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由茅君瑶讲述、丑丑撰写的《旷世恋情：我穿越半个世纪，终于找到你》在“丑故事”上刊发，迅速在全世界的华人中间疯狂转发，仅仅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短短几天便近百万。
浙江宁海93岁的徐婉婵老人的女儿女婿，也看到了这篇文章。
10月17日，我坐上7:58分出发的高铁，从杭州赶往宁海，去看望徐婉婵奶奶，听她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候，和笕桥空军王斌（王振康）的爱情故事。
讲述/徐婉婵 撰写 / 丑丑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我21岁，就读于浙江省立杭州高等职业医事学校（现在的杭州医学院）。
他25岁，是笕桥航校25期学员。入伍前，就读金陵大学哲学系。
我们正在热恋。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个飞行员的男朋友。
他在学校的名字叫王斌，家中名字叫王振康。他让我叫他“振康”。周一到周五，振康训练很忙，每周给我写一次信。周六、周日他会开着吉普车从笕桥来学校看我。
1948年12月15日，星期三，农历冬月十五日。大雪已过，离冬至还有一周。这是一个我至死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振康突然急匆匆到东山弄宿舍来找我。看到他，我很高兴。丝毫没有在意，今天不是周末。
我们像往常一样，到西湖边散步。天已经很冷了。西湖边的风刮在脸上刀子一样。我们手牵手沿着西湖往岳坟方向走。
这一日的振康，和往日有些不同，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振康告诉我，笕桥中央航校紧急迁往台湾，他要随部队换防。
他说：婉婵，我们结婚吧，和我一起去台湾。
天真的我根本不知道时局已经如此维艰。我说，我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毕业我就随你去台湾，我们就结婚。
看他一脸凝重，我想逗他开心。我说：你是天之骄子，要开心。
他说：我不是天子骄子，飞行员命都不长。婉婵，我担心有一天留你一人独活世上。
我有点生气，捂住他的嘴不许他说。
振康没有再说什么。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贺卡，送给我。贺卡的封面，是蓝色的天空背景上，一条金色的龙腾云盘旋。就像驾着战机翱翔蓝色天空的他。
他在空白处用钢笔写下：“祝您新年快乐，前途幸福，谨以此赠给我想念中的人儿！振康敬赠 一九四八.十二.十五”
贺卡墨痕未干。他又匆匆离去。
金龙犹如振康驾机踏着祥云而来
这是我们恋爱以来，第一次分别。此后，我用整整一生来找他。
2008年12月15日，我和振康分别60年，一个甲子的时光。我又拿出振康送我的那张贺卡。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信物。这张贺卡我保存了60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舍不得丢弃。
贺卡已经发黄了。我的眼泪滴在上面，被岁月一层层覆盖，字迹变得越来越淡。
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他依旧音信杳无。我从满头青丝等到白发苍苍。我戴上老花镜，在贺卡空白处，振康的文字下面写上：“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48年12月15日是什么日子，今又12月15日，两岸直航的时刻，您在哪里？我们都是83岁高龄的人了，只有九泉相见。天堂之路又在何方，心痛难忍。”
我和振康的文字相隔60年
我是浙江临海赤水村人。家有三兄弟，五姐妹，我排行老五，1927年1月出生，属老虎。抗战期间，浙江省立杭州高等职业医事学校迁往临海。1946年春，学校回迁杭州，我也从临海到了杭州。学校的宿舍，就在西湖边的东山弄。
我和振康的相识，是偶遇。
我身高1米75，是学校女排队员。
终于穿上了护师服
1947年10月31日，星期五，是蒋介石六十大寿。为了替他祝寿，杭州各高校在杭州体育场组织了一场体育联赛。体育场人山人海，场上场下全是年轻的高校学生。排球赛进行到一半，突然下起了大雨。比赛中断，我和同学赶紧跑到主席台躲雨。
那天，我穿的是白色球衣，黑色的长发烫成波浪卷，用橡皮筋扎在脑后。我的球衣被雨淋湿了，转身想找同学要一张手帕擦一擦。一回头，就碰到一双炽热的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他穿着篮球运动服，也是来躲雨的。身材挺拔，国字脸，浓眉大眼，他的眼睛真好看啊，漆黑深邃。
我脸一红，对他笑笑。他的脸一下就红了，回报我一个微笑后，赶紧挪开了眼神。
雨停后，我们各自散去。
振康戎装照
第二天周六，我在宿舍里休息。同学跑来叫我，说有三个空军来找我。
我很惊讶，寻思我也不认识什么空军，找我干嘛呢？跟着同学下了楼。楼下，有三个穿着绿色军装，黑色军靴的军人。他们是笕桥航校的学生，一大早从笕桥开吉普车过来的。
振康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见我下楼来，三个人都抬头看着我笑。其中一人特别腼腆，看到我，脸就红了。
我马上认出来，他就是头一天在体育场主席台上遇见，但没说过话的那位。他显得有些紧张。同来的人笑着在背后推了他一把，他才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我们想……想来参观一下你们学校……”
参观了一会儿，我看他们心不在焉，就带他们到西湖边走了走。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名字，后来也没问过他。
印度刚回来的振康
星期天，他一个人又来了。我们都是内向害羞的人，在西湖边走走逛逛，拉拉家常。
振康祖籍安徽凤台，家里经商，现在定居合肥。他家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哥哥王振域，两个弟弟王振业、王振志，一个妹妹王振蓉。抗战前，他就读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1944年，为响应“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在成都报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随后参加远征军，奔赴印缅战场。
