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个历史的必然性的来源，却是最常见的，集大成并无处可逃的一个。迄今所有的历史，原都是为了证明某种必然性而写出来的。《圣经》是为了证明人类违背上帝就会灭亡；希德罗德想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孔子改春秋是为了克己复礼。。。你以为历史是专门等着你的处女，她却一天不曾是过。泰勒就说过：“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看法。”你读到的名叫历史，其实尽是些看法。
历史涉及千千万万人，每天都发生亿亿件事。但千年读下来，也就几个帝王将相，寥寥数件大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或叫做史实，不是历史。史实像堆码在仓库里的铅字，历史学家们按“意义”的需求挑些出来，排版成句编成文章。或者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是张完整的纸，经历史学家拿着剪纸刀咔咔地一通猛剪，你才会看出花样来。却不是历史自身的花样，是靠人为去留选择造成的。历史既然是别人出力编写的，那肯定是经过了作者的“消化道”的。越是完备的历史，消化程度越深。至于那些简史或历史教科书，更是经过反复咀嚼，多次消化后的纯粹“排泄物”。越经典越规范的历史，加工程度越深，也离史实越远。
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历史这门学科，自典范确立后不断自我强化。写什么，不写什么，对具体事情怎么写怎么看怎么评论，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不可逾雷池。中国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就是通过篡改史实记录出来的。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为啥？因为当时典范未立，弟子们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咋整。后来释《春秋》的公羊谷梁左传三家打得头破血流，也是在争规范权。司马迁也参与了这个斗争，他“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显地不是在争史实，而是要发声自己的看法观点。
西方一个鸟样。希德罗德的《历史》中自己想说什么就瞎编故事，还大言不惭说“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直到近代，黑格尔还忍不住抱怨：“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和推论。”就和今天中国公知说美国只包含赤裸裸的民主一个调调，我们对此只有苦笑。所以，詹金斯哀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专门的历史创作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这些目的，从来就不是忠实地记录事实。自从人们开始编写历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有用”。这样，以文字为基础的《历史》总是相似的，总是雷同的。历史必须反反复复地证明作者的观点。如果历史进程仅是偶然的，那编写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历史材料不够，就自造。中国历史，往上溯编造了三代圣王史，全一个模式。希腊神话讲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之前人类故事，雷同的循环。总之自从盘古开天地，或自从创世纪，历史都在讲同一个道理。。。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似乎历史可以，据说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这恐怕不仅出于作者单方面的努力，历史读者经过长期驯化，也落入这个套套。这些读者们翻开历史时，总在找他们熟悉的东西。如果作者写的不是他们心中历史应该有的样子内容，就不买帐，不承认，要求退货。越是所谓“熟读历史”的粉丝，越是认为自己知道历史该是什么样子的。历史的生产者，多少要照顾产品的市场需求吧。
历史有需求，是因为这种产品有功用。其中最大最冠冕堂皇的，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今后要走的每一步都是新路，每一次都是面临全新问题，历史不是重复的必然的，“借鉴作用”可就贬值到废纸了。所以，历史一定会被不断改写到无一处不妥妥贴切当前形势和需要的样式，让你读来字字珠玑，恍然大悟，雪中送炭，正中下怀。。。这才是名牌产品！
其实历史是不能当作正常的镜子使用的，它只是枚“风月宝鉴”，你仅能看到你心中所想见到的。正如贝内德托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句话，科林武德曾经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历史，而是在严格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写些什么不那么重要，允许适当胡说八道。因为无论你写什么，读者都能读出自己想要的意思来。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今人在替古人思考谋划发言。即使是古人的原话，解释和理解依然是按今天的思想和需要来的。
这供需双方两千年的互动，牢不可破。今天普通中国人都已经不需要历史就可以知兴替。无论翻开哪一朝代的历史，读来都一个效果：再一次很爽地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兴亡，不就是牝鸡司晨，彗星昼现，山崩地震么。。。或者，亡国无不因皇帝不讲仁义，荒淫怠政。亲近小人，疏远贤臣。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看这种历史不会有真正的亡国原因，只会知道亡国后如何快速彻底地让最少的人承担责任。皇帝是孤家寡人，所以合适平时当吉祥物，亡国作替罪羊。先不说皇帝是最不愿亡国的那一位，中国这么大，就一个养在深宫的皇帝。就算同时搞一千个皇帝，让他们全天专门干亡国之事，他们也没那个能耐效果。
但如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规律”已经深入人的潜意识，是今天活文化的一部分。典型地例子是毛泽东。他应该是从古到今的极端异类，可进入历史中一样被套路。他死后正在被落实的有：亲近小人（林彪四人帮）；疏远贤臣（周邓）；据谏害忠良（彭德怀）；生活奢侈（吃红烧肉）；荒淫无度（文工团跳舞）；扩建宫室（滴水洞招待所）；劳民伤财（大跃进），草菅人命（土改镇反）；天降惩示（彗星地震）；等等。总之，只要一一套上，他就跑不了是个昏君。乐此不疲地费这么大劲“粉饰”死人，怕是对这个“历史必然性”到了迷信程度，觉得历史也可以当扎小人巫祝用。只要在史书文字上落实了这些亡国特征，反过来现实中他建的国就该亡了，实现改朝换代。
事情能发展到这个程度，是我们写历史读历史的典范造成的。越是博览群史的，越相信有亘古不变的统一真理。却不知这“亘古”恰是按“真理”造出来的。如果只读历史教科书的话，满眼都是必然性的光芒。其实必然性偶然性不是个好问题，但感谢历史给了我这个八卦的机会。好在除了历史书外，我们还有其它记录、遗迹、文物等信息来源。这两三千年发生的事情，尚看不出什么规律或重复性。但这并不表明就能判断历史进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太短，根本不足以归纳。只是我观察到现有的必然性论证依据，大体不出上述几个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