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各种制度都创造过自己的辉煌。古罗马那种混合了奴隶制和精英共和体制的制度让罗马辉煌了四百多年。中国部落式的君主禅让制也让中国创造了三代良政的辉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是美帝奇家族的僭主制度，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共和制度一样创造了各自的辉煌。甚至连奥斯曼帝国那种政教合一制度也创造了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和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所以，对制度要有开放性思维，不可迷信。
法久弊深。我对南怀瑾这这句话深以为然。任何制度和治理模式都有辉煌和衰落的时候，辉煌是因为适合，衰落则因为不适。所以，没有什么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建立起的政治制度，但现在西方民主制也在遭遇挑战。至于上世纪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还在摸索中，苏联那种教条主义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历史淘汰。所以制度本身是一个实践产物，主要是一个为治理服务的工具，并不只是某种价值体系的产物。这个亨廷顿看的比较明白，他始终将体制与治理效果相联系，而非单纯地与意识形态相联系。
那人与制度如何互动才能保持制度的适应性呢？我认为，保持制度的活力的关键不是教条主义的死命维护这个制度，而是能审时度势、不断改革所实行的制度。思想有惯性，制度也有惯性。能意识到这个惯性，不刻舟求剑，而是实事求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对制度惯性进行遏制和改进，是活化制度，让制度为治理服务的关键。
这就回到那天我和立讨论的问题上。我那天用了一个制度的变化张力，有点词不达意，其实我以前用的是制度的弹性和刚性，那天一下没想起来，就胡乱写了一句。今天早晨看到一篇文章，用的是活的制度和固化的制度这个术语，又激活了我的思路。借此与立及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到底是制度本身重要，还是制度本身的可塑性重要呢？我的看法是，制度的可塑性，也即制度的弹性更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所以，制度如果固化和完全刚性，比制度本身的缺陷更可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对经济制度保持开放性和弹性。在政治制度上，一开始改革的呼声也很大，可自苏联解体后，这个呼声就弱了很多，但并没有关闭大门。事实上，如果与改革开放之初比较的话，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上还是政治体制上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很多务实的改革抛弃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致使中国今天的制度变成了四不像。没人能清楚地描述中国的体制和国家性质。不管是特色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都不足以充分描述当今的中国。即使共产党自己也没有创造出新的话语来描述当代中国。
制度改变是为治理服务的。如果秉持这个理念，对习近平上台后的一些政治举措和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改革就不会那么愤愤不平了。制度的弹性不止表现在一个方向的改革上，也表现向另一个方向改革的可能性。一个方向的改革那是改革刚性，路径依赖或曰改革政治正确。这其实不符合波普尔所言的改革的可逆性。习近平的专权是吸取了上两届九龙治水，集体领导等于集体不负责和山头主义的教训，所以专权从治理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性。另一个例子是始于江泽民时期的村主任直选，实验了很长时间，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普遍出现的贿选，导致农村治理流氓化和家族化，最后不得不叫停，并停止向上一级政府推广。现在村一级改革主要是致力于纠偏，但村级民主治理的舆论空间并没有封闭，各种讨论依然可以见著于网上和书籍中。有人提出村一级民主改革应该由选举民主向直接民主转化，我觉得这个思路很有道理。
民主制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独裁，可为了防止独裁而付出过大的行政效率成本是否合适也是值得探讨的。我比较忧虑的是美国的体制改革可能性，因为美国制度刚性太强。别说制度无法改革，即使是单纯的政策性调整都难以实施。奥巴马奋斗了八年，上台前宣称的改变没有多少兑现的，只出台了一个医改还被特朗普一上台就给废了。这其实也是美国的体制之累。总统在对内事物上权力有限，各州治理基本独立进行。加上三权分立，总统只有三分之一治理权。加上两党政治斗争的极端化，使得国内任何议题都很难取得共识。这次抗疫，美国的这个制度性弊病就充分暴露出来。国家没有统一的行动，各州自行其是，疫情政治化。总统就像个新闻发言人和半个后勤部长，对各州如何抗疫只有建议，根本无权插手。这是造成美国抗疫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有同样的问题。这让人们看到，民主制也有治理盲点。当然自由主义文化也是原因之一。
因为坚持小政府的自由主义理念，美国的经济比西方其它国家更具活力，也更具创新性。同时，美国贫富差距也是西方国家最大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就看你看重哪一面。富人要自由，穷人要平等。都有各自的道理，可国家和社会不能因此而撕裂，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平衡。这就是政治家要做的事。如果政治家只站在富人的立场上，那就会强调自由而非平等。如果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就会强调平等而非自由。这其实也是美国两党和所谓的左右之争的根本所在。
反观中国，虽然这次抗疫一开始出现混乱和地方瞒报的事情，但中央政府介入后，其迸发出的高度组织力和动员力让世人惊叹。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全国一盘棋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让一场差点失控的疫情被控制在武汉和湖北地区。这不能不让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制度，即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其实，与毛时代比，现在的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已经弱化了很多。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弱化，增加了经济的自由化程度，繁荣了中国经济。
中国虽然在西方眼里是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但中国今日之专制与毛时代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一定要以西方民主制为参照物，你只会不满，而看不到进步。中国被西方和国内民主派诟病最多的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为文人精英最在意的就是表达权。然而，对广大的体制外劳动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未必就是言论表达权，因为这个表达权本属文化精英的特权。他们更在意的可能是对所在单位领导的监督权和反抗权。我觉得这是中国今后民主改革的主要方向。如何让企业员工（包括国企和私企）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有制度保障的免于不公平对待是中国实质性民主化的重要一面。当然，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更为重要。中国文化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队伍的素质和道德水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Y兄说的修身很重要。制度也是靠人运行的，制度和官员队伍是保证善政和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在体制改革上不能形成改革政治正确，要允许试错，也要允许改错和对改革的反思。其标准则是社会治理效果。不知道所谓的治理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允许改革开倒车。不允许开倒车，而是坚持一条道走到黑的改革，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改革。
总之，保持开放性的思维，开放性的改革态度，实事求是，以有效治理和人民满意度为目标的改革就是好的改革，反之则是坏的改革。让体制永远处于改革中，是体制进化的保证。
先写这么多，抛砖引玉。我的思考肯定不成熟，盲点很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