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
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1952年，美军对新中国与朝鲜接壤的东北三省、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34个县、市传播了鼠疫、霍乱等病原体。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人民政府发起反对美帝细菌战、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国务院于1952年3月14日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工作，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 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很高，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十分匮乏, 而且都是从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不要的带不走的基层医疗从业人员。再加上面帝国主义的制裁禁运封锁、以及中国内部工业化需要大量积累，能够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让医疗卫生为经济发展让路”，而是认为维护人民健康就是保护生产力，把医疗卫生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仿照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关注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条件照搬这种模式：发展中国家缺乏培养大量高技能西医人才的资源，有限的医疗技术人员大部分呆在城市，农村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医疗。依靠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医疗服务，无法有效解决农村传染病蔓延、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等问题。
而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一条不同道路，那就是1950年确定的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中，“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1952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增加的。
——面向工农兵，体现在把医疗卫生机构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服务网，建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三种医疗保障制度，分别覆盖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家属、农村人口，实现了医疗保障和全面覆盖，全体居民都可以以较低的费用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预防为主，体现在国家的医疗卫生投入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预防环节，国家组织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也担负着预防保健的责任。预防为主符合医疗卫生规律，既有利于改善健康、控制医疗成本，从而提高医疗体制的效率，又有利于公平，因为预防的成本较低，更容易实现覆盖全民。但预防是公共产品，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缺乏行政能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公共卫生状况落后的原因。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发挥组织优势，以及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高度组织化，在实行公共卫生计划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中西医结合，是把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结合起来的探索。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优势，其重视预防保健、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比西医更加先进，在实证上也具有效果。新中国成立之前，随着旧中国的内忧外患，整个中国主流知识界的文化自信日益丧失，中医遭受了千年未有的变局，国民党政府甚至用行政性手段，对中医采取歧视和灭绝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提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这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中医属于人力密集型技术，主要依靠医生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农村容易采集和种植的中草药，而不依赖需要工业化支持的药品、器械以及高成本的西医。但是，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推行并不顺利，特别是受到以西医为主的卫生部门的抵制。由于毛泽东的推动，到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大发展，对低成本适宜技术的需求增加，中医才获得了更充分的空间。
——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具有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在城市有街道委员会, 在工厂有公有制的制度保障, 在农村有集体的人民公社, 在政府号令下让全社会的人员和经济领域通过密集劳动弥补资本和技术不足的做法类似，通过组织群众运动，开展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公共卫生计划来增强全民的身心健康, 同时预防各类传染病的发生和全民性地防病治病的重视。
爱国卫生运动：医疗卫生和群众运动的结合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爱国卫生运动，是通过群众运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制度。公共卫生是指预防、保健、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等，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疾病谱以传染病为主，公共卫生服务就显得更加重要。
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大量专业化公共卫生队伍，因此，像其他许多领域一样，通过群众运动和大量经过简单培训的卫生人员，依靠基层组织开始环境治理、疾病防治、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活动，这就是“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1952年，美军对中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34个县、市传播了鼠疫、霍乱等病原体。中央人民政府发起反对美帝细菌战、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国务院于1952年3月14日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工作，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 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多次部署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7年2月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
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批转的福建省一个报告指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
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号召下，依托城市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开展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爱国卫生运动。依托完善的三级医疗服务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妇幼保健以及国境防疫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上下呼应、通风报信，不少地方还开展了对农民的全面体检，定期发动群众服药，预防地方病，宣传队到家家户户宣讲开窗户、晒衣被、大扫除的习惯。
到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取得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使人们逐步养成了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社会风尚。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6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但并未引起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的重视，为此1960年3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信中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
到6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得到更大范围的开展。在一些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克山病疫区，于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医务工作者和赤脚医生深人田间地头、工矿车间，为群众免费检查，送医送药，注射疫苗。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大部分急、慢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