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武汉冠状病毒”是文化自信

今晨读了方方在疫情前写武汉的散文，题目是《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在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武汉》。这是我读到的写武汉最美的文字，方方不愧为老武汉。我写过武汉人，看方方这文字才知自己原来是个乡里人，写不出这样的武汉随笔。

历史上，武汉一直没有汉口、武昌甚至汉阳有名，因为命名的时间不长。武汉这次灾难深重，天灾人祸并存，真是应该以比较正式的方式给武汉一些尊重。我在第一时间就仿SARS的命名将武汉冠状病毒所造成的综合症称为WARS。这W就是Wuhan, 其他与SARS相同，属于急性呼吸综合症。当时这样写出来，也是为了给在英语说得最不好的西方大国法国留过学的石正丽参考，但是她根本没有听我的。

我们应该直接称“武汉病毒”，我在博文中永远称为“武汉冠状病毒”，地名加上病毒的分类，正好符合惯例。我是实在弄不明白，武汉人自己遭遇的病毒，不能称为武汉病毒。读石正丽和乔治高呼吁按以前错的框架以英文组合重新命名新病毒，我觉得他们是傻得不能再傻了，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在争什么话语权吗？摆在面前的机会都不知道珍惜。

武汉冠状病毒代表着这段厚重的历史，武汉的痛苦会随时间抹去，商贸也会恢复。正规命名中拥有Wuhan对武汉是个莫大的宣传效应，也让我们永远记住武汉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科学上也值得肯定，病毒源于武汉，武汉的科学家发现了它，武汉人民最终战胜了它。中国人名和城市鲜少在人类医学史上有地位，这次是有目共睹地对人类抗战病魔的贡献，如今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动物源性的病毒。

不命名为“武汉冠状病毒”是因为中国人的内心不够强大，像中国人或华裔不愿意把房子买在墓地附近那样。洋人才无所谓呢，最为安静和安全的墓地里都是去世的人，他们丧失了在深夜三点拿枪入侵你家的能力。朋友的这句：“老大不是说了吗，要文化自信的”，才提醒我更改了本文的题目。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从而与全球接轨。

以地名命名病毒太常见了，病死率更高的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那Ebola来自Ebony。Ebony是美国黑人喜欢用作杂志或组织名称的英文字，为乌黑的意思。Ebola正是非洲刚果的一条河，而同属冠状病毒的MERS更是中东呼吸病毒。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真应该改一改了。况且在人类医学的职业道德准则里，病人不需因自己的疾病而自悲，医学界也不允许道德绑架病人患了什么疾病。

疾病的产生与发展是个自然的过程，一种客观地存在，让人们通过时间和地点记住这段历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能因为冠状病毒让有些当权者觉得不光彩，或暂时影响些经济收益，而拒绝承认“武汉病毒”的存在。

医学上有St. Louis Encephalitis (圣路易斯脑炎），我们圣路易斯人乐观其成。我们也知道那位命名Alzheimer’s 病的德国精神与病理学家一点都不痴呆。

这是我写给我们系的著名病毒学家的邮件，希望能帮助到他的新课题：

I heard that your lab got the new Coronavirus which caused the pandemic in Wuhan, China as you knew it is sort of my hometown where I spent high school and medical school. （我听说你的实验室最近得到了新冠状病毒，它在中国武汉造成了大流行。你已经知道武汉也算是我的故乡，我的高中和医学院是在那里度过的）

If you are interested, we would like to supply you with those complement knockouts for supporting your analysis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infections. I now have strains of the KOs for C3, C4, FB, FD, Properdin, and Cr2 which I can transfer them to you periodically. （如果你感兴趣，我们会乐意提供给你那些补体蛋白的基因踢除老鼠，以支持你分析该病毒感染的致病机制。我现在拥有C3, C4, FB, FD, Properdin和Cr2的缺失老鼠，可以分批转送给你）

I talked with John briefly this afternoon and we all believed this will be an interesting project to do because innate immunity should be important for the defense of the virus early on. （我今天下午与约翰有过简短的交谈，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兴趣和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固有免疫系统对早期病毒的感染非常重要）

我在这里暂时称他为麦可教授，这位美国屈指可数的新生代病毒免疫学家迅速回我邮件：“Possible but not sure…Supposedly SARS-CoV-2 (Wuhan virus) requires a human ACE2 receptor” （可能但是也不确定。。。我们猜测SARS-CoV-2（武汉病毒）需要利用人的ACE2受体）。看见他使用的“武汉病毒”了吧？多么简单明了。Wuhan是所有人都能发音的拼音，不像Xi’an或Chongqing等难发音的中国重要城市。

麦克教授的实验室基本上没有停顿的时候，三十人左右的实验室日夜都有人在工作，可能深夜会有几小时沒人干活的时间。这几天就看见他们有人拿到感染老鼠的黄袋子在电梯里出现，应该是已经开始做冠状病毒的实验了。

麦可教授的经历也很特别，本科在哥大读的政治科学，然后哈佛医学和科学双博士，在粘附分子的世界巨星Tim Springer实验室（那里故事特多，在此省略)做的论文, 麦可教授的住院医和博后是在西海岸的UCSF和伯克利做的。他在二十多年前入华大时，我们就预测他将会做得很好，他是属于既聪明又勤奋的人。果然几年前成为美国医学院院士，现在他们做的热门课题，Cell会找上门来向他们约稿，而不是他们的投稿。

我们有好多机会谈论科学，但是让麦可教授谈自己的人生选择，则是在Santa Fe的会议期间实现的。当时在一个小的会议室里，组委员安排了受邀嘉宾与听众见面的绝好机会, 这样我可以频繁提问，当时面对的是大量的欧洲学生与博后。开始谈到，华大在几年前允许他完全不上临床，全心在实验室里。麦可教授说，从大学本科的政治科学转向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并不难，因为医预科就那么几门课，这与前华大教授Andrey Shaw的说法是一样的，Andrey读医学院前的本科在哥大好像是学的音乐。美国教育的特点就是相当地灵活，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美国的英才辈出。

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海归的同济医院朱珉教授，战斗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的一线。朱教授告诉我们：“已经有一位教授牺牲了 还有一位危在旦夕[流泪] ”，“武汉全是一代 二代感染者 ，毒力强，重症多。我们医院是重中之重，ICU死亡率极高。”。他是胸外科教授，这是对前线最真实的描述，他做研究的华大胸外科以参与开创人类肺移植而享誉世界学术界[强]????????

刚果的Ebola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