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父亲领着我去她家的那天晚上，她投向我的第一撇目光充满了敌意，毫不掩饰。这个女人跟我先前见过的“相亲”阿姨们截然不同，那些阿姨知道我是父亲的宝贝女儿，对我十分亲切，有的甚至有些刻意地讨好。
这个女人叫张玉珍，父亲说是我二姑姑的长子、我的大表哥李力康和大表嫂张丽夫妇介绍的。她的丈夫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姓钟，跟我大表嫂的父亲是好朋友。老钟当年在延安符合二八五团的标准（年过28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由组织上出面安排不愿意当童养媳、从米脂跑到延安的十五岁的张玉珍跟他配了对儿。大表哥说，张玉珍是部队中出名的美人，老钟刚刚病世三个月，就有在文革中失去夫人的老家伙们开着吉普车远远地赶来相看这个米脂婆姨。
父亲曾经应允我：“我再找老婆，一定要你同意我才同意。”我那时年轻，不谙世事，当了真。父亲平反回到北京以后，经人介绍的、自己找上门愿做李锐夫人的女士，不说踏破门槛吧，用“许多”二字形容不为过。父亲看中的漂亮女人，我觉着不踏实，就直不笼统地告诉他我不喜欢；我看中的温笃的阿姨，父亲凶凶地说长得不好看。几来几去，父亲不高兴了，对我的承诺不作数了，他给自己定的标准：人要漂亮，会说英文，就剩下“漂亮”了。背着我相看、定下了米脂女人张玉珍。父亲和她虽然磕磕绊绊，有时闹到没有办法自掌耳光以平息吵闹的地步，这个婚姻伴随着他走到人生的尽头。
父亲去世后，我在接受公开访谈时讲过：只要张玉珍不把她的手伸向李锐的档案，我什么都不会说。讲这话时，我不以为她真会那么干，只是提出一个警示：张玉珍，你们一家捞净了李锐的遗产，我不会跟你们计较。但是你若背叛我的父亲，我就不客气了。真是没有想到，张玉珍居然就做了。父亲去世不久，我就听到她到处散布李锐的日记是李南央领来几个大汉砸门撬锁硬拿走的，李锐对这个女儿恨之入骨；把当着父亲和我的面她同意了由我带到美国，代为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料说成是我私自拿走，将我告上中共的法庭，诉为应由她一人继承的李锐遗产；在中共的法庭将全部李锐资料判由她继承之后，紧逼不放，签字雇请了旧金山顶尖律师团队应对斯坦福大学“澄清李锐资料归属权”的诉讼，将她在中共法庭陈述时的用词“私自带回”改为断言：“李南央利用父亲李锐对她的信任，为了个人捞取金钱及其他好处，将李锐的资料偷出，秘密运往美国交给了胡佛”；断言美国法庭必须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决结果。如此，我别无选择。
她第一次来就没走
张玉珍是我二十九岁前的人生中从未接触到的一种人：农民出身的老红军的太太。她出口骂人用词的肮脏，自以为是叽里呱啦的不着调，令我叹为观止。从她身上，我了解了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草根群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领教了这些人的贪婪和流氓性。渐渐地，我不仅对共产党的理论、作为不认同，另起了对它深深的厌恶。如果说我的亲生母亲范元甄曾经是个单纯地向往革命的少女，在共产党这口大染缸里被染得浑身漆黑，张玉珍则是缸里的一粒染料，她的底色就是黑的。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
父亲是1979年初获得平反从安徽回到北京的。我先父亲几天从陕西的三线工厂到京，联系水利电力部办公厅安排他生活的一应事宜。那时落实政策的干部非常多，部里一时找不到房子，就将父亲和我临时安排在枣林前街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借住。内间是父亲的卧室，外间是会客室兼我的睡房。
父亲领我到张玉珍家见面后不久，张玉珍来招待所回访。她来了就没走，那晚就在里间父亲的床上睡下了。
