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ne教授的第六次访华
一九九一年初，接Ahne教授通知，他和Jorgensen计划于四月初来中国。Ahne教授已经是第六次访华了，但Jorgensen 教授还是第一次来。他是丹麦位于德国边境的城市Arhus的血清学实验室的头。这个实验室也是国际兽疫局(OIE)负责VHS病毒的参考实验室，Jorgensen教授在鱼类病毒的血清学领域有很高的声望。Ahne教授把他加入这个项目，也是想叫他在免疫方面多出些主意。
可能在办理签证方面有些问题，他们四月十五日才到达北京。到武汉后。由于我和Jorgensen教授曾在慕尼黑见过面，彼此并不感到陌生。然而他对我们的实验室及其水平并不了解，相互之间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此时主要是在磨合。
Ahne, Jorgensen和鱼病室的同事一起
Ahne教授这次来武汉，心情比较复杂：紧张而有些担忧。
欧盟第二期合作项目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让病毒减毒，目的是用来制备疫苗。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检测方法是该项目的瓶颈。
由于这个病毒不能在细胞中产生病变，因此缺乏一个准确的定量方法。由此导致在制备抗血清时很难保证有合适量的抗原，制备的抗血清质量就无法保证，建立的方法可靠性就会很低，而这又会导致无法给病毒准确定量……。这似乎成了一个怪圈。
经过考虑，我觉得只有先建立一个不太好的检测方法，起码能大致检测病毒的量，然后在此基础上收集一定量的病毒，再制备较好的病毒，从而能制备质量更好的抗血清……。逐渐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然而Ahne教授习惯了日耳曼工匠式的严格做法，什么事都必须一板一眼的，清清楚楚。但对这个病毒，我们实在做不到。
而对Jorgensen教授而言，由于他没有经过第一阶段的合作研究，所以很自然地又提出我们最开始曾经提出的问题：这个病毒是否真的不能在细胞中产生病变？会不会是我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掌握了制备抗血清的方法？现在抗血清质量不好是真的有困难，还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拿出我曾经制备的抗IPN病毒的兔血清和羊血清显示给他们看。这些血清有非常高的效价，也有非常高的特异性。他很快就打消了疑虑。
而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之间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Ahne教授本来和我一起研究这个病毒两年多，早就知道它是不能在细胞里产生病变的。但他在来武汉之前从网站上查到，武汉病毒所也从患出血病的草鱼中分离到了一株呼肠孤病毒，并且能在细胞里产生明显的病变。他开始动摇，对这个结论产生了怀疑。“为什么别人能做出来？”他问我：“他们不是说有细胞病变吗？”
我接触这个病毒已经有十年。做了无数次试验，包括在慕尼黑做了那么多的试验，对这个结论是有信心的。我肯定地对他们说：“要么是他们搞错了，这根本就不是细胞病变。要么那就是另外一个病毒，跟草鱼出血病的病毒不一样。如果真是同一个病毒，在病毒所能做出来而在水生所不能做出来，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对两个搞了多年病毒研究的人，今天第一次遇见不能产生细胞病变的病毒，要说服他们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由于免疫荧光技术对抗血清质量要求较高，而且不能长时间观察，否则荧光在光照下会慢慢变弱直至消失。一天，我跟Jorgensen教授正在做免疫荧光，突然在一个视野里看到很清晰的结果。但过了一会，等我们再叫Ahne教授来看时，怎么也看不到了。Ahne教授对这个技术是否能用来检测病毒表示怀疑，而Jorgensen教授冷静地说：“我保证：我确实是看到了。他们的技术没有问题。可能是这个显微镜太差了。”有了他的证明，我才松了一口气。嘿嘿，毕竟是老科学家，看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的。
就这样，这一周是我们之间不断争论的一周。我试图极力说服他们同意我的观点，而他们始终半信半疑，对今后的技术路线也存在分歧。
武汉大学病毒系听说有两个鱼类病毒学家来水生所了，就过来联系，希望能给他们搞一个讲座。我们抽出一天时间到武汉大学，他们两人分别作了一个学术报告。
在我们去之前，还以为武大会自己找个翻译。谁知到后一问，他们说学生英语都很好，不用翻译。我不由得楞住了：这些学生们英语确实不错，但这两个报告里有大量的专业术语，就是讲中文，他们听起来也比较费劲啊！以为只要英语好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不是开玩笑吗？
报告开始了。第一个是Ahne教授的报告。刚放第二张幻灯片，上面就出现了一大堆鱼的名称。我看看周围，学生们一片茫然。于是我赶快站起来对Ahne教授说：“对不起，你讲的内容可能学生听不懂，我觉得需要翻译一下。”于是，他边讲我边翻译。由于事前没有看过讲稿，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翻译起来非常累。也很紧张。
中午，系里的领导刘老师请我们吃饭。大家正在热热闹闹地讲话，Jorgensen教授突然向刘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请问江育林先生在你们系里读书时表现怎样？”谁也没有料到他会提个这么直率的问题。嘿嘿，外国人就是不一样啊！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都看着刘老师。刘老师笑了笑，对着Jorgensen教授说了一句:“Maevellous!”接着，他对Jorgense教授讲了我和张楚瑜老师一起搞水病毒研究的事情。Jorgensen教授听后微微点点头。也不知道他听后会有什么看法。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临走时，Jorgensen教授提出，要把我制备的抗IPN病毒的血清和在中国分离到的IPN病毒带回去确认一下。同时答应下次带一个专门用于观察荧光的显微镜头来送给我们。买一台新显微镜太贵，显然做不到了，换个好点的镜头还是不错的。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要从北京回国。由于“六四事件”的影响，那几年中国的外事活动少了很多。科学院很重视这次外事活动，叫我二十四号陪他们一起去北京。在那里，他们被中科院外事局的人请去大吃了一顿。Jorgensen教授喝得半醉了，但还念念不忘工作。回到房间里，他叫到我，还在指导我怎么制备质量较好的血清。不过说着说着，就从英语变成了丹麦语。好在丹麦话跟德语几乎一样，特别是一些专业单词完全是相同的，所以我听起来倒也不困难。Ahne教授担心地看着我，过一会悄悄地问我:“他刚才说的你能听懂吗？”我呵呵地笑起来：“这不是跟德语差不多嘛。你说呢？”Ahne教授点点头，也呵呵地笑起来。
六月十日，Jorgensen教授从丹麦回信了。他告诉我：我在国内分离到的IPN病毒经过鉴定，结论和我的完全一样。另外，我制备的兔血清质量非常好，堪比单克隆抗体。并且发来几张照片。这说明我这实验室做免疫试验是没有问题的。
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他对我们实验室有了基本的信任。这点非常重要！如果缺乏这样的信任，他们明年再来武汉时，面对病毒所分离到的病毒，我们之间的争论和冲突将会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