抗战胜利后，他没再回到金陵大学继续学业，而是考入笕桥中央航校（其时已改为空军军官学校），成为航校第25期学员。
笕桥中央航校校训
从此，每周六周日，振康都会开着敞篷吉普车从笕桥赶来看我，爬山、荡舟、一起骑脚踏车围着西湖转，或者看电影。逛饿了，他就请我吃西湖藕粉、麻球王、小鸡酥……他性格内向，热烈的情话说不出口，但他性格温和，细致体贴，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民国岳坟正门
有一次，我们爬山时，我脚下一滑，他赶紧伸手将我扶住，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我们俩都脸红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岳坟边租了两辆自行车，我没扶好方向，自行车突然倒了。振康一个箭步冲上来，抓住我的手，扶牢我。我看他吓得汗都出来了。
我认定，这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我们第一次拥抱，是在保俶塔下，他拉着我的手，一直紧张到发抖。我正奇怪他怎么了，他突然张开手臂把我拥在怀里。这就算是表白吧。
保俶塔
1948年初的一个周末，振康来看我，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学校的舞会。我穿上他送给我的漂亮旗袍，欣然前往。
这件旗袍的料子是振康买来送我，陪我去裁缝铺做的，淡黄色的绸缎上有五颜六色的小花，非常漂亮。振康是个很有审美眼光的人，他送过我很多礼物：大衣、檀香皂、绸扇、钢笔、笔记本、卡片……
振康送我的绸扇和檀香皂，陪了我70年，连捆礼物的橡皮筋都还在
舞会很盛大，可是我和振康都不会跳舞，别人跳舞，我们聊天。他带我去看了他们的战斗机。晚上八点多，用军车把我送回了学校。
有一天，我们泛舟西湖。振康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小心走散了。你一定要记得，就在岳坟前等，不见不散。最多十年，我们一定会重聚。
我觉得很好笑，好好的，怎么会走散呢？杭州这么小，他可以来我学校找我，我也可以去笕桥找他呀。
很久以后，当我想起这句话，我才理解他当时心里的担忧。他一定知道，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不被乱世冲散，谈何容易？
我在浙江病院实习，就是涌金门现在中国美院的位置。天气好的时候，每天清晨，都会有一驾战斗机披着朝霞，从笕桥方向飞过来，在涌金门上空盘旋打转。大家纷纷跑出去看。
开始我并不知道是振康，周末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每天都要驾机训练，他常常选择病院作为训练地点。从此后，只要看到振康的飞机出现，我都会跑到户外，对着他招手呼喊。
振康驾着战机低空盘旋回应我。阳光打在他的机身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他身披五彩霞光，仿佛踏着祥云而来。
我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振康驾驶的就是这样的飞机
我们各自写信回家，坦诚我们的恋情。
1948年上半年，振康去南京执行任务回来，带了一枚金戒指，一支派克金笔送给我。戒面方方正正，上刻一个“福”字。
我12岁时，父亲已过世。暑假，我回临海老家，带了振康的照片给母亲看，把振康送的戒指也给母亲看。
母亲看后非常满意，特意选了一枚金戒指让我回赠给振康。金戒指很雅致，上面镂空雕刻了一朵小小的金花。
暑假结束，我带着这枚戒指，还有一块丝绸，回送给振康。虽还未举行仪式，但在双方家人眼里，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恋人，而是未婚夫妻。振康快毕业了，我还有半年才毕业。
周至柔是我们临海老乡，我买了一块丝绸，两把张小泉的剪刀，托中间人送去，希望能为振康分到一个好一点的单位。我没有告诉振康这件事。我真是天真幼稚，炮火连天的土地上，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哪里会有好一点的工作可言。
1948年12月15日之后，振康再也没有来看我，一周一封的信也没有了。
我常常到岳坟去，一坐一整天。人群里，再也看不到那个穿着绿色军装的人满面笑容向我跑来。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振康再也不会驾着战机出现，向我问候。
我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飞行员命都不长。我的心就疼得不能呼吸。我穿着他送给我的大衣，跑到笕桥去找他。
笕桥航校校舍
振康带我来过一次这里，就是那次舞会。好像还是昨天的事。眼前，空空荡荡的校园已是一片死寂。
寒风凛冽，只有一个看门人躲在门口的小房子里，双手插在袖筒里，瑟缩在椅子上。仿佛一切都是幻觉。盛大的舞会散场了，梦醒了。
看门人说，姑娘，你回去吧。已经有很多姑娘来找过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了，你回家等信吧。兴许会给你写信呢。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西湖边。西湖边有很多算命先生，坐在小板凳上等生意。我摸出身上仅剩的一块银元，我要算算，振康，是否活着，他在哪里？
我报上振康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给了我十个字：人还活着，远在天涯海角。
一听他这样说，我就哭了。“远在天涯海角”，意思是我一辈子都见不着振康了吗？
转念一想，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只要他还活着，无论天涯海角，一定会回来找我的。我每天看报纸，希望看到关于他的消息。
1948年12月15日，这一天，发生了好多事：
