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贾:你好!
监狱管理局那3间平房里面我去过,跟他们谈过几次，有一次是跟他们的局长等八个人谈、又录音、又作笔录。我知道,去那里多么无奈；我知道去那儿，多么不得已；我知道去那里的苦辣辛酸。只有不得不去，才只得横下一条心，去敲那道门。丈夫在炼狱中煎熬，为妻的是豁出命去救人的，到了那里才知什么叫“衙门”，到了那里才知头顶着“反革命家属”这沉重的帽子，到了那里才更明白自己的亲人面对的岁月是怎一个“煎熬”、如何一个“不堪”！
他们给你录像，说明德普的案子得到外界的重视、关注，他们掌握资料也是为了应付外面，一旦有关人权组织询问，他们会说，你们看，我们接见了她呀……。他们在随时掌握你在做什么，我想，不是给你个人攒什么材料，这是属于德普案的资料。你做什么他们必须掌握，特别是最近两会期间。也是恐吓你。
但是，我们现在求得的是：德普的安危有保障。重要的是：德普不再受伤害，并与德普的尽快见面，已经有的病，及时得到治疗。
你对周边环境的妥善处理，做得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迫”那样做的，有的人是例行公事，有的人则是自觉自愿的，不惜出卖良心并且落井下石，这要心中有数。在这种时候更能认清人的本质，人是分善恶的。
祝贺陆坤见到子立，问陆坤、子立好。
大姐（2004.3.13）
大姐：你好！
3月12日上午，我去北京监狱管理局，找纪检处，传达室回答：在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的石阶上等，约5分钟后，跟踪我的其中两名警察（市公安11处的）从传达室出来，走进大楼，约20分钟后，从里面出来一个穿便装的约40来岁男的，问：你是反映问题的？你是贾建英？（之前我没说过我的名字）他把我带到一间平房里（三个套间，我们在最里边的那间），跟着我的警察就坐在旁边的房子里等。两个男的一起谈，说是北京市监察处的。他们说：2月19日下午收到你的反映，2月20日我们2人就到大兴县的遣送处见到何德普本人，因他不认罪、不低头，不遵守监规，这在监狱里是不允许的，使劲按着他的头让他低头的现象有，但是没有打他，他耳朵的听力是有障碍，但不是遣送处的警察打的，是法院的警察打的，我们权力有限，管不了，何德普可以起诉高法。具体的答复，遣送处会在3个月内答复你。
我说：何德普一直在发烧，还让他每天早5:30～晚8:30坐10几个小时的木板凳，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他病着还这样折磨他，他们说：他有病会给他看病，他已经不发烧了。
我说：他一直被专人看守，没有机会投诉打他的人。他们说：不认罪的犯人，就是这样。
他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求，或到规定探视时间不让接见，可以打他们的咨询电话：60277027。
我问：司法部在网上的解释算什么？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不知道。你谁也不用找，找我们就行。
我出来的时候，有一辆黑色轿车上的人对着我在录像。朋友们告诉我这是在给你攒材料。
回家时，跟踪的白色轿车及那辆黑色的录像轿车一起跟到家门口。我很气愤，他们是那样的不讲理。
“3．8”妇女节那天，单位放假半天，市局的警察来了好几个电话，其中，一个电话是被我无意接到的。他问：她走了吗？贾建英什么时候走？她是吃了饭走吗？我问：“你们是哪？”警察说：“市公安局11处，你是ＸＸＸ吗？（就是大姐你见过的小Ｘ，ＸＸＸ承认她们两个人是监控我的，随时向他们[警察]汇报我的去向）”，我说“我不是小Ｘ，贾建英还没走，她在吃饭”。
大姐：我不恨这些监控我的人，他们是被迫做具体工作的，我遭遇的这一切与他们无关，通过在这些日子我见到他们这些警察起早贪黑的跟着我，吃不好、喝不好，甚至没有地方上厕所。我骑自行车走，他们也要骑车；我走路，他们也步行；我坐公共汽车，他们要站在车门边门被很多人挤着，他们挺不容易的。他们跟着我去超市，我告诉他们：应该吃点小西红柿，它含维生素多。如果没有地方洗，可以在我家洗。……，他们对我很客气。两会开完了我就会不被看着了。
陆坤3月15日被批准看望杨子立，她已经3年了没有和丈夫说一句话。
另外，徐永海3月15日在浙江萧山开庭。
再联系
小贾（2004.3.13）
2004年9月10日 19:10:15
大姐：
你好！
……
有很多从不相识的人，甚至德普都不认识的人，他们打电话、发邮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呼吁、帮助出主意，慰问等等，让我们家属、狱中人倍感温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不能用一个谢字来表示我们的心情。有多少双温暖的手，送走人生路上苦和忧，愿人间真情天长地久。
