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稍大一点的时候，有段时间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诗词。我那时记性非常好，听上几遍就学会记住了，还能象播音员那样抑扬顿挫地背诵。姥爷见我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就陆陆续续又教了我几首广播里没播过的毛主席诗词。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我那时候大概会背十多首毛主席诗词，长的短的都有。现在想一想，那时候人太小，虽然会背但并不真正理解，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在姥姥家里背给姥姥姥爷听。后来村里其他人听说我会背毛主席诗词，见到我后就会让我背给他们听听。我也不怯场，每次总是大大方方地给他们背上几首。背完之后，大家都会礼貌性地夸我几句，说些“你真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之类的客套话。虽说是客套话，我听了却很受用，背的就更认真更起劲了。
我会背毛主席诗词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大队书记的耳朵里。一天中午，大队书记来到姥姥家，对姥爷说：“今年秋收后公社要举办文艺汇演，咱们大队准备的节目有点少，略显单薄。我们想让你外孙子去背一首毛主席诗词，顶个节目充个数。” 姥爷一听连忙拒绝，说：“不行。这孩子太小，没见过世面，公社汇演这样的大场面我怕他怯场，到时候要是出点差错对谁都不好。” 大队书记听后表示理解。的确，在当时那个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被上纲上线，最后变成塌天大祸。但大队书记并不死心，想了想说道：“公社汇演前咱们大队的节目要在村里预演一次。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让孩子先参加预演，如果孩子预演时怯场，那就算了。如果他不怯场，咱们再做决定。”大队书记这么一说，姥爷就不好再拒绝了，只好说：“那就让他试试吧。”
大队节目的预演在村子的场院（读yuān）里举行，舞台搭在场院的最里头。演出还没开始，台下就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我被安排第一个出场。我走上台后，看见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话筒。我当时个子很小，站在桌子前根本够不到话筒。报幕员见状，从台下一个观众那里借来了一个小板凳放在了桌子前，并把我抱上了板凳。我站在板凳上才和话筒差不多高，才看见台下有那么多的观众。刚开始看到台下有那么多观众的时侯，我心里确实有些紧张。但仔细一看，这些观众多半都是本村的人，我都认识。我的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也在人群里，正在向我招手。既然都认识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于是我定了定神，叽哩哇啦地把准备好的那首毛主席诗词背了一遍。我背完后，下面的观众开始鼓掌。按照姥爷的嘱咐，我给台下的观众鞠了一个躬。就在我转过身想要下台的时候，台下我的那几个小伙伴开始起哄：“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也没必要跟他们客气，再来一个就再来一个。于是，我叽哩哇啦、充满激情地即兴又背了另外一首毛主席诗词。背完之后再次给大家鞠了一个躬，然后我跳下小板凳，蹦蹦哒哒地走下了台。大队书记一看，喜出望外，连声说：“好！行！这小子有出息。” 然后当即拍板，让我去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
公社所在地距多字井有七八里地的路程。汇演那天一大早，大队派了一辆拖拉机把全体演员送到了公社。吃罢早饭，演员们开始化妆，我也被画了一对大刀眉和两个红脸蛋。在等待登台的时候，我看见旁边有几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孩在那里踢欠儿。一时兴起，就跑过去和他们抢着踢，结果一个不留神和另外一个小孩撞在了一起。那个小孩硬硬的脑门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我的鼻子上。顿时，血从我的两个鼻孔中同时涌了出来，还流到了衣服上。大家急忙找来纸，把我的鼻子堵上，把衣服上的血擦干净。还好，我当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衣服，擦干净后血迹并不明显，在远处完全看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轮到我上场了，大队书记把堵在我鼻孔里的纸拔了出来。谢天谢地，血已经止住了，不往外流了。台上和预演时一样，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话筒。可是当我走到桌前的时候，报幕员并没有象预演时那样给我一个小板凳让我站上去，而是把话筒压低，一直压到桌面上。压低的话筒正好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根本看不清台下的观众。看不清有看不清的好处。看不清就不会紧张，不紧张就不会出错。我很顺利地、准确无误地把要背的那首毛主席诗词背了一遍。背完之后，听到台下的观众开始鼓掌，我照例又给观众鞠了一个躬。但话筒和桌子把我挡得严严实实，我鞠躬台下的观众根本就没看见。
大队准备的几个节目都发挥正常，没出任何差错，演出算是圆满成功。回到村里，大队为每个参加演出的人都准备了奖品。大人们的奖品是一个印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字样的脸盆，外加十个工分。我的奖品是同样的一个脸盆，外加十颗水果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