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封城（1月27日）踢爆新冠疫情开始至今，已经40天了。中国经过全国性的严厉封堵，除了湖北，其它地方从新增病例数据来看，有了好转。但从全球来看，很多地方才是开始，在伊朗韩国意大利等地，其病情正愈演愈烈。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新冠疫情只是“end of beginning"。 今后疫情将怎么发展，我一直的观点是，这事儿没法像科学一样用前瞻性实验来论证，那只有回顾性地分析历史上相似的事件，以此为模型预测未来！
古代的瘟疫，资料太少，近现代与此最有可比性的事件，就是1918年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看看从中能否得到一些信息和启迪。
1918流感第一个记录在案的病例（相当于能找到的0号病人）是堪萨斯美军基地的一个军队厨师Albert Gitchell。1918年3月，他因高烧住院。病毒很快在5万多人的美军基地扩散，不到一个月已有上千人住院，38人因肺炎死亡。
4月，前往欧洲战场作战的美军把病毒带去了欧洲。短短两个月，法军中约有3/4士兵感染病毒，英军中约有一半感染。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的军营中都病倒一片。但为了不让敌方掌握情况，双方都选择隐瞒疫情。西班牙是中立国，没有战时新闻审查。西班牙媒体对疫情的大肆报道，让所有人错觉西班牙的流感最严重，所以这病至今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幸好这一波病毒来袭并不是特别厉害，高烧和浑身无力通常只维持三天，死亡率和以往的流感也没太大差异。到了1918年夏天，流感病毒好似消失了，但其实，这只是怪物再次来袭前最寂静的一刻。那年秋天，病毒在欧洲某处又悄然出现，而这一次它发生了突变，比上一代凶残得多。1918年8月底，一艘艘装载士兵的船只从英国的港口普利茅斯前往法国的布雷斯特、美国的波士顿、南非……没人留意到船上许多人已经感染了突变病毒。
这一波病毒可以导致完全健康的年轻人在出现症状后的24小时内死亡。当它随着一战的人员流动而被带到世界各地后，各地死亡率飙升。
仅在1918年10月这一个月，美国就有19万5000人因流感死亡。流感在一些船只的航行中就爆发了。1918年8月，一艘英国船离开西非的塞拉利昂返回英国，但在船抵达英国之前，已有75%的船员被感染，7%的船员死亡。和以往的流感病毒不同的是，1918流感不仅对65岁以上老人和5岁以下儿童很致命，而且在25-35岁的青壮年群体中死亡率也特别高，形成了一条反常的W曲线。
当时的医疗界被吓坏了。他们眼睁睁看着全球数百万健康的年轻男女突发高烧，发展成肺炎，然后在自己那个满是积液的肺中溺亡。当时的军医解剖尸体后发现，死者的肺部受到严重损伤，仿佛遭到生化袭击一般。现今研究者将病毒株从死者的冷冻尸体中分离，显示1918流感病毒会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即自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从而导致严重的炎症和肺部积液。免疫力强的年轻人更容易有起这种反应。（在COVID-19患者中有一部分致死原因也是同样。）
虽然1918年远没有达到今天的全球化程度，且航空旅行只在雏形阶段，但1918流感依然搭载着火车和船，在几周内蔓延全球。从法国到韩国，从太平洋群岛到北极地区，无一幸免。经过三波来袭，全世界约三分之一（27%）人口感染。亚马逊的马拉若岛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类聚集地。
许多大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学校、电影院、舞厅、运动场、商店等都被关闭长达超过一年，公众上街必须戴口罩，和当下的场景相似。科学家估算死于1918年流感的人数约5千万，最多可达一亿人。死于1918流感的士兵比死在一战战场上的人数更多。不少爱斯基摩部落全村覆灭。在德国人殖民的萨摩亚群岛上，90%人口感染，30%的成年男性，22%的成年女性，10%的儿童死亡。
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1918年中国缺少可信的统计数字。基于欧洲殖民者在香港、广东、北京、上海搜集数据来看，当时中国这些城市的流感死亡率比亚洲其他国家都低。有人因此认为，1918流感病毒株起源于中国，正因为中国人此前得过这个病所以具有了免疫力。（这种猜测就如同人们互相猜测、指责COVID-19的起源。）
总之，直到这场灾难结束，都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因为那时候人类都不知道“病毒”这个东西。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因此而生，有人认为是俄罗斯燕麦被污染导致，有人说是火山喷发，有人看星象认为是行星运行错位……当时科学界普遍相信这可是“发否氏杆菌”导致的细菌感染。但1918年时连抗生素都没有出现，医生只能建议服用奎宁、干香槟、酚酞这类根本无效的东西，甚至给士兵放血治疗。
现在科学界普遍认为1918流感是带有禽源基因的H1N1病毒引起。那么这场席卷全球的流感究竟是怎么结束的呢？就像大家好奇COVID-19究竟会如何收场。在1918年下半年第二波病毒来袭导致各地死亡数字达到高峰后，新的病例数却陡然下降。譬如在美国费城，10月中还有4000多人死亡，不到一个月，几乎没有新的病例了。到了1918年底，病毒在很多城市都神秘消失。有些地方持续到了1919年夏天。
