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研究正式开始了
开始工作了。Ahne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个记录本，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就开始做实验吧，所有的原始记录都必须记录在这个本子上面。如果你自己需要保存，可以从上面抄到你自己的本子上，或者复印也可以。但原始记录必须保存在原始的实验室里。”同时，他还跟我交代了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和一些注意事项。然后说：“具体的事情你叫技术员带你吧。有什么不清楚的一定要问。”
Ahne教授很忙，经常不在实验室里，技术员则天天跟我在一起。我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一切。这里做什么事都是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如从冷库里拿毒种一定要记录，在药品库里拿了试剂也要记录……等等。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试验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追究的精神。这些，才是使我在后来几十年里受益匪浅的东西。同时，我也非常注意比较这里和国内实验室的差别，特别是一些细节。俗话说：“失败于细节”。实验室里任何可能值得国内实验室学习的地方，我都仔细地记录下来。这时，我在机械和电气设计方面的能力充分地显露出来，很多东西我都能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后来带回中国后，对提高实验室的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要在这里研究草鱼呼肠孤病毒，寻找对这个病毒敏感的细胞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如果有了敏感细胞，就能大量繁殖病毒，以后对病毒的研究就方便了。否则，带来的病鱼材料是非常有限的，也是不稳定的。
于是我开始把带来的病鱼材料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处理后接种到各种不同的细胞，并放在不同条件下培养。Ahne教授也帮我找来各种关于如何提高细胞对病毒敏感性的资料，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分离病毒，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几个月过去了，没有看出哪个细胞有能接受草鱼呼肠孤病毒并出现细胞病变（简称CPE）的任何迹象。
一天，我突然在细胞培养板的一个孔的细胞中看到有点病变的样子。我兴奋极了，赶快把它又传了一次。这次病变非常明显。我兴奋地告诉技术员和Ahne教授，技术员也很兴奋，然而Ahne教授却非常谨慎。他在显微镜下仔细地观察了很久，然后对我说：“江，我认为这不是草鱼呼肠孤病毒，而是这里经常遇见的传染性胰脏坏死病毒（IPNV）。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污染了它。”我很惊讶地问：“你能肯定吗？为什么不会是草鱼呼肠孤病毒？”他肯定地说：“我研究这个病毒很长时间了，对它很熟悉。抱歉！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用IPNV的抗血清来检测一下。”检测的结果和Ahne教授的判断完全一样：我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IPNV污染了。这让我空欢喜了一场。但在懊恼之余，我也从这次意外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仅学习了如何检测病毒，也学会了如何防止交叉污染，和怎样判断污染。
试验继续进行，CPE还是没能出现。我非常担心，因为世界上确实有些病毒就是找不到敏感细胞的，像乙肝病毒、轮状病毒等。如果这个病毒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哪！
Ahne经过一番考虑，叫我把这些接种了病毒但没有出现CPE的材料用提纯病毒的方法处理后，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和技术员忙碌了好几天，最后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了大量的呼肠孤病毒颗粒。我们兴奋极了！
这样，我终于用大量的试验结果向他们证明：第一，我带来的病鱼材料里确实是有草鱼呼肠孤病毒的。第二，这个病毒确实是不会引起CPE的。第三，这个病毒能在这些细胞里大量繁殖。第一阶段的结论使我有了一点点成就感，但也使我认识到下一阶段工作的艰难。
在这段日子里，我在学习技术和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也亲眼看到他们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他们每一件事都按照规则办，没有半点含糊。毒种在冰柜里放得有条有理，记录得认认真真。他的学生Holder要画一条线，居然买了几支笔，试了好几次，才把那条线画好。如果是我，可能只要一秒钟，随手就画上去了。但他们做的确实很好，做什么都无可挑剔，处处都显示出日耳曼人的精细作风。难怪别人都说：德国人做的事情可信度是最高的！这真的值得我好好向他们学习！
实验室在工作日的每天下午，会有一个喝咖啡的时间。欧洲人似乎没有午睡的习惯，这对于我们睡惯了午觉的人来说非常难受。每天到下午一、二点时，眼皮就像铅块一样沉重，喝咖啡正好能提神。咖啡提神效果确实不错，但也实在太苦啦！刚开始我简直难以下咽。我给它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中药可乐。我不得不每次都加很多糖块进去才能喝下去。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慢慢习惯。再到后来，甚至觉得不加糖味道也很不错了。不过提神的效果也越来越差，甚至晚上十一点喝咖啡，十二点都能睡着。嘿嘿，凡事不能两全啊！
在喝咖啡时，我们通常交流一下工作中的情况，但也有时候聊聊天。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所以谈论最多的就是中国。
一天在喝咖啡时，Ahne教授问我：“现在习惯在慕尼黑的生活了吗？”我摇摇头：“这里东西太贵了，房租要五百马克一个月。看场电影要十几马克。”技术员认真地说：“不贵啊，通常房租要占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这很正常呀！”Ahne教授奇怪地问我：“那你们在武汉的房租是多少？”我回答：“只要五角钱。”Ahne教授一边喝咖啡一边思考着说：“嗯，一天五角钱是挺便宜的。”我摇摇头大声说：“一个月五角钱！”Ahne教授一听，吃惊地把咖啡从口里吐了出来。不相信地摇摇头：“嘿嘿，有那么便宜吗？！”
慕尼黑大学的水生所
慕尼黑大学广场上的喷泉
由于病毒要接种到各种不同的细胞中，并且要在不同温度、不同条件下培养，这样排列组合起来的工作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经常加班，有时甚至到下半夜。等到做完试验出来，地铁也收班了。这时，我特别喜欢沿着慕尼黑的大街走回家，这样反而能放松休息。我沿着宽阔的大街慢慢往回走，看着这里的一切，仿佛身置一个梦幻世界。是啊，在过去几十年中，即便在我做过的最荒诞的梦里，我也从没做过出国的梦！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能从农村回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不再因家庭问题受到歧视。这就是我能梦到的最高境界了！我沿着华丽的大街慢慢往回走，十多年前苦难的农村生活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面前，特别是那年我因肠梗阻从草屋里一米一米爬出来的情景。那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走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人生啊，就是这样难以预料！
我不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有时候对某些音乐还是情有独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喜欢听《东方红》。觉得能为他老人家出生入死，甚至献出生命都是一件幸福的事。后来，当我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单相思”，别人其实对自己的革命态度没放在眼里，甚至根本就不相信，我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再听到这首“救世主”的赞歌时感觉就完全不同了。现在，我特别喜欢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当交响乐声响起，它时而像紧张而激烈的警钟，时而像小河流淌的诉说。我似乎能听懂贝多芬想要说的话：人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有音乐在，就永远不会感到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