我躺在外间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发愣。青年人未婚先行交易在现在的中国是平常之事，老年人不办手续搭伴儿过日子也没人大惊小怪，可那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9年，我所在的三线工厂不要说未婚发生性行为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分，就连学徒期间男女青工正当地交朋友也不被允许，厂子会给予延长出师的处分。更何况睡在父亲床上的这位阿姨已经四十八、九岁，自己的丈夫刚刚去世三个月。这是个什么女人那！
在张玉珍之前，到招待所见过父亲的女人中最积极的一位是个中学英文教师，也不过是很快写来情书，用文字表达对父亲的爱慕，说是命运的安排让她遇到李锐。父亲住院检查身体，这位女士带了一盒巧克力糖到医院探望，那个年代这份礼物是很“洋货”的。她知道自己出众的相貌和娴熟的英语赢得了李锐的喜欢，但吝惜着自己的羽毛矜持地“进攻”。我知道父亲鳏居廿年的脆弱，经不起勾引的，内间的这个女人是将他像猎物一样捕捉到手了。
后来父亲逢人便讲，张玉珍自己更是重复了千百遍的故事是：他们是由刘澜波和谷牧牵的线。张玉珍起初坚决地不同意，认为李锐应该同范元甄复婚，在刘澜波的反复劝说下才答应下的……于父亲，我理解那是他让自己相信的一个神话，以化解心头对第二次婚姻失败的挫折感；于张玉珍，那不过是她无数谎言中最离谱的那些中的一个，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这还不算，她对将自己介绍给李锐的我的大表哥夫妇的回报极为恶毒（后面会谈到）。父亲有一则日记，那年力康哥哥已经70岁了，至今读来令我心酸。
2008年12月1日（星期一）
同玉珍、大妹（我大姑姑的长女）一起闲谈。玉珍接力康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儿子要父亲去照顾生病的孩子，母亲回新加坡去了），将过去一些不愉快事彻底谈了，力康回答得好：您对我就像对胜利（按：张玉珍的养子）一样，怎样批评都接受。多年闷气就消掉了。我听了也高兴。
父亲自湖南地下党起相识的终生好友于刚伯伯的儿子小刚后来跟我说，他爸当时劝过我父亲：你刚出来，正在风头上，心气儿浮躁，找不准人。再沉一沉，等心静了再说。于刚伯伯很惋惜父亲没有听进他的话。他在延安时也曾经告诫过父亲不要和我母亲复婚，那次，父亲也没有听进他的话。于刚伯伯的老伴儿程阿姨1984年1月去世，给他介绍续弦的络绎不绝。小刚说，老爷子明白极了，说：来找我的人无非是想我的钱，可是我没钱。说是照顾我，我不需要照顾。我跟儿子、媳妇在一起挺好。
急着找夫人的父亲确实很快就后悔了，他跟张玉珍的文化差异实在太大，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张玉珍说话脏字儿多不算，还喜欢插在父亲同他的那些学问人朋友们的海阔天空中多嘴多言，令父亲难堪。可是生米早早地煮成了熟饭，他甩不脱这个女人了。
后来我们从枣林前街的招待所搬到府右街的招待所，是个三套间的平房。张玉珍来得更勤了，屡屡夜不归家。她跟我说：“小妹啊，你可不敢到外边去说张姨住在这里呀。那张姨的脸就没处搁了。”我点了头，心里说：招待所有传达室，每间平房都分有服务员，谁也不是瞎子。
那年的10月19日，父亲分到了复外大街22号楼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和悌忠同父亲得以从府右街招待所搬出移入此居。不久，张玉珍正式进了我家的门。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在1979年年底，天冷之后。按西城区法院判张玉珍胜诉的“判决书”中的说法是：“张玉珍自述其与李锐于1979年前后结婚……”我说不好父亲与她是否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但记得“婚宴”是有过的，刘澜波伯伯的司机老南帮助联系的北京饭店谭家菜，请了几桌客人。