淮海战役国军第十二兵团被歼，黄维被俘；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命徐宗尧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这些国家大事都与我无关，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我的振康，他什么时候回来。
抗日好男儿们
这一年的寒假，我过得犹如幽灵一般，每天以泪洗面。以前的寒假暑假，我回到赤水，振康都会常常给我写信。记得有一次，哥哥弟弟恶作剧，把振康写来的信藏了起来。我望穿秋水，等得煎熬。
回到杭州，我责怪振康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才知道是哥哥和弟弟的恶作剧，狠狠把他们骂了一顿。这一次，是真的没有了。
我用振康送我的蓝色毛线，为他织了两件毛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的痛苦。我希望，有一天，这两件毛衣能穿在他身上。
解放军一路南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1949年4月，突然收到了振康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
看得出来，这封信写得非常匆忙。只有一个地址：台湾屏东机场，空军第十一大队第四十四中队。让我尽快过去。我按照地址，把织好的两件蓝色毛衣寄过去。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
我以为，我很快就可以去和他团聚。命运总是弄人。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一夜之间，杭州街头再也没有吉普车，和笕桥空军的身影，连留守笕桥航校的看门人也不知去向。
我拿出振康的信，短短数语，看了又看，反复揣摩。我确信，他去了台湾，还活着。只要他活着，我就知足了。
1950年，母亲从老家写信来。母亲告诉我，振康的弟弟，振业参加了解放军，随南下解放舟山的部队，经过临海，宿营赤水村。振业找到母亲，打听哥哥振康的下落。
他以为，我一定知道振康的行踪，或者，我和振康在一起。母亲自然一无所知，只是告诉了他我的地址。
振业给母亲留下了他安徽老家的地址：赵千户巷1号。又匆匆跟随部队开拔了。他说，等打完仗，他还会再回来找我们，打听哥哥的消息。
振康像一只南飞的孤雁，此后几十年，我，还有他安徽的家人，都再也找不到他。
收到母亲的来信，已是振业走后一个月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虽未见过振康的家人，但我们对振康的思念和担忧，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早已是一家人。
我立即上街去买了两块丝绸布料，一块丝绸被面，寄到安徽合肥赵千户巷1号，收件人是振康的父亲王少山。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安慰老人家，表达自己的牵挂。
我每天都期盼着来自安徽亲人的信件。但是，寄出去的丝绸如石沉大海。说好解放后就会回来的振业，也再无消息，不知生死。岳坟是不敢再去了，就连西湖和东山弄，我也不想再去。
西湖残荷
1950年，常常看到新闻说，有台湾飞行员驾机回大陆投诚。我期盼着振康，也能驾着飞机光荣回归。他的父母亲人，还有他最深爱的我，都在大陆等他回家，他一定归心似箭。
很快，我的期盼就变成了恐惧，听说驾机回来的人，有的被枪毙。我在心中一遍一遍地祈祷，振康啊，你千万不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啊。
我要他活着。
五十年代初，医院改制，发给我们一张表格，要求所有解放前参加工作的旧职人员如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我在表格上，如实填写：我的未婚夫王斌为笕桥航校飞行员。
于是，我的档案中有了一个跟随我一生的污点：未婚夫为台湾空军飞行员。我成了反革命的家属。
曾经，振康驾机飞到浙江病院上空盘旋，向我问候的场面，也成为了我的反革命“罪证”。1952年的一天傍晚，医院的“打虎队”将我关押起来，说我贪污巨额公款，通敌台湾恋人，把公款转移到台湾，助台湾反攻大陆。几天逼供折磨，我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完全崩溃，签字承认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而我临海赤水村的老家，也被评为“地主”成分，家里的房产财产、田地统统被没收，含辛茹苦将我们兄弟姐妹养大的善良，又坚强的母亲，一夜之间戴上了“地主婆”的帽子，被日日批斗。
我舅舅在台湾，舅舅的儿子打算去找他。我大哥将表哥送到渡口，回来的路上，遇到民兵，民兵说我大哥和反革命一道，也是反革命。天寒地冻，呵气成霜，我们一家的命运，也坠入冰窟。
大哥在一个清晨，被拉出去枪毙，带着“反革命”的罪行去了另一个世界。鲜血染红了他身上的衣服。扔下孤儿寡母，大哥死不瞑目。大嫂哭着去收尸，将大哥身上的毛衣脱下来，交给我。
我到河边清洗大哥的毛衣。当毛衣浸入河水，清澈的河面顷刻间殷红一片，大哥全身的血仿佛都流尽了。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清洗毛衣，眼泪吧嗒吧嗒滴落在流淌着大哥鲜血的河水里。我看见大哥在对我微笑，看见他风尘仆仆的背影。我还看见了振康，他驾着战机，在天空盘旋，却怎么也无法降落……
河水渐渐变得清亮，大哥不见了，振康也消失了。
大嫂很坚强，将大哥穿过的毛衣拆掉，又织成小孩的毛衣，给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穿在身上。当夜晚降临，躺在床上，我一遍又一遍地想。
我要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等到振康回来。我相信，他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
1953年的奖状
我决定把自己嫁了。他和王振康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叫王耀振。
1949年，他从浙江医学院毕业，和我同时分配到建德，省立第三康复医院。他是外科医生，我是护师。
1951年5月12日护士节留影
