的了，起码现在没有一人被关押在什么“五不准学习班”里！大姐姐很喜欢小孩，还把同事潘玲一岁多的小孩也带回来玩。半夜里小孩大哭不已，我和小林尽量忍耐，小姐姐可受不了，发起脾气来。我才发现小姐姐不喜欢小孩子。我真的很奇怪，连我都很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她怎么会不喜欢呢？
几天后，专案组的人来我们家“探望”，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提前两天就跟爸爸打了招呼，搞得爸爸很紧张，甚至还把我们叫到一起，设想他们会问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答复等等。我感到很好笑：问什么就说什么嘛，还要准备什么！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睡午觉，突然听说院里来人了，我们赶快爬了起来。专案组来了两个人，看见我们正在睡午觉，惊讶地问：“你们怎么四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听了无言以对：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只有两间房？我们能住在哪里？或者说应当住在哪里呢？
本来九月初就想回生产队，反正农忙也基本结束了。但小姐姐还没有回去，希望我们能多留几天。小林也想留在武汉试试看能不能搞“病转”，叫我帮忙出出主意。我想想队里也没有什么可挂念的，劳动一年，连回家的车费还要家里提供。就多玩几天吧，不回去了。就这样，我在武汉一直呆了近两个月，到十月九日才乘火车返回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