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6日第三十五期“结束语”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6月6日，是我连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三十五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说一句题外话。两天前是“国殇”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即便是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前中国人，如果你拿的是“六四绿卡”，已将全家接到美国安居乐业，也多少次地返回过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麻烦，但是你如果良心尚存，就不应该忘记你和你的家人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如何得来的，就不应该忘记“六四”。
今天要唸的是《我有这样一个继母》这本书的“结束语”了。
父亲晚年总是说：我这一生对得起这个党，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杜导正先生等人写的悼念李锐的文章中也特别引用了这句话。父亲的话里没有“对得起人民”。
父亲和张玉珍确实是根本不同的人，参加共产党的初衷云泥之别。但是撇去党和历史那宏大的叙述，就“对得起自己”而言，他们有相似之处——都对得起自己，但对家人不起，遑论人民。
如果张玉珍仅仅是个米脂的婆姨，父亲是否会看中她呢？我想不会的。父亲同我最后一次谈话中说的：“她确实是在抗大毕业的，抗美援朝啊……这个真正共产党里面的一些好的影响啊，在她身上有，你不能说共产党过去做的事情，都是做坏事情嘛。在培养人呀、在延安……”
这正是父亲能够选中张玉珍，虽历经四十年不能通心、同心，甚至不能同床的生活，最后还是要说：“选张玉珍，我现在回忆，我还是选对了”的根本原由：张玉珍是从延安抗大出来的老干部。
萧军在延安日记里对“他身边接触的共产党人有触目皆是的臧否，大致的论调是批判党文化的粗鄙和庸俗，以及党人因为拥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而沾沾自喜的情感状态，和建立在政治身份而非实力和贡献之上的延安等级制度。”（唐小兵《革命的囚徒——延安萧军的精神史》。）不是吗？对于张玉珍得到了副部级医疗待遇，父亲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2015年9月9日（星期三）
玉珍收到部里电话：她已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高兴之至，我也为她高兴。
而当父亲将这一“喜讯”告与我时，我的反应是：怎么可以这样！凭什么？！
父亲和张玉珍同是被“等级制度”的党文化浸透了的，父亲对奚青、赵来群和黄与群这三个对《我的父亲李锐》一书极不认同的“访谈者”说：“李南央对共产党是整个否定的，她的观点很幼稚，很极端，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话确实道出了我同父亲之间的根本不同。对共产党，父亲虽然也说：“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培养奴才大黑帮”，但骨子里，他同这个党有着太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对它完全地否定，所以同张玉珍政委终是扯不断、理还乱。而我，李锐的女儿，是一介平头百姓，我不认同共产党的理念和它的所有作为，张玉珍，这个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共产党老干部，在2017年10月23日那天对我人格的侮辱，即使为了父亲，我也无法再继续容忍。
父亲有一年回长沙，去看了他当年读书的楚怡小学。我回国时他谈起了那次回母校的经历，说：“老师用的粉笔都买不起。我们去了，校长惶恐地跑出去买了一把香蕉招待我们……”我看见父亲眼中的泪花。父亲的内心又有与张玉珍根本的不同，那里存有着人性的爱。我因此永远地想念他。
我当年给大表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知你是否细看完了《父母昨日书》。那里有一封信，我爸叙述了去延安前到桥头河看公公和大姑姑的情景，内中说大姑姑同我爸一起步行，送了我爸几十里路，后来不得不分手，大姑姑一直在抹眼泪，我爸不敢回头看。“革命”是不能传世的，只有人间的情爱是人类永远歌颂的主题。两个姑姑对我爸爸的那份永远不变的忘我的爱，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什么“思想”都更令人珍惜和崇敬。
记得老布什总统的竞选口号是“家庭价值”（family value）。前不久在美国NBC电视台一个叫dateline的节目上，看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为爷爷做的一部纪录片，以孙女同爷爷的对话为主线，串出老布什一生的亮点。这是多么完美的生命轮回，多么令人羡慕的人生幸福！
一位我从未谋面的黄一龙先生给我发过一封电邮：
讲老爷子的故事每次都听，今天这一次听得忍不住流泪了。我们当父亲的受苦受难，感觉到的常是切身的遭遇，它对子女的连累虽然能够想到，但我们其实是“罪”有应得，自己找的；对无辜的孩子们的伤害，特别是从天真的他们的感受来看，则是旷古所无、绝对无解的。十分感谢你。