后来，我们又一起调到诸暨的浙江省第一康复医院（后改称：诸暨人民医院），他是胸外科主任。我是护师。
抗美援朝的时候，整车皮的伤员拉到诸暨，都是九兵团冻伤的士兵。战士们冻伤的手脚，锯下来，一箩筐一箩筐的装。惨不忍睹。
1957年五一节留影
耀振性子刚直，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偏偏对我，温柔体贴，处处都照顾我。我坦诚地告诉了耀振，我和振康所有的往事。也明白告诉他，我这一生都忘不了振康。
耀振说，他完全能理解我，也能接受我心里一直为振康留一块位置。他也会把振康当作自己的亲人。
我与耀振的结婚照
1953年，我和耀振结婚了。三个女儿陆续降生。
我将振康送我的鹅黄厚呢衣料，请裁缝制成孩子的大衣，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大衣厚实柔暖，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冬季。
振康送给我的毛线，我织成毛衣，给孩子们穿上。振康给我的爱和呵护，在我孩子们身上延续。振康曾送我一本暗红色的相册，里面有许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偶尔有空，我会翻开相册，给孩子们讲照片里的故事。
耀振在旁边静静地听，默默地凝望我，听到有趣处，也会跟着笑。他是一个心胸像大海一样的男人。我很幸运，此生被如此优秀的两个男人爱过。
生活忙碌艰辛，我把振康送我的派克金笔、绸扇、檀香皂、贺卡、照片装到铁盒子里锁到柜子里。他送我的那件旗袍，我不再穿，改成了上衣，藏在衣柜深处。
姐姐的孩子娶媳妇，买不起戒指，我把振康给我的金戒指送给他，作为聘礼。
我（后排左一）、耀振（后排右二）和医院同事
我以为，当我不再日夜思念振康，我的生活就会慢慢平静。其实，苦难才刚刚开始。
1958年，耀振部门的一个护士要结婚，去党支部开介绍信，支部书记想强暴她，未遂。
她逃出来，哭着跑去找耀振哭诉。正直的耀振火冒三丈，在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向书记提了意见。第二天，医院里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耀振被打成右派，送往原籍宁海长街劳改。后又被调到宁夏盐池劳改。一个江南文弱书生，在那西北苦寒之地，受尽折磨。
我们一家五口
耀振走的时候，大女儿还不满五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向老天祈祷，请它赐予我力量。
领导不断地找我谈话，要我和丈夫离婚，划清界限。我坚决不肯。我知道，他是冤枉的，被人陷害。我不能离开他。
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上夜班后在家午睡，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在问：“小朋友，你知道徐婉婵的家在哪里吗？”
我立即奔出门去，看见8岁的女儿伸开双臂拦在一个陌生人前面，说：“不许去，我妈妈在睡觉。”
一个头戴西北皮帽，穿着破旧的黑色棉衣的男人，挑着一担行李，满身风霜站在门口。他笑眯眯地看着女儿。我定睛一看，这是离家五年的耀振啊，眼泪就出来了。我赶紧对女儿说：“这是爸爸，快叫爸爸！”
耀振放下担子，一把抱起女儿，亲了又亲，眼泪涌出眼眶。这次耀振被准许回家探亲，是因为他在宁夏救了农场领导妻子的命，领导特许他回家一次。
在宁夏劳改了三年，耀振又被遣送回宁海老家农村长街。耀振医术好，半个宁海都知道他。他自学中医，在乡下为百姓看病，救人无数。1966年，我调往宁海人民医院。每半个月，我会带着孩子们到乡下去和耀振团聚一次。
1979年，全国性纠正错划右派，宁海县的组织部门到诸暨查阅档案，发现根本没有关于耀振打成右派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批文。
这21年的磨难，全因支部书记的口头认定，公报私仇。荒唐至极。
耀振终于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回到诸暨上班。这时候，耀振已经54岁了，那个33岁的壮年男人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了。最好的执业生涯已蹉跎。
历经坎坷，人到中年
当年制造冤假错案泄私愤的书记还在。耀振回到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他办公室，一把揪住他的胸襟，将他顶在墙上，打了他两个响亮的耳光。
耀振说，哪怕再抓他去坐牢，他也要出这口气。还好，医院里的同事都站在他这一边，说打得好。
1966年，文革开始，我档案里关于振康的历史“污点”再次被翻了出来。造反派说我利用家里的收音机，偷听敌台，试图与台湾恋人里应外合，反攻大陆。
预感到红卫兵要来抄家，一天夜里，我把振康写给我的信拿出来，一封一封抚摸，阅读，流着泪一张一张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包括1949年，他从上海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一张不留。那些照片，我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烧掉。如果连照片都没有了，我对振康的思念何处安放？
我侥幸地想，也许藏在箱底，可以躲过一劫。没过多久，一天早晨，造反派突然冲进我家，翻箱倒柜。搜出那些照片后，他们满意的扬长而去。
爸爸是右派，妈妈是反革命，我的女儿们，也被划为黑五类子女，不能考大学。等到我们都平反，孩子们也长大了，她们失去的童年，失去的机会已经不会再重来了。
1981年，我退休了，带带孙子，忙碌充实。
耀振和我，是患难夫妻
2008年，孙子们也都大了，我和耀振选择住到了养老院。生活渐渐平稳，我又慢慢想起了振康，想起那些过往，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常常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我常常拿出振康留给我的几样东西来看，一看到它们，就泪流不止。
2008年到杭州看病有感
振康送我的丝绸扇和金笔，被大女儿小时候玩坏了，香皂的包装也被我一遍一遍抚摸，逐渐残破。我的眼泪滴落在贺卡上，振康的字迹变得越来越模糊。
