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徐元章走了，宝庆路3号的故事，大概就此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不再被人翻起。
在以书写老上海掌故逸事、世象人心著称的女作家程乃珊笔下，这座曾被称作上海滩老克勒最后据点的老洋房里，发生过些什么？
上海宝庆路3号情事
文/程乃珊
豪宅，一个极有气派的名词。内里，又往往带有几缕理还乱、剪不断的家族恩怨，烘托出一个已渐行渐逝的老上海身影。在时光隧道那端，投下一个斜斜的投影！
上海每一幢豪宅的落成，都是一个海上传奇的开始，一座成功人士的纪念碑。
上海豪宅，多以传奇开始，悲剧结束，总也逃不脱那道千百年前已落下的诅咒：好不过三代。这除了与有钱人家的后代多不争气有关，更与中国长年动荡不定的政局有关。
据统计，现今上海榜上有名的豪宅约有十幢———即门口挂有“十大名宅”铜牌的。这十大名宅产权都已归国家；此外，另有约3000多幢可纳入豪宅之列的独立花园洋房。其中产权仍属私人的，大约一成都没有了。
上海宝庆路3号，可属这其中的一成之内。
一、颜料巨商周宗良私宅
淮海中路南端的宝庆路，沿街铁栅栏后，透过郁郁葱葱的绿树丛，隐约可见一幢洋房一角。此外，就是市区少见的大片四季常青的草地……
1925年，沪上富商周宗良成为宝庆路3号的主人。不过,当时的宝庆路3号不如现今共有五幢楼。当时,围墙后只有一幢主楼和一个给仆人住的副楼，原属一德国侨民的别墅。
宝庆路3号的建筑特点，标志着在西风渐进的上海，豪宅开始摈弃中国传统的大观园般的单求阔气和贵气的追求，越来越不讲究雕梁画栋、奇石珍木，外形设计偏向简洁。西方的追求田园绿地的元素开始注入华人强调封闭、森严繁冗的传统设计中，加强了绿地空间的视觉美，很有现代的阳光绿色概念。
最经典的代表是,宝庆路3号建筑面积共占地1048平方米,但其土地使用面积共达5000平方米。要知道,这是在有地王之称的旧法租界霞飞路的黄金分割点上!这才是宝庆路3号最显赫之处!
周宗良以重金购入此别墅后,花了7年时间,才初步打造成今天这样的格局:他另外兴建了3幢房子,一幢专门给子女住,一幢是有8个大灶的厨房,还有一幢独立洋房就是专用来接待客人的Ball Room。现在由其外孙、上海滩有“洋房画家”之称的徐元章所居住。大花园内保存至今的BBQ烧烤架仍然可用,只是围着烧烤的人已是几代之后了。
说起这位昔日上海大亨周宗良,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周宗良是宁波人。他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他的精明,恰恰是来自他的诚实。
周宗良
周宗良毕业自宁波有名的教会学校斐迪公学,初时在上海一德商洋行做普通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商谦信商行大班扎罗门,将自己一笔巨款和多处不动产,以周宗良名义寄存。当时并没有办任何法律手续。如果周宗良赖账吃没他这笔财产,那德国洋大班也奈何他不得。但待战后,周宗良即如数一个铜板不少将巨款还给这家谦信商行。就这样,他以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不久,他就成为德国法本集团在中国的总买办。当时的法本集团,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杜邦集团抗衡的化工企业。
1929年,周宗良的资产已十分可观,光外汇储蓄就有330万美元。到了40年代,更达400万美元。这在当时,已属天文数字!
周宗良当年还兼中央银行理事、上海工商界商会主席等,地位显赫。
这位买办出身的上海人,讲得一口流利英、德语,生活起居却十分传统。虽然住着洋房,日常衣着都是长衫马褂,开口也是一口宁波腔上海话,很少开洋文。他这种浓厚的乡土气,令许多来宝庆路3号作客的外国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连德国公使来这里拜年,都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对他行叩头跪拜大礼!