张玉珍进门后常常发生的一幕是：家中来了客人，我和悌忠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父亲神色不悦地进来对我说：“你快点儿去招待客人，她又在那儿丢人了。”为了父亲的脸面，我只好过到客厅找个借口将张玉珍替下来。转过年的清明节，张玉珍去给老钟上坟，回家午餐。饭桌上，父亲用筷子指点着说：“俗话说妇念前夫，夫爱新妇。”看着张玉珍一脸的茫然，父亲对我们一笑：“她听不懂。”张玉珍的脸色立即转为铁青。
不久，大姑姑夫妇从湖南来做客，张玉珍狠狠地告了我的状，说我不尊重她。父亲却不解释一句，让我背上这口黑锅。
张玉珍进得家门
记得是张玉珍搬入我家的第一个星期的一天，父亲进到我的房间，说：“张阿姨要那个水晶球做眼镜，你拿给她吧。”
这个水晶球是父亲恢复工作后不久，随康世恩的中国能源代表团访问巴西时接待方送他的礼品，回国后父亲就给了我。住进22号楼后，我将这个水晶球摆在了书柜里。张玉珍进门，我根本没想到要收起来，不能再摆在明面儿上，哪里想到她能瞄上我屋子里的东西，而且这么快。更更想不到，父亲会出面将他送给我的东西要回去送给他的新夫人。我有些生气——鬼才相信她是要做水晶眼镜！打开柜门就将球拿出塞给了父亲：“你让她自己进来，还有什么看上的东西，一次都拿走。”我这话说得太冲，父亲不高兴了。
没过几天，张玉珍的养子钟胜利来了。这个养子得先说上几句。天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父亲领着我去张玉珍家见面的那次，开门的就是这个养子。当时我俩不禁愣在了门首：居然彼此认识。那是我在北京东方红汽车厂车身车间大冲工段学徒的时候，我是代培的陕西汽车厂学员，钟胜利是67届初中毕业生直接招进北京厂的，在车身车间下料工段学徒。大冲和下料工区的两跨紧靠着。67届的中学生是连锅端——全部上山下乡一个不留。钟胜利所在学校却有两个人不但留在北京，而且进了工厂，他是其中之一，是由我的师傅招进厂的。师傅告诉我钟胜利的父亲不但是老红军，而且参加过长征，了不得！而我在车间也很有名，不过跟他是反着的：是大狗崽子，又是大冲工段出了名的比小伙子都能干的女孩儿。所以彼此都知道，但从未说过话。
当然，进工厂只是钟胜利的一个跳板，一年之后他就参军走了。张玉珍最好炫耀的一件事就是，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她到了钟胜利的所在连队住着不走，跟连队指导员说：胜利的父亲是老红军，我家三代贫农，没人识字儿，你不同意我的儿子上大学我就不走。结果连队分到的那个大学名额就给了钟胜利，进了北京航空学院。每当张玉珍重复完这段光辉事迹后，父亲总会应和着：“是呀，她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知道读书很重要。”我从来不置可否。当年在陕汽厂，车间工人推荐我去考工农兵学员，报到厂里，领导给了一句话：“这样出身的人怎么能考虑？！”
钟胜利毕业后被分在北京的一所空军研究院继续当兵，以副师级工程师退休，2018年分到四室二厅的师级住房。这让张玉珍很是不份儿：胜利凭什么分那么大的房子？我和老头子革命那么多年，还住这么个破单元！不过钟胜利本人不争气，高级工程师考核屡屡落败，我后来在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他几次给前空军司令张廷发电话，让他过问钟胜利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问题。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为父亲难过：主张高干子女不能走后门的中组部退休常务副部长，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张玉珍喋喋不休的念叨则是：“欺负人呐，欺负人呐！就是卡着胜利不给提高工。”
再回到钟胜利来的那天，父亲进到我的房间对我说：“胜利第一次来，你看有什么好东西可以送给他的？”我说：“我哪里有什么好东西。悌忠到是有一支你给他的见面礼——英雄牌钢笔，要不你拿去给他吧。”没想到，父亲真地把手伸了过来。我冲着悌忠说：“笔在哪儿，你拿出来给张阿姨的儿子。”悌忠眼睛都没眨一下，立即将桌子上的笔放在老丈人的手里。父亲转身走了，那背影明明白白地写着：“不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