渐渐的，我的眼睛就流不出眼泪了，患了干眼症。耀振知道我的心病，总是陪着我，安慰我。
我和耀振都退休了
2000年以后，两岸往来越来越频繁，我更是思念成疾，越来越消瘦。耀振悄悄告诉二女儿，说我得了抑郁症，让她一定要帮我想办法找到振康的消息。
我知道后，十分感动。我告诉孩子们，只想知道振康是否还活着，如果能得到他的一张照片，便心满意足了。二女儿马上给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寻亲栏目写信，希望能帮忙找到振康。栏目说，我不是振康的家属，没法寻找。
我姐姐的外孙在安徽合肥上大学，女儿委托他去赵千户巷1号看看，是否能从振康家人那里打听到振康的消息。
岁月变迁，几十后，赵千户巷1号早已因旧城改造不复存在。所有的线索都没有了，今生我恐再难与振康相见。我的体重从130斤掉到了70多斤。2014年10月，我吞下一把安眠药。
是耀振发现我不对劲的，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我被抢救回来了。担心我再出事，女儿女婿把我们接回家住，陪伴在侧。
深爱我的耀振，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让女儿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帮我完成心愿：找到王振康的消息。在耀振的提议下，12月，二女儿王蒙试着给台湾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2015年年初，竟然收到了一封台湾“国空安抚局”的回信。
这封信带来了振康的消息
全家老小都赶回来围在我身边。因我患有眼疾多年，看不清字迹，耀振便亲自念给我听：
经查，我前空军飞行员王斌（改名王易斌），于中华民国44年9月20日因驾机参加演习失事，为国殉职，英烈留芳。
振康芳华永驻32岁
听完后，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没想到，我盼了65年，盼来的竟是这样的消息。寥寥数十字，振康便与我阴阳相隔。
民国44年，1955年，振康32岁。他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32岁。而我，已垂垂老矣，形销骨立。
我原想，等老了，到了天上，我们总是会相聚的。如今，我成了老妪，而我一生思念的的他却芳华永驻。他，不会再认得我了。
耀振望着我说：“你怎么不哭呀，心肠这样硬？”他不知道，人真正悲伤到绝望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只是心碎了，碎成一片一片，碎成了渣。
他也忘了，我泪腺堵塞，已二十多年不会流泪。
振康送我的这件衣服，70年了，依然厚实
那天晚上，我拿出1948年12月15日振康送我的那张贺卡，反复抚摸，那是他留给我的仅存的笔迹。他最后的情话。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
“年寒岁暮，今又似，看到这些您点点滴滴的痕迹，是您对我的爱的启示。容颜已老而痴情依旧，原来还有更多的纪念品，都被动乱的文革抢劫一空，无法再得。祝您在天之灵逍遥快乐如在生时一般，这是我最真诚的祝福。
——婉婵 2015年2月21日 星期六”
女儿再次写信到台湾，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振康的细节，却再无回音。
在帮我找到振康的消息半年后，2015年6月9日，耀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那晚临睡前，我们还交谈过。半夜，我还给他盖过被子。待清晨六点叫他起床，发现他已往生。他就这样，在睡梦中，静静地走了。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想起他历经坎坷的一生，以及他对我的包容和呵护，心如刀绞。我们夫妻一世，相伴62年，相扶相持度过一生，我们之间的亲情早已胜过爱情。
耀振整天乐呵呵地哄我开心
女儿问我：“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爸爸？”
我告诉她：“我当然是爱你们父亲的，否则文革早就和他划清界限，不会和他相守60余年，但我也爱振康，这是不一样的两种爱。”
年轻的耀振
我患抑郁症后，女儿常带我去医院看病拿药。耀振总是一个人坐在养老院的门口，望着路口眼巴巴地等我回来。车子开到他身边停下，他便会立即迎上前来，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一个人去打饭，常常打了两人份的饭，回到宿舍才想起我出门了。到了该吃药时，他会把我的药放好，对着我的床说：婉婵，好吃药啦。扭头一看，发现床是空的。
耀振性情刚直，独独对我温柔体贴，从来没有对我发过火，处处都让着我。他默默守护了我一生，他的爱，我这一生都难以报答。
晚年的耀振爱读报
如今，两个深爱我的男人，都已离去，独留我活在世上。每一天，都不想活。我万念俱灰，再次吞安眠药自杀。
女婿早上发现我没起床，叫来隔壁邻居医生，将我送到医院，再次将我救活。我继续苟延残喘地活在这世上。
女儿们很孝顺，一直在四处求助寻找，想帮我找一张振康的照片，满足我再看一眼振康的心愿。
老天垂怜。2018年8月，抗日名将孔墉之孙孔柏年先生，和抗战空军烈士陈怀民的侄孙陈功先生，两位费尽周折，多方寻找，为我找到了振康的照片。
29日，孔先生亲自为我送来照片。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瞬间呆在那里。振康，我思念了近70年的爱人，他还是旧时的模样，一身戎装，英俊帅气。
再见振康，他的面容成熟了很多
我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照片，70年前的影像一幕幕从眼前闪过，老泪纵横。他说过，不离不弃，不见不散。
一旁的女儿惊呼：“妈妈，你流泪了呀！”
二十年了，我因为泪腺堵塞，无法流泪。可是，我居然流泪了，不停地流不停地流，仿佛有太多的泪，怎么都流不完。当天晚上，我把振康送我的那张贺卡压在枕头下，吃了安眠药，却一夜辗转，无法入眠。
笕桥航校时期的振康（王斌），下排中
随后的几天，知道了振康更多的信息。当年台湾当局为避免空军驾机投诚，要求他们必须在台湾结婚，否则禁飞。在巨大的压力下，振康和军队文工团一位赵姓女子成婚，育有一儿一女。