2004年9月9日我去二监看何德普，他和杨子立、靳海科、徐伟都在二监，那天我见到了徐伟的父亲（从山东来）、靳海科的父亲、母亲、奶奶（从河南来）。
由于政治犯们不允许与家人通电话、团聚、在一起吃饭，每月到监狱里只能隔着玻璃与亲人说30分钟话，由于徐伟的父亲来的日期不是接见日，尽管是从很远的山东来，也不能见上儿子一面，让一位满怀希望能看到儿子的老人，伤心的离去。
他们的父母年龄很大，大多文化不高，与儿子通信很困难，希望能在电话中听到儿子平安的消息，我和陆坤听说里边的人能给家里打电话，满怀希望的给他们买了电话卡送去，希望能让他们的父母听到儿子的声音，但是，由于是政治犯，取消了他们打电话的权利。
不仅如此，政治犯在里边还不能享有与其它犯人同等的权利，别的犯人可以每月买一百多、二百多元的食品，但是，政治犯们每月只能卖八十元的食品。由于，监狱中的伙食费是十几年前订的标准，每月每人124元，每天4.1元（包括水、电、煤、汽、炊具等费用），现在，物价每年长得很快，4.1元买不了什么食品，只能吃到黑馒头、烂菜“游泳”（几片烂菜叶漂在盐水里）。对于一个刑期很长的人来说，在食品上，长时间得不到保障，会营养不良的，身体慢慢会夸掉。
德普和子立都反映，在狱中，几年多吃不着食醋。醋能软化脑血管，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对人身体百利而无一害。对于一个常年坐牢，又不能劳动、活动、锻炼的人来说，能吃一点食醋，是非常有好处的。
狱中的囚徒打电话、团聚，是个人生活基本生活内容，属于人权条款范畴，而政府将人的最基本生活权利，变成了对囚徒的奖励，是对人权的误解，在“人权入宪”后，基本生活不应该再充当奖励的角色。
明年的一月一日就要出台新的监狱管理政策，在这里，我们希望，改善监狱的条件，改善囚徒们的生存环境，政治待遇，让他们享有人的最基本生活权利。争取在明年的新政策里，监狱的条件有明显的改善，提高囚徒们的生存环境，改善人权状况，共产党不是讲“与时俱进”吗，我们也要求囚徒们的生存环境能跟上时代的要求。
小贾
大姐：
你好！
2004年9月17日，我和徐永海的妻子李珊娜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处，去问：法院判决后退回来的物品到哪里去领回来。
那里的警察说：我们打电话联系，你等一会儿。
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个半小时。就见，走进来三个全都是西城区展览路派出所的警察，其中一 个是所长、一个是负责我们大院的管片、还一个是“六四”时期看过我的，进来门就让我们上他们的警车，说：回派出所解决。
回到派出所后，由西城分局政保处长找我谈话，“你的事我帮你去问，‘十一’之前你不要再去找，不要发表文章，不要接受采访，不要和朋友聚会”，你别闹事，别把工作丢了，老何、儿子、婆婆还指着你呐，你的任务是好好工作，照看好家里。
他们说：你以后有问题就告诉管片民警，我说：抄家的事他管得了吗？我找他要东西，他拿的出来吗？
我们两个人被分别问话，李珊娜还被警告：以后不要和贾建英来往。在派出所里我们待了3个小时，才让走。
我不理解，难道我们有问题去问一问都不行吗？去政府部门正常反映问题，也被认为是去闹事，受到警告，我们很生气。
以后我们有问题还能到哪里去问？去反映？
小贾
04-9-17
何德普妻子小贾来信（9/27/04）
我现在每个月去看德普一次，他精神还好，只是左耳的听力还没有恢复，不能像其他犯人那样能给家人打电话，由于伙食很差，每个月124元，（北京市最低生活标准398元）身体还是很消瘦，他24日来信说：28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和家人团聚的日子，我身陷囹圄暂且不能与亲人、朋友们在一起共度这个节日，就此遥祝我的亲人、朋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愿每一个家庭不在因恐怖的存在，而有家不能归，愿来年的中秋节，世上稍一份恐怖和仇恨，多一些理智和宽容。
前几天，贺大姐给我发来了中秋的祝福，我流泪了，两年来，德普不在我的身边，常使我感到痛苦和孤独，是大姐夫妇给了我最大的宽慰、鼓励。
你们的中秋祝福，我见到德普时会告诉他。
谢谢！
小贾
0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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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建英（何德普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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