1948年,周宗良去了香港。1957年在香港病逝。
二、千金小姐爱上自己的家庭教师
千金小姐爱上自己的家庭教师,已成为近代中国言情小说一个看似十分老套的主题。不料就在宝庆路3号,又上演了这样一出真人版的浪漫故事。
周宗良的四女儿周韵琴,是一位与父亲作风完全不同的洋小姐。绘画、钢琴、社交舞样样精通,又讲得一口流利英语法语,相对国学修养较显单薄。偏偏周宗良是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为此,他特地选了一位毕业自无锡国文专科学校的、相貌平淡、沉默内向的先生作女儿的家庭教师。一周两次教周四小姐国文、古诗词。岂料,这位裙下追求者众多的富家漂亮小姐,竟爱上这位年长自己7岁的、既不倜傥风流,也没钱没地位的家庭教师。
这位桃花运亨通的家庭教师,就是后来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也是上海文学家得茅盾文学奖第一人的上海作家徐兴业先生。
说起来,徐兴业也为名门出身。父亲徐春荣是一名实业家,专情闸北民族工业发展,并开办了闸北水电公司。为了他对闸北区所作的贡献,曾有人建议将现今的青云路改名为“春荣路”。
徐兴业
可惜,日本人轰炸闸北时,所有财产化为乌有。
出身名门又经历过家道中落的男人,往往比一直顺风顺水、生活在暖房中的小开少爷别具魅力。如同经过淬火打磨的金属,既有修养又懂得刻苦向上。这位外貌羞涩内心却执拗热情的家庭教师,肯定很不同那些成日出入宝庆路这幢豪宅的富家子弟。千金小姐爱上了自己的家庭教师。
据他们的儿子画家徐元章回忆,他在整理旧居时发现好几封父亲当年写给女学生的情书,秀丽的毛笔小楷写在毛边信笺上,虽不像徐志摩那般花哨,却也是火热情深。再加一手好字,反显得出其为人的扎实和稳重可靠,是很可以让女孩子动心和信任的。
对这门婚事周宗良当然是反对的:门不当户不对嘛。他是看煞这个生在豪宅长在象牙塔的女儿,离开宝庆路3号围墙,一天也过不下去的。但被爱情滋润得喝白开水也如蜜糖甜的四小姐,却欢天喜地与意中人在今淮海中路的上海市图书馆附近的中南新村———上海普通中上人家集居弄堂内一幢房子的一层楼面,安下新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周宗良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后来,还是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说情,才勉强默认了这门婚事,拨了一份嫁妆给四小姐。
自1948年周宗良去了香港后,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回到宝庆路3号居住,1957年周宗良去世,四小姐赴港奔丧接收遗产,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徐兴业带着孩子们一直居住至今(1992年徐兴业去世)。虽然这场婚姻最后是以分别告终,但毕竟是从义无反顾的爱情开始,在这幢百年豪宅多少留下一抹玫瑰色的回忆。
建筑与人的关系,其实远不止栖身或遮风避雨那么简单。建筑于人,犹如那交织生命与时空的梭子,盛载生命的泥土和种子。我们的人生、命运、际遇,冥冥之中,无一不与营养我们生命的建筑有关!
中西文化在宝庆路3号内的和谐交融,孕育出如周韵琴这样的才貌双全的名媛经典。她的聪慧华贵,应该说都是得之这片闹市中绿土的催谷!这也或许就是家道中落的、来自闸北实业之家的实在内向的徐兴业所永远无法破解的一个盲点!画家徐元章回忆,当年母亲最疼爱他们唯一的小妹妹,9岁那年因脑炎夭折,弥留那10来天,母亲日夜厮守在病榻边,哀伤得近乎疯狂地以画作日记,一张一张记下女儿在死亡线边挣扎的情景!常人是无法理解母亲此举,但唯有做画家的儿子懂得。元章说: “她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绝望和自责,只好借助于画……我懂得她……!”
但或者,她的丈夫,当年她毅然抛弃豪宅生活愿追随他浪迹天下的那个男人,并不一定懂得!
从1952年开始直到1992年徐兴业离开人世,他都住在宝庆路3号。沿街那道终日紧闭的木门过滤了围墙外的世界。40年时光,他一直埋头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以完成新婚燕尔时与太太共同构思的一部隐喻当时他们正身处的抗战时代背景的南宋抗金题材小说。就是这部花费了40年时间完成的160万字小说《金瓯缺》,为他赢得了茅盾文学奖。
《金瓯缺》
或者,他终于懂得了当年那个纯情浪漫的女学生,但已经太晚了。1957年周韵琴离开宝庆路3号去了香港后又去了英国再辗转在巴黎定居。80年代,雕塑家张充仁太太去巴黎时还见过她。听说她在巴黎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女画家。后来她的大儿子、徐元章的哥哥徐元健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路过巴黎在戴高乐机场,阔别近卅年的母子才有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的相聚。
“妈妈老了,”徐元健感慨地说,“对我的成才(徐元健为北京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做理论物理研究),她很欣慰。但她始终没有原谅父亲。觉得他不理解她!”
