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成了资本家剥削和不负责的护身符

外包成了资本家剥削和不负责的护身符

 

外包就是资本家将在一线建设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活找分包商、分包商找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再找小包工头承包找人干活；而对被承包的劳动人员的一切工资的发放、生产劳动人员的安全、伤残生病年纪大了等等一切福利都是不负责任的。真所谓资质较高的企业专门从事投标，并在中标后转手给其他企业的情况,   “一流单位中标，二流单位进场，三流单位施工”、“一手要项目，一手转包分包”。不管黑道白道分包队伍成骨干，第一责任人资本家只要赚钱收钱。层层分包、零散转包、劳务分包、工资发放给转包商、分包商，原第一责任人资本家将全部或部分倒手转给黑白承包商，资本家自己并不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在分包行为中，总承包商只是将其承包的某一部分或几部分再分包给其他承包商。一些承包商将其承包的工程压价再转包给其他承包商，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形成“层层转包、层层扒皮”的现象，最后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费用大为减少，导致严重偷工减料；一些建设工程转包后落入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包工队手中，留下严重的工程质量隐患，甚至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暂且不去讨论。这里想说的是在如此外包之下的真正在一线劳动的农民工、学生实习生们的工资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资本家也很快学会了香港等一些资本家剥削底层劳工的共性问题就是,    将工程、季节性的、计件性的、.......体力活给一些个体或皮包私人小公司被层层转包，到工程或生产任务完工、忙季一过、一线危险体力活完工之后,   中国的资本家给于能满足那些承包的包工头之后,   中国的资本家们也就万事大吉继续他们的创业成功之中国梦了。至于这些农民工、学生工、童工拿不拿得到工资,  拿到多少工资,  受伤之后的大量医药费,   生病伤残之后不能工作生活不下去,  又或是年龄大了又失业了等等一切后续问题就不管资本家们的事了。中国的资本家们有一句口头语,   资本家是商人不是慈善家后就心安理得了。而被欠薪的这些弱势群体们去找包工头,   其实这些包工头早己改头换面消失了。而只好去找政府,    政府说无凭无据到底是哪一层承包商出了问题不给钱，那就要搞清楚整个转包链条，厘清谁是责任主体，总结防范转包赖账的有效措施，追究那些恶意欠薪者的法律责任，是杜绝此类现象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些一盘散沙的农民工们、学生工们能搞得清楚吗?  能厘得清吗?  能杜绝得了吗?  

在一项工程中，农民工处于利益链底端，建筑公司承揽项目后，工程被层层转包，最后施工的农民工手中可能连一份有效的合法合同都没有。面对工程层层转包，农民工难以收集证据，不会有任何固定的证据在手，更无法确定欠薪的主体是谁，这样的欠薪取证的确不易。难道主体工程第一责任人的资本家一点责任都不负吗?  是否有过意为之之谦?  恐怕特色政府的某些官员尤其是得到好处的特色官员也是同伙。

那些短期的零时的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的又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农民工、学生名曰实习工，非常需要政府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这些底层最弱势、最无助的普通劳动者，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制度文明的重要衡量标准。可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政府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很多到部门反映情况的农民工往往只有一段陈述，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没有证明材料和调查报告，劳动行政部门就没办法移送公安机关，更别说依法入刑了。想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正规途径不错，但对于农民工来讲，打这种官司的成本和门槛都太高。想要讨回少得可怜的工资，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首先要经过劳动部门的仲裁，不成功可以起诉进入法院的一审、二审的诉讼程序。对于拿不到血汗活命钱的农民工，讨薪还将耗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和额外的花销，过程漫长到他们很多时候不得不选择放弃、妥协。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讨薪路上仍然艰难前行。各种形式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频发，为了讨回血汗钱，农民工的讨薪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下跪拉横幅、挂上吊假人、爬塔吊以死相逼……今年的“阻工讨薪”，也算是新的“创意”，只是风险也更大，要被警方行拘。对于农民工来说，春节前拿不到工资，意味着失去了小半年的收入。“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最后全白费”，面对遥遥无期的辛苦钱，有些讨薪者不得不采取用车堵门，拉断电闸的方式表达诉求，还因影响工地工厂等正常施工还会被警员行政拘留。期望特色政府能够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追讨第一责任人资本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