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语文兼副班主任的倪老师是个年轻小伙子，刚从合肥师范大学毕业没多久，人长得矮壮，皮肤黝黑,一双金鱼眼，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镜，不拘言笑，笑起来，抬眉皱深深地印在脑门上。因为有謝老师这样的风趣、招同学喜欢的正职班主任在前，他的副职行同虚设。班上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背地里说他是武大郎，农村来的。
倪老师的外表虽然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他教学认真，特别是在古汉语的教学上，更是浸透了他的全部心血。我们班是一年级新生，又是从各个不同的小学聚到一起来的，大家的古汉语基础参差不齐，很难教。但倪老师不怕。他不但在课堂上耐心地，一字一句地给我们讲解那些深奥难懂的古诗词和文章，领着我们一句句，一遍遍地朗读，而且，还作为家庭作业，让我们熟背。所以，每天清晨的早读课，别班的同学都在叽里咕噜地背外文，就听见我们班的同学在摇头晃脑地背那些古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但闻女叹息，，，，，，’、‘卖炭翁，终年烧炭南山中，，，，，，’”这些简单一点的诗词和文章，我至今还能背出一句半句来。
倪老师还组织我们成立课外文学兴趣小组。我因为喜欢看小说，兴趣小组的同学可以每星期多借一本课外书，就参加了。在兴趣小组里，我们阅读了很多诸如中国的四大名著，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中外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家”、“春”、“秋”、“红岩”、“红旗谱”、“青春之 歌”、“上海的早晨”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这些刚进入中学的孩子喜欢阅读和讨论的作品。“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这些脍炙人口的革命诗词，对当时的我们影响很大，几乎人人会背诵。
兴趣小组里的女生对描写女性的作品尤其感兴趣。江姐、林道静都曾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红楼梦”里关于“金陵十二钗”的诗词，我们也讨论过，它们都是写的谁，大家尤其感兴趣。直到今天，这本书尽管已经被我翻的硬壳封面都不知道在哪里，但还是被我重新包了书皮，端端正正站在我个人的书架上。在兴趣小组里，同学还学着写一些诗、词、书评、以及一些命题作文。有些习作，还被倪老师作为范文贴在班级的壁报上，供同学们观赏呢。
教数学的是位女老师，姓金，一米六左右的个子，中等偏瘦的身材，有着女高音歌唱家般的嗓音。与謝老师相反，金老师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从不和我们多说话，同学们都很怕她。
每当上课铃一响， 金老师就板着个脸，出现在教室门口，一旦说完“老师好，同学们好”，她转身就踮起脚尖，从黑板最左边的顶端至右，呈大约10度角的向下写上一系列数学公式和例题，然后，尖着嗓门开始讲解，从不重复第二遍。一堂课下来，包括板演，金老师要我们做很多练习，下课铃一响，抬脚走人。
我的前座，是个数学超级棒的男生，每次考试，算上副加题，120分稳拿。这厮还吹，长大后，要做个像华罗庚一样的人，还要造原子弹。可造化弄人，此兄现在是一名资深主持人和主播，正在澳洲一家中文电台大展宏图。因为数学好，金老师上课时，他从不认真听讲，而是扭头给我们后面的同学讲一些小笑话、小故事，闹的大家窃窃地笑，可金老师不管他。金老师不管，对数学一惯不敏感的我，可就惨了。因为上课不能专心听讲，有不懂的地方，上课时，不敢，也不好意思问老师，下课也没时间和机会问，只好胡乱抄一点别人的课堂笔记回家恶补。金老师的家庭作业布置的特别多，基本上，我每晚10点钟睡觉之前的时间，全都交给了数学。而每次的大、中、小考，要能得到个90分就谢天谢地了。从开学的第一堂课，到第二年的五月，金老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教完了三本数学书。要不是闹“文革”，象我这样害怕数学的人，得个“青春期忧郁症”恐怕还是轻的。
当时流传某位国级领导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学什么外国文”的流言，而且，每天的课外时间，我又都交给了古文和数学了，因此，我的英语成绩一遢糊涂，连英文老师叫什么名字，至今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教英文课的是位年轻男老师，高高的个子，有着很好听的嗓音。上课时，喜欢在一行行的课桌间，边走动边教我们念课文。而我则常常象个小和尚念经似的跟着念。因为不喜欢，我还时常在上课时偷看小说，根本不知道念的是什么。那年出国后，我参加英文补习班的入学考试，除了只记得自己的英文名字，26个字母还要安顺序背，才能写出来，和“We live chairmen Mao, chairmen Mao loves us”这句外,什么都不会。补习班的老师只好让我上初级班，从one、two、thee学起。
教体育课的老师年纪比较大，四五十岁的样子，已不记得他的姓名。那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搞大比武，我们的体育课也就练一些长跑、跳高、跳远、登山、游泳等军体方面的科目。全校学生还利用上体育课的时间，在学校大操场旁边的山坡上，挖一条曲里拐弯的防空洞（文革初期停下了）。这些体育科目，对男生来说很有趣。但对我们这些初一的小女生来说，难度就比较高了，再加上我们女生也渐次到了青春期，一但“大姨妈”来了,体育课乐的请假，老师也没办法。好在当时不讲究体育成绩，也就不在意了。
音乐素养极好的崔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负责教我们及全校多个班级的音乐课。“文革”时，校内外流传的“前有马思聪，后有崔xx”的流言，就是说的他老人家。
崔老师教音乐有他独特的一套方法。上课前，他在每个学生的桌上放一张歌谱，上课铃一响，同生们走进教室，拿着桌上的歌谱，随着崔老师的钢琴，先小声地跟着哼哼，然后， 崔老师再一遍二遍的弹琴，同学们再一遍二遍地跟着哼。弹着、哼着、哼着、弹着，最后，师生们一起大声、反复地唱几遍。一节课下来，同学们基本上都学会了那首新歌。崔老师这种教学方法，同学们很享受，也很欢迎。
崔老师还常常在星期六的晚上组织“音乐欣赏”课。每到那晚，夜幕刚刚垂下，崔老师就在阶梯大教室里安一张小屏幕，一边放幻灯，一边放唱片，让喜欢音乐的同学在周末的晚上，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我家住在学校附近，几乎每次都去。
“文革”中，崔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可避免地被剃了阴阳头，挂牌子游街，还被迫创作了那首风魔全国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后期， 崔老师被调到芜湖市文工团，做了多年的剧团首席小提琴师，直到退休。
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尽管那时候，由于偏见和无知，喜欢或不喜欢过有些老师，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们那种对工作无限热爱, 认真负责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同时, 在今天看来，他们仍然不失为新一代教师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