母亲送他一套精美的喷银餐具。
其实80年代时的出国人员最需要的是美金。周家四小姐仍保留着宝庆路大宅内养成的对现金的矜持和含蓄,选了这样一套精美的奢侈品给她心目中的科学家儿子!虽然这套华而不实的礼物徒然增加了徐元健行李的重量,但他懂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周韵琴贵为巨富千金,嫁了个没有财富的才子丈夫,深明金山银山吃得光,真才实学永傍身的真理,对子女教育、功课抓得十分严格。大儿子元健在母亲严格的督促下,从位育中学入同济再入中科院,可谓成绩骄人,但至今他仍会时时做梦,做到母亲逼他背唐诗宋词,立时紧张得从梦中惊醒。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妈妈叫背功课!”
对读书不大出色的二儿子元章,周韵琴多少有点失望。但当她在巴黎听说二儿子秉承了她自己酷爱绘画的爱好时,虽然不满———因绘画很难作为谋生之职,但还是托她在上海的弟弟,给元章介绍了她当年习画的老师,著名雕刻家张充仁老师!
写到这位据说是相当漂亮、浪漫、多才多艺却又是生活郁郁不乐的周宗良四千金,总令我联想到张爱玲的母亲。虽然她们已属两代人了,但是,同样的生于豪门,追求幸福却又郁郁不欢。至80年代她还与宝庆路3号的丈夫孩子偶有书信电话往来,后来如人间蒸发了就音讯全无,直到2004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宝庆路3号的产权纷争开庭时,周韵琴被法院认定为“下落不明”,而且,在几经浩劫的宝庆路3号,竟然再也找不到一张她早年的照片!就这样,犹如早年夹在书里一片被遗忘的干枯了的玫瑰花瓣,在人们开始记起翻阅这本书时,才发现不知何时,这叶花瓣已悄然滑落,不知丢失在何方!可叹这样一位敢爱敢追求的千金小姐,虽然是含着银匙出生,但宝庆路3号本身,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幸福欢乐。否则,她何以会选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呢?
三、“我所有的灵感,都来自这里———宝庆路3号”
徐元章是7岁那年(1953年)随父母从淮海中路中南新村搬到宝庆路3号,一直居住至今,可谓上海百年豪宅史中,仅存的一位豪宅内的末代小开。或者宝庆路3号果真有祖先荫护,当着旧日豪宅住户都无奈地屈从于时代的局限,纷纷老去在宅外的遍地江湖时,他竟还可以守住祖屋,迎来新世纪的阳光,并因以他的画、他的唱片收藏,令宝庆路3号成为上海某个特定圈子的据点。连老外都说:“如果你没去过上海宝庆路3号,那你就不算真正了解上海文化!”
徐元章自言,自己从外貌到个性,更像父亲多一点。
而他,也多亏有一个开明有才,懂他知他的作家父亲。
初二那年,本来就身体孱弱的徐元章,不堪学校活动:捉麻雀除四害、搜集废铜烂铁、义务劳动……一日终于向父亲提出: “爸爸,我不想再上学了,太没意思,太浪费时间了……”
这位才子父亲居然不假思索一口同意: “好的,我们在家里读书,一样的!”
长年关在与外隔绝的宝庆路3号大洋房内生活,时光早已定格在1949年前的节奏,他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以为还是他在这里做家庭教师的年代:在家里请几个老师来,一样可受好的教育。他忘记了,在解放后的上海,任何人必须依附一个单位。否则,你就如一个没有躯壳可寄居的游魂,在社会上飘忽不定。事实上自初二起,徐元章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单位的游魂。好在现在开放了,上海滩涌现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否则,他日子还真有点难熬,很容易被视为社会闲散人士,即为无所事事好吃懒做的代名词。
徐元章
自小在这所带大花园的闹市净土中长大,徐元章先跟母亲学画。聪明敏感的母亲早已发现了他的天资,虽然她并不希望他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但还是替他请来了著名画家张充仁做他导师。就这样,他先后师从哈定、李泳森夫妇习画,著名油画肖像大师俞云阶,也曾上宝庆路3号教他绘画长达5年。
此外,他还师从范继圣(钢琴家孔祥东的老师范大雷之父,当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学钢琴,与哥哥一起去陕西路一私人教授处习英文……虽然他钢琴没有学好,英文也不算流畅,但这些教养都浸沁入他的血管中,默默营养着他的思维和艺术才华……就这样,宝庆路3号围墙内三代人的精致生活,打造出徐元章这样一个流着蓝色的贵族之血的画家。
早年9岁妹妹的夭折,12岁时母亲的离去,令徐元章的童年带上一抹凄零,这令他总带着一缕浅浅的哀伤。有人说,艺术家应天生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或许,徐元章确实天生就是一位艺术家。只是因为早早脱离学校的集体生活,并且长期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豪宅内的残山剩水中熏陶,这令他成为上海滩上他同年人中的一个异数,也造就了今后一贯的谦恭、敏感和脆弱及不谙世事,特别地不能融入花园围墙外,甚至宝庆路以外的生活!