当中国执政党的领袖像老布什一样将家庭放在第一的时候，当黄一龙先生这样的父亲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就真的有希望了！
《我有这样一个继母》到这里就唸完了。我是以“听友们与我的互动”作为这本书的“代后记”的。“互动”的内容，有一些在过去的连播中读过了，这里只选内中“几位年轻人的来信”给大家读一读吧。
几位年轻人的来信
南央女士，你好：
我虽年幼您约40岁，但您精神、人格上表达出来的力量和勇气，我自愧不如，甚至自卑。不是溜须拍马，我已经失去这些东西很多年。我虽正值壮年，但常感精神上已经垂暮，就像王小波先生所写的那头“睾丸挨了锤的牛”，我已经被吓得奄奄一息，吃草干活似乎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是一名在大陆生活，接受大陆教育长大的90后。工人家庭出身，家庭物质财富或许还在城市家庭平均线以下。如果从出身来看，我是茫茫人海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个体。我认为我的视角，是位于中国金字塔最下层的视角，从贫困人口到新晋的中产阶级。
我大学之后的经历：
2015年本科毕业，大四就签了一家在当时冉冉升起，两次被评为“最佳雇主”的IT公司。底薪6600元，年薪13W，职务是MarketingManager。工作目标是向某个城市的政府机构售卖公司生产的IT产品，工作内容主要是技术引导和商务公关。说白了就是让有采购需求的单位认可公司的技术，同时用人情礼往，行贿腐败等手段跟直接客户，以及与直接客户有私下交易的指定经销商建立利益关系。这样的工作持续了3年，换了三家公司，最终以我个人的绝对失败而结束，并且决心离开这个行业，继续读书。
离开这个行业的直接原因是，自己实在无法做好这份工作，更挣不到钱，身心俱疲。至于深层次的原因，非常复杂，我自己也不愿去想了。但是我想把自己在这份工作中遇到的痛苦写下来，跟您分享。
1. 公司向内部作假。公司公然欺骗一线市场人员，将一些技术上无法实现的功能夸大、编造，作为卖点教育给一线市场人员，以此增加技术上的筹码。一些研发承诺的功能在实际使用中被客户发现无法实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继续欺骗，或者欺骗+安抚，最坏的结果是退货。
2. 市场人员公然欺骗客户。撒谎是我们一线人员的日常，底线是不影响采购，不会轻易被发现，只要不触及底线，什么谎都敢撒。
3. 吃喝嫖赌。吃喝嫖赌是工作，越能跟有价值的官员吃喝嫖赌，说明这个人越有本事。
4. 没有多少客户真正关心产品价值。技术官僚，几乎没有，技术把关人一般是基层的技术员，人微言轻，少数有些话语权的也不过是给些建议，影响不了决策。绝大多数情况下“符合标准，不出问题”就行，选择买谁的东西，关键在于商务。
5. 客户买的东西是不需要的。为了采购而采购，技术需求模棱两可，甚至压根不搭边，上有相关政策，预算也给批，采购还能中饱私囊，那就买呗。
我的一个相对成功的发小：
他在某地产公司卖房，比我早毕业一年，如今5年过去，在同龄白手起家的人中已是“比较成功的了”，400万左右的房产（20年贷款），50W+的年收入，项目部的Top。但我对他的感觉是：越来越没有人性了。
起初还能看到他在良知与欲望间挣扎，如今似乎已被彻底同化，利益是绝对正确的事。
讲一个他亲口告诉我的事：无意间听到同事与客户的电话，他私下打电话过去，冒充其他地产公司的销售，讲自己项目的坏话，把他同事的这一单毁掉了。背景是房价飙涨的疯抢期，理由是卖一套少一套，他的利益会受损。问他良心痛不痛，他说“怪只怪那个销售太不小心了，让我听到电话”。
南央阿姨：您好！
从你的工作经历的录音概要了解了您的性格。特别是迈克对您的工作的肯定那段。您是一个性情中人。感情丰富，工作认真，对人公平没有私心。您让我喊您阿姨也能看出您没有阶层的隔阂，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来说就很温暖。
因此您与黑暗保持距离，看您的事迹就知道您就是如此，也鼓励我如此。就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很多年前，我给我们学校的王德群（百度能搜到）教授写过信，说我进入社会发现这个社会上很多不好的事。他让我尽力作个好人。有相同的意思在里面。这么多年过来，我有没有作成一个好人我不知道。但还是作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如果您说的黑暗是说制度的黑暗，我一直游离于制度之外，我的学业和事业是很不成功的。大学四年成绩都是垫底。也没有拿到很好的推荐，然后在江西，上海，浙江的一些企业打工也不是很成功。我没有象您那样大致明确的职业目标，也没有象大部分国人那样赚钱的欲望那么强烈。所以很多的成功人士所必须经历的利益的勾兑没有发生。我是学药学的。当了1年多的医药代表。给医生一些回扣，后来由于业绩的原因领导把我开了。我也就没有做这种看似高大上的工作。后来给人送货开小店，也没觉得多丢人。反而没有各种单位共同体的管束，活得更加自在。当然也有生活拮据和无望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中国人和我的经历都差不多，平常而平庸。可能能见识到制度的黑暗，但是独立于黑暗之外并不容易。但其实制度的黑暗相当轻松一些，因为有很多的国家的成功的例子。