虽然并无定论，但一种理论认为：到了那阶段，世界人口中扛不住的宿主都去世了，剩下的已经感染过该病毒具有“群体免疫力”，所以该病毒无法在人类宿主中继续横冲直撞，自身突变得不那么致命，与人类共存……专家预测迟早会再发生Pandemic，各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研究经费做准备，但他们预测不了何时会发生，也预测不了是哪个病毒。没想到100年后，自然界还是给了人类一个意外。
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一样，都是RNA病毒。我们知道，经典的基因翻译程序是，DNA（基因）-RNA（信使）-蛋白质（产品）。从DNA-RNA, 有个防误读机制(transcription proofreading）， 这样保证了突变的发生率很低，在百万分之一左右。而RNA病毒直接从信使到产品，没有了防误读机制，其突变几率提高了几万倍，而且是随机的，自然突变的有利于生存的规律在此不适用了，病毒的突变可能出现不利于其自身的变化，如毒性增强。由于突变率大增，会影响其抗原性，从而会出现人类缺乏抵抗力的全新的抗原变体，人类对此毫无防御力，造成极大的伤亡。因此，西班牙流感（下文以”西感“简称）和新冠可能在流行病学特征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新冠病毒和西感一样，在爆发之前，应该有很长时间的蛰伏期，然后其中一种突变突然具有了强烈的毒性，出现了零号病人。接着，传染被人感觉到了。西感是由于战争，敌对双方不愿意这个消息被敌人所利用，新冠是由于官僚主义，对此都发生了封锁消息的情况，隔离的黄金时期失去了，传染以指数级升级，达到了难以以隔离方式简单解决的程度。在传染过程中，病毒出现突变，出现了很多亚种，有的毒性减低了，有的毒性增强了。在西感，出现了毒性急剧增强的亚种占上风的现象，成了一种夺命恶魔，而由于当时对病原不了解，医学水平差，处于战争期间，恐慌和预防不当也夺去了一部分人的生命。
新冠的情况，从已有资料看，也出现了变种。出现在韩国，伊朗的是毒性较强的，而出现在新加坡的则是较弱的。中国的处理方式，虽然理论上迟滞了病毒的传染途径，但由于携毒人群已经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而封城引起恐慌，人们蜂拥到医院，徒增了感染机会，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病毒感染，而是其它原因，如饥饿寒冷，其它病耽误治疗，失业破产的绝望而自杀.....这和西感大发作后一样，当时全球性的恐慌也造成了一些非感染性伤亡，有的地方将疑似感染的人成群烧死，活埋.....
封闭处理，对被封闭人群是个死地。西感中，被封闭的萨摩亚群岛上，90%人口感染，30%的成年男性，22%的成年女性，10%的儿童死亡，伤亡最惨重。 新冠中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感染率也高于其它地方。对于呼吸道感染的病毒，一个封闭的环境是病毒繁衍的最理想的场所，对于正常人， 放在这样的环境，相当于判了他的死刑。如果只有少量人群，封城可以是一种牺牲小我救大我的措施，但如果是大量人群，像武汉1千万人口，湖北6千万人口，再封城就是一种不适当的措施了。
西感中，中国的伤亡率反而不高，这和中国当时比较落后有关。当时没有很多报纸媒体，政府的执行力也不高，因此民众也知晓率不高，反过来恐慌程度也不高。在大流行时代，这些缺点反而成了优点。就像遇到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与其花大力气徒劳地筑坝抗洪，不如听任大家逃命。洪水进入缓冲地，自然会减弱，造成的损害，可能比拼死抗洪要少。这也给了我们启示，面对这么个感染基数已经大于十万，蔓延全球的大瘟疫，日本式的平衡抗疫战略可能比中国式的举国模式更有效！
和西感一样，新冠最后的解决，还要靠病毒自身。好消息是，对任何微生物，人都会产生获得性免疫力，这就是最近所说的病人血清有治疗作用的基本原理；人群中也会有自然抗病原的个体，中国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案，犯事的科学家就是为婴儿编辑了一段基因使之具有抵抗艾滋病的能力，而自然人群就有为数不少的人具有这种基因；而病毒也会突变消失毒性。
2003的非典病毒，只用了半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西感用了一年多时间，新冠的预后可能类似于它们。如果像非典，那么最好，但即使像西感，也不用害怕，因为疫苗的开发时间大约需一年。如果新冠过了一年还未平复，疫苗也应该出来了。有人会说，艾滋病疫苗30年了还未开发成功，但艾滋病毒感染的是负责产生抗体的免疫细胞，而新冠不是，理论上疫苗的开发是比较容易的。有几个变数是，第一，新冠会不会出现出毒性大增的变体，比如像埃博拉病毒，90%的死亡率（现在是3%左右）；第二，新冠的变体出现抗原大改变，使开发出来的疫苗无效。第三，新冠和流感一样，成了季节性流行病，每年冬天都来一次。这些理论上都有可能，这就是成事在天了。
有人说天花病毒绵延了几千年，新冠会不会。天花病毒是DNA病毒，突变率不高，但天花蔓延的时代，疫苗还没发明。自从发明了疫苗，天花就不是个事了。因此，新冠不会成为另一个天花。
总体上，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