听到振康在台湾成家并有了孩子，我终于放心了。他的亲人都在大陆，我最担心他在台湾孤苦伶仃，无人照顾。
1952年，在台湾屏东，振康将自己军中的名字王斌，改名为王易斌。
1952年，振康（后排左二）在屏东，已改名王易斌
1955年，在高雄机场演习训练，因地面指挥失误，两架战机相撞坠毁，其中一架，就是振康。
振康驾驶的飞机
70年没有振康的音信，消息突然一个接一个，我担心自己是在做梦。那几天，我总是问女儿，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振康长眠的地方
醒着的时候，我拿着振康的照片一遍遍端详，对他说说话。晚上睡觉，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枕头下面。
2018年9月3日，台湾志愿者陈刚先生在台北碧潭空军公墓找到了振康的墓碑，并帮我献上一束玫瑰。我看到了从台湾传来的照片，很欣慰。
志愿者陈刚先生帮我为振康（王易斌）献上玫瑰
2018年12月底，振康大哥振域的孙子，弟弟振业的孙子和我们取得了联系。
2019年正月，87岁的妹妹振蓉带着女儿女婿，还有振域大哥的儿子媳妇，一行六人到宁海来看我。振蓉妹妹身体不好，之前一直在住院，但她坚持要来看我。
振蓉妹妹（前排右一）带着亲人来看我
振蓉妹妹一进门，就拉着我叫我未过门的嫂子。她告诉我，我从杭州寄过去的丝绸和被面，他们一直保存着，现在还在。就像我保存着振康的东西一样。
五十年代的振业
弟弟振业，当年在七兵团21军，跟随部队打下舟山后，又去了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等战争结束回来，因为国民党空军哥哥振康的关系，仕途受影响，转业到了太原钢铁厂，一直到退休。
振蓉妹妹待了一天，又要匆匆离去。临别时，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这是我和振康的家人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我们都老了，在世上的时光不多了。每一次分别，都是永别。
2019年正月，振蓉妹妹和我拥抱告别
人生苦短，转眼白头。于我，却是度日如年。
振康曾说，如果我们走散，就到岳坟前等，最多十年就会重聚。我等了一个一个又一个十年，一直等到风烛残年，才等来他的消息。他却早已不在人世。
十万青年十万军
（特别感谢小章，徐学余、徐依凡父女，应可柯、王蒙夫妇，徐维查及徐维稼先生对本次采访安排的贡献。）
早上9点多，阳光洒满小小的庭院，93岁的徐婉婵奶奶躺在沙发上晒太阳。见我进来，保姆扶她坐起来。
奶奶等的那个人，再也不会来了
我握着奶奶的手，冰凉，无力。奶奶很高，年轻时候曾是排球运动员。奶奶很瘦很瘦，我拥抱她，摸到的都是骨头。
婉婵奶奶有一个铁盒子，宝贝一样，里面都是王振康的照片。放在床头，每天拿出来看。
女婿说，奶奶一生不愿再去西湖。2008年，带奶奶去浙江医院看抑郁症。从宁海开车到杭州，天已经完全黑了。
八十多岁的婉婵奶奶静静地坐在车里，都以为她睡着了。车开到西泠桥附近，奶奶突然说：这里是苏小小的墓。经过岳坟，她说：岳坟到了。
苏小小墓
奶奶说王振康是金陵大学哲学系学生，写的信文辞优美，浪漫多情。
其实，奶奶八十多岁写的字，也是一片深情。2008年杭州看病归来，她在一张纸的背面写下两段文字：
“振康：六十年的感情尘封在心底，现在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你在天涯哪一角，天堂之路又在何方……想念您的人儿，刻骨铭心地记着您”
“青年别杭州，白发回。
景物全变，人面非。
难觅足迹，愁绪万千。
别离杭州，恐难再见。
仅留下一根橡皮，叫它不应，看它不理，但它能解一时的愁思，陪伴我终生。2008.3.24”
奶奶是幸运的。一个男人在最好的年华里，给了她最深情的爱。另一个男人，用广博深厚的爱，守护了她一生。女儿女婿很孝顺，为她完成心愿，四处奔走，如今伺候床前尽孝。
二女婿应可柯和婉婵奶奶说起《旷世恋情：我穿越半个世纪，终于找到你》，茅君瑶和余其濂的爱情故事。奶奶怪他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婉婵奶奶坚持要送我们出门
《旷世恋情：我穿越半个世纪，终于找到你》发出后，后台逾千条留言，很多读者都在讲述，那个年月，自己家族的亲人遭受的离乱苦痛。让人泪目。（选了19个故事附后）
70年，弹指一挥间，少年已白头。还有更多的人，早已带着遗憾和思念，忠骨埋异乡，魂魄归故乡。
而留下来的人，被命运无数次的鞭打，带着伤痕，苟活下来。
噬骨相思，无处遥寄。
翻看笕桥空军的历史，就是一部浩浩汤汤的悲剧。令人心碎。
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拜别父母亲人，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为国捐躯。
抗战胜利了，战争却没有停止。无数的同胞亲人，一生都在承受生离死别，被思念煎熬。
茅君瑶、余其濂、徐婉婵、王振康这一代前辈，经历了那么多的分离痛楚和磨难，侥幸活下来的，已近百岁，所剩无几了。
终有一天，他们将带着这些往事，化为尘土。
这段历史，希望能成为一面镜子。让后代子孙，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恋爱，再不分离。
后台留言近千条，很多读者，为这个故事写了长长的诗，还有歌词，一首又一首，歌唱两位老人的爱情。有读者专门作词作曲《追风》，唱给我听，婉转多情，让人落泪。
一位叫陆琦的读者，为余其濂伯伯的那首《临行》谱了曲，他说自己是一边流泪一边谱曲的。他希望能有专业的音乐人为此歌重新编曲，有专业的歌手愿意传唱。把这美好的爱，唱遍世界。
但愿从今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生离死别。
从此，玫瑰代替枪炮，拥抱代替刺刀。爱情能白头，骨肉不分离。
《临行》
词：余其濂
曲：陆琦
你轻问我去后行踪，
我指指那彩色长虹。
我飞过雨后山边，
或横跨云霄九重。
你诉说深情如许怎么投寄，
我点点那白云依依。
系相思在过窗风尾，
它将为你殷勤传递。
你还怕我会淡忘了你。
傻孩子！你的热情是我飞行的动力。
怀念时，你就望望星星，
有花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你。
我一个朋友，她的奶奶也是类似的传奇经历。奶奶是贵州苗族土司的小女儿，在抗战年代和当时驻防的一个国军军官相爱了。