在他心目中,从1949年起,上海就已经定了格:就是那一片一片他从小就看熟了的隐在绿荫中的老洋房;他的生活,也是从12岁迷上油画起,也定了格:那就是上世纪廿年代的爵士乐和油画。当然,还有漂亮的女人。
他与老爸徐兴业很像,相貌平平,不谙世事,不擅辞令,却颇受女性欢迎。即使他后来在文革中被分配入清一色由婆婆妈妈组成的里弄生产组做工,连带那些四五十岁的根本没有文化更遑论懂艺术的婆婆妈妈,都十分疼惜这个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小青年。说过了,徐元章除了音乐和画画,在其他方面几乎等同白痴!生产组是专事生产加工线圈的。徐元章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他绕出来的线圈,绕一只就会烧坏一只,因此老是完不成指标。
几个婆婆妈妈就让他歇着点,自己手里加快点。几个人就将他的指标做出来了。
“你是洋房里的小开,这种活计不是你做的。”
但是,每天空坐在那儿不做活,也不好意思呀!于是,徐元章就在一边给她们讲故事。当时上海还有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在放,他就将这些电影故事内容通俗化、上海化,娓娓地讲给这些老阿姨们听。老阿姨们听得着了迷,后来索性每天上班前,就替他买好豆浆糍饭油条,让他笃笃定定吃好早餐给她们讲故事。至于他的配额,自然都帮他做出来了。
文革中,宝庆路3号被充公成为华侨西服厂。徐家父子被挤迫到洋房后楼———通常从前是作储物室的,上海人称之为亭子间之类的房屋辅助部位。笔者曾应邀去他家听音乐———当时的盒装磁带尚属十分稀罕呢。但见小小亭子间布置得十分雅致,元章、太太和父亲徐兴业,特地备了西点煮了咖啡待客。也就是那次,我认识了他的太太黄亨义。70年代时她才30来岁,艳丽惊人,即使着一件已褪色的蓝布罩衫,都淹没不了她那非同寻常的美貌。
她是一位中德混血儿。她父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奥地利的维也纳警官学校。她就是父亲与一位漂亮的德国姑娘的结晶。
说来也巧,仿佛命中注定,与父母为师生相爱一样,黄亨义与他,也是师生恋。她15岁那年,经人介绍跟他学油画,就此互生爱慕,谈了8年恋爱再结婚。
黄亨义似是徐元章的母亲,宝庆路3号的四小姐的翻版,岂但漂亮而且多艺多才。她跟言慧珠学过京戏,跟男低音歌王温可铮习过声乐。在当年的罗宋俱乐部跟白俄学过芭蕾。她的画也很不错。本来,她或应也可成为上海文化界一颗冉冉上升的红星。
1965年由周小燕带队的上海声学团去黄亨义所在的上海某元件厂招生。黄亨义唱了一首歌后,即被作为第一号入选。为此,她还在上海声学团读了一年书。可惜该团在文革开始就解散了!
如同当年徐元章的母亲,拜倒在黄亨义石榴裙下的人不知其数,甚至有当年十分吃香的军区司令公子甚至市造反派头头。她就是看中又没相貌又没权势更遑论钱财的徐元章。在1971年嫁入宝庆路3号亭子间。他们有了个和母亲一样美丽的女儿。
1992年,黄亨义有个机会去美国。当时,她已经42岁了,或许这是她最后一次可以拼搏的机会。为了女儿,她走了。
元章是不会离开上海的,甚至不愿离开宝庆路3号。他连上海以外的省市都没有去过,更遑论叫他飘洋过海。这对恩爱夫妇分手了!但再见仍是朋友。
就这样,送走了太太,送走了女儿,他仍守着宝庆路3号,画他的上海老洋房。他没有公职,就是靠自己的画笔,养自己、养宝庆路3号的大花园洋房。
房子如女人,需要呵护和爱的滋润的。文革后宝庆路3号总算归还了,但要养起这幢昔日豪宅可不容易,单请一个花师傅日隔日来打理这个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大花园,浇水和除草,一月就是可观的一笔;还有,那有200来平方米的大客厅,空调一开,电费动不动就是以千元为单位,就是不开空调,只开亮那大大小小的吊灯吸顶灯射灯,电表也会走得很勤。当然,欲重新推出经几代人精心打造的宝庆路3号昔日辉煌,就是百个徐元章,也无济于事。要紧的是,他毕竟守住了这片樱桃园!
