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专家为何掌控武汉冠状病毒的防治？

武汉疫情缓解后，现在开始问责，矛头直指访汉的京城专家组，对此我一点都不反对。中疾控主任乔治高和他的幕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掌控国家疾控中心，武汉几千条生命的失去多少与他们的职业操守相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全国甩锅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最后只能拿些湖北的诸侯当替罪羊。

这帖反映的事实是，湖北官员也就是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准，很多人在聚光灯下都会如此：“最近很多领导及朋友问我: 印象中你们湖北人都很聪明，怎么当地全是些傻逼官员？在此我郑重声明:答非所问的蒋超良书记，是湖南人，反复更正口罩产量的王晓东省长，是江西人，假话连篇的马国强书记，是河北人，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是重庆人，罢免的F4没有一个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背这个锅！[Grin]”

我在武汉读医学院时，我们同济是不会把北京的什么朝阳医院的专家当回事的，因为我们肯定比他们强很多。即使现在，我的消息源也告诉我：当武汉同济的医学教授与京城专家讨论新冠的临床诊疗时，也不觉得他们的水准更高。武汉的同济与协和医院是中南地区最好的三甲医院，也是在全国拥有声誉的临床医学中心。你说疾控方面听京城专家的统筹可以理解，具体治病也听他们的，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但是京城专家们现在为什么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呢？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变了，那些大佬们给了这些专家指点江山的权力。

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武汉协和医院在2020年1月18日的正式公告中，还在说“尚无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和“可防可控可治”。医院的技术官僚有错，但是他们不是最大的责任方，最大的责任方是让武汉的医护人员和他们的管理者不能说真话的京城人或机构，大家别捡软柿子捏。他们的影响与条规让武汉医院的前线医生必须签保密协定，也执行训诫八名医生，或置天朝CDC的可能汇报于不顾。武汉协和医院在1月11日就有医护人员感染，他们难道不知道人传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需要学医都知道人传人，他们心里明白，但是院方让他们不能说。这样便开始了层层撒谎的程序，因为院领导要保乌纱帽，医院领导不是为自己的职工负责，而是向他们的领导示好。

情况有多么严重呢？钟南山在1月20日称可以人传人，我的1月18日的文章传递了武汉感染人数可能达1723人的信息后，我那善良的母亲不以为然，感叹自己养了一个不爱国的儿子。

Two points contributed to this tragedy: 1. Highly concentrated power; 2. Suppress free speech。

这才是从这次疫情中需要反思的东西，现在即使不到四十岁的朋友都对我说，他们年轻时的说话环境是相当开放的。

最近有篇文章报道，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希望这次疫情能给我们带来些文化层面的启蒙，我还以为刘道玉要谈法国启蒙运动那般的启蒙，看完才知道是“共用公筷”之类的启蒙。不是他水准比较低，而是他只能点到为止。好在他当校长时的武大留美学子这样告诉我：“他私下在我班的聚会时可讲的不是“公筷”启蒙这种低级的东西。前几天“人日”向他约稿，也不知道老先生写的东西被接受了没有？是否改得面目全非了”

让我用我以前文章中的句子来结束此文：“如果这次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从此有所长劲，那就是需要营造让人们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只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与实话的环境”。

武汉协和医院发生医护人员感染的时间是2020年1月11日。六家武汉的医院发生医务感染的时间比协和医院早，武汉第一医院更是早在2019年的12月27日。

武汉协和医院在2020年1月18日发的公告：无明确人传人的证据，即使人传人也是有限的，并且用红色字体强调可防可控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