后来军官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相约只要不战死沙场一定回来找她。她奶奶等了几年，没等到任何音讯，毅然决然的离家出走，独自骑着马，翻山越岭去寻找他的部队。
一个女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从贵州出发，辗转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数千公里，耗时两年，期间历尽坎坷，几番差点送命。
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她在山东找到了他的部队和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后来她一直定居济南。
太钦佩奶奶这种坚定的信念，为了寻找爱人，哪怕千山万水、刀山火海也绝不回头，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找到吾爱！
——秦川
看后伤感。我们家亦相同。
一九四九年春天，由于特殊原因，父亲和我们分开了，父亲去了香港，母亲和三个孩子留在了杭州。当年我三岁，我哥七岁，我姐十二岁。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三人，母亲吃了许许多多的苦。
一直到1991年，我们才托在台湾的表哥找到父亲的下落，可是为时已晚，父亲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接到此信后，母亲和我悲痛万分。
——徐宁
梦回笕桥东……好几次，我想到笕桥机场给爷爷拍几张照片，给他看看现在的变化，如果不让进，周围走走也行。可是一直没成行。
前几天回威海。国庆大典，给爷爷发的70周年纪念章快递还没到，爷爷就一直念叨。快递送到的第一时间，爷爷让表哥拍了照片发给我。
茅阿姨如此深沉而伟大的爱，感动……牵挂一生却懂得克制，不轻易打扰，懂得体谅别人的苦楚。有朋友说过一句，我觉得很好：remember and move on。日子还得过，爱情铭记放心底。
——Dentist 小郭
生离之痛甚于死别。
我的外公是笕桥空军学校一期的毕业生，空军第一路军副司令丁炎，四一年牺牲于抗战，家人饱受死别之苦。这些年寻寻觅觅得知外公生前的事迹，任何笕桥空军的故事尤显亲切。
这个刻骨铭心的旷世奇情有太多的苦痛，“死别”无从弥补，但是即然找到了为什么继续“生离”？
情不必都成追忆，人生不必都是惘然，找到了就应该紧紧相拥，以慰其心。
——酒窝KK
我跟她（茅君瑶）是同事。剧院里的人都叫她“小茅”，尽管她已快50岁。因为她比我长一辈，平时接触不多。只有在下乡劳动之际，晚上睡在稻草上，她才会给我们讲如烟的往事，但从未涉及她心中的爱与痛。
40多年前，我离开剧院去北京求学。自此，再也没见过她。但她深邃乌黑的双眼和清脆嘹亮的嗓音，让我始终无法忘怀。觉得她演戏面广，亦正亦邪，好演员一个。原来，她的阅历造就了她。
心痛你小茅，生活如此折腾你，你却无比坚强，无比认真。难怪你深邃的双眼，一眼望不到底……
——正蓝
看得唏嘘。我奶奶没有茅奶奶那么幸运，二十四岁等到六十二，也没等回我的远征军爷爷，带着遗憾离世……
我们没有停止寻找。战死的人太多了。爷爷走时我爸才一岁。我奶奶干农活还得养活我体弱的父亲。只能在家跟人打听打听。也在寻找老兵的网站上找过，一直没消息……
——伊阙之恋
看完全集，深为主角感动。我是杭州的，感同身受。
我的大大阿娘（宁波人称伯祖母），我爸过继给她。1968年，我13岁，去宁波乡下陪了老人大半年，常见老人默默流泪。问其缘由，回答说想起了失散的大伯伯。大伯伯解放前后是美驻华使馆翻译。她托我长大成人后要帮她找大伯伯。我答应了，托了不少人，至今没找到。
现在我也奔七了，疾痛缠身无法远行，老人所托已无法完成。想来老人孤坟在四明山下，无人祭扫，五十年遗愿难成，心中常存悲感。
茅姨能达心愿，真是天意相助。祝贺她！
——鱼老头
余老伯1944年投笔从戎，和我大伯一样。当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参军打日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国统区。无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
我大伯和这位余老伯一样，挥泪跪别父母，参加远征军，进入抗日最前线。
同样是在上海，他把同生死的同乡、战友推上赴台的轮船，泪洒黄埔江，自己留在家乡参加祖国建设。最后郁郁而终。那一辈人多么相似的经历。
——iangfu
我小时候的小伙伴他爸是笕桥航校的。
1949年的一天，他爸开着吉普车匆匆到家接老婆儿子，结果儿子走开了。等不及接到儿子，夫妇俩又匆匆回到笕桥航校，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
留下了独生子在大陆。以后的故事就不用我说了！
——XM
我父亲也是笕桥24期学员，也是金陵大学（当时在成都华西坝）的大学生，投笔从戎进入笕桥航校，在印度拉合尔（现在属巴基斯坦）学习飞行。
抗战结束后，父亲返回金陵大学继续学业，毕业于化工系。解放后一直从事劳动卫生和职业病研究，是我国该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我记得1994年父亲曾去北京参加笕桥24期同学聚会，与金信、夏斗寅等同学团聚。可惜父亲因病于1995年5月逝世，不然可以问问他关于余其濂的故事。
——己丑老牛
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是广东人，桂系军官，解放后就留在杭州临安了，一辈子再也没回过故乡——广东台山。
我从小就知道，除了家里的祖母，在台山还有一位祖母，只是素未谋面。
生活是这样残酷，多少人的生活和感情在历史的烟云中湮灭消逝，想来爷爷生前也是满满的遗憾吧。
——樵夫
看了这篇文章，我不禁泪如雨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边彊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5年我高中毕业考入西藏民族学院（现在的西藏大学）经济系，学习之余，了解西藏风土人情，民族文化，慢慢热爱上了西藏，决心为建设新西藏奋斗一生！
偶然机会认识电讯系的藏族女同学卓玛，在相识的过程互生爱慕之情。这是我的初恋。卓玛五官端正，能歌善舞，心底善良，性情爽直。我俩交往了半年多，互赠小礼品，十分投情。她赠我的照片50年来我一直保留在身边。