如果您说的是文化的黑暗，这就很麻烦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并没有80年代您所在的时代的朝气。向您这样文理兼通的人普通高等院校基本上少见。我的大学同学没有几个看过几本社会政治基础类读物。但是赚钱的欲望有的。以至于我现在和他们讨论问题都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说的无非是这个药科长那个院长什么什么的，而我又不是很感兴趣这个。当然我的学校是理科院校，但是我们文科院校基本上都是师范。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相对如此我还算幸运，我中学是武侠迷，因此这样又对文化历史类有所涉及。到后来政治哲学的闲书也看了不少。回头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大体是平庸的，后面扩招的大学生当然也不好说。现在有一个词“社畜”说的是现在的年青人更加专注于个人的感觉和欲望。我的老乡同学什么的，聚会聊天会自动屏蔽一些说理的部分，讨论仅限于时然，而且用的工具其本上就是高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社会五种形态什么的）。可能我的层次就在这里了，现实生活就只能接触到这里。当然农村老家的亲戚更是如此，就是那种人来人往的人情社会。公共事务层面的事务没有去思考，也不太想去参与。村长的选举也流于形式。我们的教育对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的基本原因和概念都会屏蔽掉，历史学也很片面，外面的东西进不来，所以能够起作用的文化因素就是两个，一个是传统的儒家伦理，一个就是佛道的顺从意识。这两个东西也是一个双刃剑，从坏的一面来说他们为虎作伥；从好的一面来说他们又维持了这个社会不至于崩塌。当然一种文化如果要昌盛，必须以这个社会的开放和个体的自由为基础，例如唐朝可以说是儒家和禅学的巅峰了。我们社会体系现在如此的桎梏。可以说无论是儒家还是佛道都只能论为一种工具，只须看到那么些道场，禅观，讲堂里面那么些大师的丑态和吃相就明了了。这种文化的屈从和不作为也导至了人性的黑暗和不自知。比如这次武汉肺炎的英雄李文亮先生也是一位小粉红。半年前还说过香港的愤青。当然我没不敬的意思。无疑为真相而牺牲是伟大的可敬的。只是说明这种现象。谭嗣同说两千年之学皆旬学也乡愿也。刘晓波采访说中国要被殖民300年才有得救。都是说这种文化的黑暗。这种文化黑暗无远弗界。
对于第一种黑暗，可以尽量远离。对于第二种黑暗，我们可以作一些善事来忏悔我们的错事。但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就在黑暗中。您在国外时间长了，人与人之间至少是没有恶意的。大部分是善良的。在国内这种事情也很麻烦。例如捐款，在国外，你捐款了，你就发挥作用了。但在国内你捐款了你就上红十字会的当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比如你不能显得很善良，不然就会有很多麻烦。比如扶老人事件。在国人心中，善良的人就是傻子。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我和同事一起看到一个可怜的乞丐，我扔了一些零钱，他们就笑我傻，说那都是骗钱的。现在国内一个明星叫袁立为了肺尘病人作了一些事，经常在网上被人攻击。只能尽力而为吧。
倾诉倾诉。所以不要为了回信的事而烦恼，您保重身体。用您们北方话说，您就看个乐，有用当然好。没用也很好。
Xx：你好！
谢谢你写来这么长的信。我想，你现在的心情跟我们那一代在文革时的心境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是，那时我周围的同龄人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对钱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所以那时制度虽然黑暗，文化还没有黑暗到你现在所处的程度。
你的教授说得很对：自己做个好人吧。如果有了孩子，让他/她尽可能出去读书吧。中国我们救不了，中国人我们也救不了，我们只能做自己能做的那点事——做个好人。但那就是在救中国，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同胞。
南央阿姨
南央大姐你好！
一直在跟踪收听你的在线广播和访谈节目。非常赞赏你的直率和真诚！我也收听过你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广播。你这两位母亲的性格和对家人对各种事情处理态度，不正是反映了共产党文化和中国几千年文化融合后产生的结果吗？
在国内时，天天听共党的宣传，学的是被篡改的历史！可以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你的两位母亲是喝这个狼奶最好的例证。以前我相信，我们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但是现在，从知道了真实的历史和反观我们的行为，我彻底地认识到，我们文化中充满了人吃人的糟粕！再加共党文化几十年的毒害，整个民族都处在疯狂的状态！非常敬佩你的勇气，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这两本书是面镜子，中共的面目都映在里面。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是“听友们与我的互动”的最后一节及丁东先生的代后记，请继续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