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后不下连阴雨了，水线逐渐往后退，但是退到大酱缸附近就再也下不去了。由于土壤里水分过多，再加上生荒地当年播钟，所以小麦和大豆的长势都不太好，甚至没有复生的野草茁壮。那个时候的主要劳动便是下地锄草，这活需要有把草跟苗分开的智商，机器根本没法干。
田间劳动是一门学问，各人水平高低不同，这与性格和习惯有很大关系。叶林枫就属于比较会干活的，他把自己的劳动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所以比一般人干得轻松些，遭的罪也少些。来大湫洼之前，他就有先见之明，到总场商店买回长筒雨靴，等我明白过味来再跑去买，雨靴已经脱销。到这儿以后，我的鞋常常是湿的，脚泡胀以后容易磨破，而他的脚总是干的。一直等到参加运粮队以后，我才领到一双长筒雨靴——说实话，我去背粮，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这项福利。
除此之外，叶林枫还有不少块包脚布，轮换着用，鞋垫也是这样，所以一双脚保护得很好。出工前，他用一块大手帕，包上一张折叠起来的塑料布和一小块伊拉克枣糕——这种食品当时在中国很多商店有售，价格不贵，后来听说肝炎病毒就是从这一渠道传进来的，不过叶君倒幸免于难。他把这个小包系在腰带上，而不像许多人那样把东西放在地头，需要时再回去取——要知道一个地号有1500亩，比两个天安门广场面积还大！
每到田间休息，众人四下忙乱找东西，叶林枫却从容不迫地把塑料布铺在地上，躺下来静静品尝那块枣糕。他干活的时候，总是不紧不慢，不前不后，讲究劳动方法和技巧，从不拼蛮力。这种作风让我很欣赏。我自感生活能力较强，做事也有条理，但在“谋定而后动”方面不如他。不过我比他有干劲，在劳动竞赛中不服输，所以我的体力技能得到了更多的磨练和提高，这一辩证法是他所不理解或不愿尝试的。不管锄草还是割麦，我在马棚队都算得上是快手。锄豆地的草最难，容易伤及豆苗。老职工传授“三锄两扒拉”的技术，我用心学，很快就掌握了。扛麻袋上肩又是一门技术活，闹不好就会拧伤脖子。我在练习时吃过不少苦头，到最后，我能够扛起不扎口的粮食麻袋204斤，立在肩上，在平地上步行十余公尺，倒进囤里，而我当时的体重也就104斤。
再说说我们的出工队伍，也是挺有趣的。像叶林枫和我这样装备比较利索的属于一类，但不占多数；另一类拖拖沓沓，如同一群散兵游勇，麻永昌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家伙打算盘很厉害，练就一身童子功，珠子飞动有如电光石火，令旁观者眼花缭乱，可是干起农活来却笨得很——他家三代雇农，种地的本事到他这儿却失传了。比如挖土筑田埂，遇到湿土地带，他的锹上沾满了泥，我的却干干净净。你教他该怎么踩锹，怎么甩土，比打算盘容易多了，可他总学不会。有一次，光顾着跟别人闲聊，锹头埋在埂内，他半天楞没发现，手里只拿一根锹把，还继续挖土呢。
北大荒的天气多变，麻永昌挨了几次浇后，每天总带上雨衣和水靴出工。有一天突然来了阵雨，大家都跑到大树底下去躲雨，他却在地头到处寻找雨衣，好容易把它找到，早已淋成落汤鸡，雨也过去了。要说这人也不傻，可老是心不在焉，尽出洋相。我们在大豆地里锄草，每人把一条垅，往前锄。垅很长，足有1500米。那时动不动就搞竞赛，谁老是“打狼”（掉队），一旦被领导盯上，就得挨训，闹不好晚上还要在小组会里检讨。所以遇到这种场合，麻永昌就有点紧张。同志们照顾他，把他夹在两个快手中间，时不时帮他带几锄，他就不会掉队了。自从有了背粮之交以后，我就经常干这事替他遮掩。
一天，他正有说有笑地锄着，跟随大伙儿一线推进。快锄到头了，忽然出现一个瘦削的身影，顿时人群中鸦雀无声，原来是石书记前来检查质量了。他踱着四方步，往我们这边走来。正在紧要关头，麻永昌却发现自己的锄片不知掉在何处了！这可是大事，如果石书记发觉，就不是一般的批评了，非把他当反面典型树两个月不可。这里须说明一下，东北的锄是锄钩和锄片分家，买来后要自己安装，用锤子砸进去，再倒些盐水锈死。这活儿我们干不了，得请老职工帮忙。麻永昌的锄是自己瞎对付的，根本就没组合好。本来锄一松动就要抓紧修理，但他干活漫不经心，压根儿没发觉，这才闹出笑话来。现在糟了，怎么办？我急中生智，想出个蒙混过关的法子，高声喊道：“同志们，快到头了！加油干，冲啊！”大伙儿加快速度，把麻永昌裹在中间，代锄他的那条垅，从石书记眼皮底下轰轰烈烈地通过。石书记拿出阅兵的架势地向我们频频挥手示意，良久，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
2019-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