不期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燃到了西藏民族学院，我俩派性观点不同，常常辩论，最后分道扬镳。毕业工作后再也没了任何联系。
每每想到卓玛，我不禁感慨万分。如果卓玛尚在人间，也是七十几岁的老人啦！愿卓玛幸福安康！扎西德勒！
——诚信苦乐
我二叔公李和赐，新婚不久抗战爆发，加入国民革命军抗击日军入侵。其妻孤守家中，数年后得知二叔公战死，于家中自尽而亡。
我三叔公李新赐，加入国民革命军抗击日军，任某军某部营长，长沙会战受过伤，1949年国共内战中随大部队退至贵州某城，后被解放军围城，城内所属国民革命军的全部军人自动放下武器，解放军视为“投诚”。
解放后，三叔公隐姓埋名于贵州。我叔奶奶孤身扯大一儿一女。大约1980年，家中突然收到一封信，告知我叔伯家人：三叔公就生活在贵州，快要死了，你们能来送别吗？
当时交通不便，政策方向不明，大家不敢冒然前往——此遗憾拖至今日！每逢清明时节，常想前去拜祭。
三叔公当年的来信地址为:贵州省中欢市红卫路94号谢桂英。可是此地址已不存在，无法查找。有知悉的贵州朋友，请回复一下，非常感谢！
——岁月静走
含泪全部看完了。我的经历相似。文革中，我在崇明的农场工作，结识了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性。她的父母都在海外，我的父母是南下干部，农场领导也干预我们的恋情。在巨大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分手。
回城后我组建了家庭。她1979年去了香港。结婚32年后，我的太太因病离开了。太太去世后四年，在一次农友聚会上，我偶然听到了前女友的消息。
我试着电话联系她，终于又听到了在电话那头初恋女友的声音。尽管已经离别四十年，我依旧能感受她的愉悦心情。由于各种原因，她现今孤身一人。在得到她的同意后，我马上去了香港与她见面。
四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当年的帅哥美女，如今已经快走到了人生尽头。但愿余生中，我们不再分离。
——朱文申
看这个故事，眼睛已经模糊。我一边忙着手上的工作，一边想着我家里的一段往事……
1948年底，寒风凛冽的西安火车站，父亲送伯父回上海机场。他们一起聊啊聊啊，聊了很久很久。伯父希望我父亲继续读书深造，回上海后还寄来20块大洋，给父亲读书、娶心爱的女人。
可是，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那也是他们兄弟的最后一聊……
——sunny
那年，我姑奶奶已订婚的未婚夫去了台湾。
上世纪80年代台湾人能回大陆时，那位爷爷来过我家。那时我还是个小孩，陪着他去听戏。记得他高高帅帅的，做得一手好菜，还教了我妈妈几个菜。
他一直单身未娶，我姑奶奶已做他人妇。后来他回到台湾还有联系，后来也没有消息了，估计人不在世了。
去年，我的姑奶奶去世了，享年90岁
——Jessie佳
太感人了，看哭了，用了一包面巾纸，眼泪仍然止不住！为他们的凄美爱情惊叹和心痛！两个老人都是有情人，可歌可泣！
我爱上一个飞行员八年，但是他是美国人，我等了他八年，希望能快点见到他！
——不忘初心
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看得我，泪水涟涟。
我和曾经的恋人离别了26年。我写信到他老家，他兄弟又把信转寄到南方，我们才联系上。知道了这么多年他过得很好，当年不得已分开，也是因为太年轻，还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后来他几次出差路过河南，非要来看我，我都拒绝了。前天他又出差去北京，路过河南，又提出来看我，我又拒绝了。他很伤感，说我们余生没有多少时间了，为什么连见你一面都这么难？我当时就哭了。
分开的二十多年，我们都各自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不想伤害另外两个人。我不敢去打破这二十六年来平静的生活，知道他过得很好，心里一直有我，这就够了。
谢谢你分享这么好的爱情故事，让很多人相信爱情还在，并且真诚专一。这个世界，只因有了爱情的存在，才让人感觉到它的美好。
窗外下着雨，心里面却暖暖的。
——雪非
请代向茅阿姨问好！我曾是上海东方电台相伴到黎明的主持人，辞职后，23年前来到美国，在洛杉矶AM1300中文电台主持节目15年。
上海是海纳百川、人杰地灵的地方，汇集了中华大地上数不清的仁人志士，在这里发生过千千万万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可以说是民族精华之花的绽放之地。尽管许多故事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但也是真正动听的生命绝唱。
茅阿姨是不幸的，而与千千万万人的悲惨结局相比，她又是万幸的。我的爷爷赵家彬，奶奶余贵方就是当年上海抗日救亡的颇具名望的志士，他们不但为革命根据地作了大量工作和奉献，1939年，还毅然将自己的四个子女都送入了新四军。我父亲当年才10岁。
我的曾外祖父韦维清，是留德法学博士，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和法官，老人家在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在震惊中外的公审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汉奸案中，担任国民政府的特别检察官、公诉人，起诉陈璧君，最终将陈定罪入狱。
老人家有一子一女。儿子韦毓纬是我外公，抗战时期在江西省法院供职，被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时炸死。一女孙兰（韦毓梅）是我姑婆，曾任上海市高教局长，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而死亡。
我父母两大家族都可谓满门忠烈，80年来，家中众成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又忠贞不屈、顽强生存的过往，也可书写成漫漫长篇传下去。让中华民族的高贵灵魂之花永远盛开！
——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