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病毒专家掐架，难道只能坐以待毙？究竟是哪些大科学家在掐架，是中科院院士高福和管轶，一个是CDC主任高福，另一个是香港大科学家管轶。
高福还是国家自然基金委副主任，他乐观看待未来，充满信心。高福是病毒机构生物学专家，在流感和其他病毒结构和发病机制方面成果丰硕。是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科学院院士。高福的中心论点是由于我们有SARS的宝贵经验，对于该病毒应该有所认识(确实和SARS相似大--基因序列相同性达到80%)还有比较早期重视，预防和治疗。所以不会比当年的后果严重。
管轶何许人也？管轶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是绝对的流感病毒专家。当年他的团队在广东率先分离鉴定出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SARS的直接来源，呼吁取缔野生动物市场，遏止了SARS的再次爆发及流行。他曾确定了H5N1流感病毒的所有主要前体和传播途径和疫苗株。
管轶悲观不已，担心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管轶的核心论点是武汉病毒比SARS严重十倍，也就是说，人类根本奈何此病毒不得，也许只能坐以待毙。
管轶之所以如此悲观，主要是他实地考查武汉的情况之后才得出的结论。情况委实糟糕不堪，许多菜市场看起来卫生情况也不理想，小东门市场地上是潮湿的，卫生状态十分恶劣，通风设备也很差，我观察市场里的民众只有不到10%的人戴上口罩。现在，他回到香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以自我隔离，避免传播疾病。
无独有偶，不光高福，还有卫健委高级专家组长钟南山表态：我们常站在预防病毒变得更坏的角度去采取措施，确认武汉和广东省报的病患数量非常公开透明，我们有信心不会重演SARS疫情。
我们究竟相信谁？是不要紧，冷静对付；还是悲观失望，无可救药，束手待毙？由于此次的透明度很高，大家被暴风雨一般的信息炸得惊惶失措。要知道2003还没有微信，消息传播没有现在这么快。因此，当代的人不能对于网络消息一股脑儿吸收，必须剔除粕钵，选择精华。不然，可能处于杯弓蛇影之中，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是的，武汉疫情仍在蔓延。截至1月23日24时，除了西藏全国都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总共报道有八百多人感染，死亡26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过当年SARS的规模。病毒导致的症状差别大，从很轻微甚至隐形到重症患者都有，而SARS总体来说大部分都是重症患者，感染后很快会出现症状，因此这次的武汉肺炎相较于SARS来说，潜伏期很长，防控难度极大。病毒毒力不强，不容易找到更多被传染对象，隐型传播危害极大。
初期传播力弱，整体来说被感染的人症状也较为轻微，但如果没有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将病毒控制住，有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感染。一旦病毒在很多人体内存活并适应人体后，就有机会进一步变异，产生更强传播力、毒性更严重的变异。香港研究人员朱华晨表示，如果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面已经非常广，可能就不会像SARS那样容易被清除掉。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切断病毒的传播渠道。
这次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了病原体和全基因序列，为控制武汉冠状病毒作出了硕大贡献。当年把成果拱手让给加拿大人，现在自己勇于担当，很快发表了论文，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在一个公开的网站上昨天发表论文。虽然全序列上海已经发表了。石正丽增加了病毒来源的内容，武汉冠状病毒与蝙蝠中的病毒具有高达96%的同源性，蝙蝠是非典病毒的宿主之一。武汉冠状病毒与非典病毒的核酸同源性达到79%。另一个突破性的发现是, 武汉冠状病毒利用ACE2膜受体进入培养的肿瘤细胞中，而非典病毒正是通过ACE2膜受体进入细胞的。
其实由于疫苗生产周期太长，不可能指望得到新的疫苗。人类可以发明很先进大机器人，但是对于某些自然灾害和天敌，仍然束手无策，这是人类的一个悲哀之处。
关于治疗，其实很多文章介绍了。我主要讲作为一个庶民百姓，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和家人？原则上，现在不去公共场所，出门尽量开车不坐地铁，飞机和火车，所以最好不出远门。多喝水，勤戴口罩。甚至在久别重逢的亲属面前，也应该戴口罩。
千万不要去医院，除非必须动手术或者住ICU的情况。医院本身就是传染源，国内的医院太拥挤了。有人建议利用外面的简易宾馆隔离可疑病人，而不是人人都到医院，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医源性感染。在家里，即使不发烧，只要有呼吸道疾病症状，就要小心。
现在武汉人一旦发烧流鼻涕就哭着喊着要往医院跑，甚至没有发烧，只是心病，也抢着去住院，生怕自己已经染上了。所以国人的医学知识贫乏让疾病难以控制，即使开天辟地第一次，中国关闭了武汉等八个城市，但是大部分人已经在几天前离开了武汉，分散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所以二月份的感染数字可能是几何式的增长，但是由于防范增强，最后的死亡人数不一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