有亲戚讪笑他:“你这个人这么窝囊,看煞你一世无成,也没有女人会要你!”
他仍只顾耕耘,不问收获。50年来,他坚持用维治尔的画法画旧上海建筑。渐渐地,自然形成了几个系列:如历史名人住宅、宗教建筑……初时他只给自己几个朋友和学生欣赏,继而在自家的大客厅中办了几次展览。就这样,没有广告,也没有美术评论为他作任何宣传,他的画和他本人如同宝庆路3号,开始在上海滩渐成热点。几乎所有在沪的外国领事外交官们,都来宝庆路3号做客观画,不少中外媒体,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都作了报道。不少中外人士开始买他的画。
一位外国画商如此评价他的画:“画西洋建筑在西方绝不稀奇。但在徐元章的画里,有一种旧上海的历史韵味,很独特,很令人陶醉。”
是玫瑰,总会开放。当然,这个等待绽放的过程,是漫长和艰苦的,需要耐心和信心。上海APEC会议上,选择了他的62幅老洋房油画挂会议厅,徐匡迪市长还指定以徐元章的老洋房画制成明信片作为上海送给出席APEC会议官员的礼品。
他依然将自己关在宝庆路3号画画、教画。他教画不收学费,但必须有天分。另外,要有气质。故而他的学生,几乎清一色为妙龄美女。他不否认这点。
“我喜欢带着一份美好的心情作画。可爱纯情的女孩子永远会令我有好的心情!”
为了保证这份好心情和好氛围常有久有,他与他的女学生们只做朋友,不谈恋爱。因为,他不愿为了一棵树木而放弃一片森林!
四、上海昔日豪门之后聚集的据点
笔者已在前文叙过,房子的意义远不止只是栖身那样简单,已盛载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潮起潮落,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带走多少的上海传奇和昔日皇族豪门的恩怨。其中的种种细节,只有他们后人在不受干扰的十分私人的空间里,才可以细细品味和冥想。
开放了,随着史学界对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经济不断地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回顾和评价,那些旧日豪门的后代却已习惯了低调和沉默。那与生俱来流动在血液中的基因,看在别人眼中永远有层隔膜和误读,唯独在那昔日豪门之后的小圈子,互相间才会有种惺惺相惜,把那破落了的悠闲重新排成情趣的密码,去开启那道曾经被道道重门封锁的时光隧道,在灵光一闪的契机中坐拥天地间的感受。当着大部分昔日豪宅已改庭换门或者消失得无影无踪时,宝庆路3号宅内那一串在1936年安装的彩色饰灯,犹如那等着游子归来的家人特地为之留下的灯光,仍然温柔地洒在新世纪的昔日豪门之后身上。这里的每一个建筑细节都会唤回他们悠长而深刻的记忆……
每周日下午3点,他们都会在这里相聚。他们中有昔日的钢铁大王的孙女朱文琪、面粉大王的孙子朱永宣、盛宣怀的外孙和孙女、海上名医钱潮的儿子钱绍昌……他们大都是来自昔日的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讲一口流利英文,对西洋古典音乐旋律如鱼得水,对社交会得心应手。这里,是他们一方永不凋谢的樱桃园!
连外国人都说:“来上海没有去过宝庆路3号,就等于没有见识过原汁原味的上海文化!”他们将宝庆路3号的豪宅连同在里面出出入入的人,都作为研究上海文化的活化石。
最壮观的一次外国人聚会,当数在他家举行的一次“瑞典之夜”。前后总共有170多人,其中还包括瑞典的一位省长。
有次,有8位外国领事一起登门拜访宝庆路3号。
五
老上海豪宅,宅内宅外,都是故事。每一任豪宅的主人,都如一场投入轮回的生命,日出日暮,花开花落,犹如秋天的落叶,铺了一层又一层。豪宅无语,默默载走几代恬淡如菊的故人风景……
（原载于《江南》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