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毛泽东在这里说明自己发起这场斗争的原因，是对刘少奇为代表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伺机夺权”进行反击，防止他们“伺机夺权”。毛泽东特别用“接班人”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词汇，把矛头直指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的第五个要点，是点明了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他搞这次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同时，毛泽东也明确地指出夺权的方式，是“清洗”和“调动职务”，也就是利用党内机器进行斗争，此时毛泽东还不准备把“群众”卷入斗争中去。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然后以“机密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并没有公开到一般老百姓层面，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正式刊登了《五一六通知》的全文。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点，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的这一天，就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为什么呢？因为《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它是一个夺权的宣言，标志着一场夺权运动的开始。同时，毛泽东也明确表示，他要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实权领域，让他们放心。
关于《五一六通知》，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被许多公开出版的书籍引用，有必要在这里澄清：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回答说：“没有意见。”
（23）
刘少奇再彭真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大家举起了右手。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已有人特别撰文对这个《传闻》进行了“辟谣”，陈伯达本人后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解，我们这里不再赘述。真正的事实是：5月16日的会议上，并没有人对《五一六通知》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也没有说什么“这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之类的抱怨之词。
大概编造这个《传闻》的人，是想塑造一个刘少奇最后仍“敢于坚持真理”的亮点。不管是出于什么意图，都不应该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少奇同意了《五一六通知》，因为他最好的对策就是同意，把彭真和陆定一作为“丢卒保车”抛出去，稳定住局势，以后再伺机行动。另外，《五一六通知》也让刘少奇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安心，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价码”，并不是太高，毛泽东只是要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对此，刘少奇也想好了对策，他准备放弃文化宣传领域的权，以退为进，以保住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
刘少奇几十年在党内经营起来的势力，盘根错节，许多领域都有刘少奇的人。特别是刘少奇还有两员大将：组织部长安子文和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都是实权在握的大员。组织部类似于古代的“吏部”，是专门对官员进行“审核”的。如果谁得罪了组织部，他给你在评语中“穿小鞋”的话，那么你就别想升职了，所以组织部长是一个得罪不起的党内实权人物。而薄一波的国家经委主任，也是主管经济领域的一个实权单位。
正因为当时刘少奇在党内的羽翼丰满，所以此时刘少奇还是很镇定的。刘少奇认为，他即使是放弃了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也不至于就会被打倒。毛泽东要想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刘少奇干脆就把这些权让出来。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夺到了权，心满意足了，这场斗争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不仅“忽悠”了刘少奇，也“忽悠”了周恩来和林彪。周恩来和林彪也以为毛泽东想要夺权的领域，仅局限于文化宣传领域，以为毛泽东夺到了这些领域的权，目的达到了，这场党内斗争就会结束。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想让毛泽东夺到权以后，尽快结束这场党内斗争。等周恩来和林彪发觉，毛泽东的夺权范围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后，已经有些为时已晚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就轮到党内高官对此进行“表态”了，林彪和周恩来都做了长篇发言，他们两人的态度，左右着这场斗争的发展方向。
说到党内高官对《五一六通知》的表态，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这里也有必要澄清一下：
（24）
在中央档案馆里，有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厉批判。
时间：1966年5月23日，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去年罗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你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主席也担心。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其实这个传闻是很拙劣的，首先是档案的标号“19660523，中共档案从来没有用“年月日”来编号的。这个所谓《档案》的内容，也是东拼西凑的。编造这份《档案》的人，目的是“洪洞县里没好人”，想证明中共各个高官，都想借批判别人来自保。但伪造的历史，岂能骗过所有人。
（25）
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众高官都误解了这个《通知》的意图。大家都明白，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急速恶化，越来越僵，不摊牌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众高官都是通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可谓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党内出现大的斗争，如果这样，在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会丢官丢职，所以众高官都是反对斗争，渴望和平的。
从众高官的内心来看，他们当然支持稳健的刘少奇，不喜欢爱冒险的毛泽东。毛泽东曾经评价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不好过。”
从众高官来看，毛泽东的性格倒是很像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大跃进时，毛泽东捅了一个大娄子，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现在毛泽东又捅出一个“娄子”来，抛出个《五一六通知》，宣布要在文化宣传领域夺刘少奇的权。
现在，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和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斗争公开化了，他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支持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此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众高官看来，既然周恩来公开支持毛泽东了，掌握军队的林彪更是毛泽东的铁杆，这次斗争肯定是刘少奇败，毛泽东胜，所以众高官都纷纷表态，坚决批判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示好。
但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取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因为《五一六通知》里白纸黑字是这么说的。这个“夺权”反而也让众高官松了一口气，大家都害怕毛泽东返回到“一线”来指挥，不知道又要捅出什么篓子来。但如果毛泽东只是对“上层建筑”的文化宣传领域大权在握，而对经济基础的“一线”权力网开一面，大家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都认为在“上层建筑”捅的篓子再大，也不至于搞到饿死人的地步。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众高官纷纷支持毛泽东的夺权，甚至希望毛泽东早点夺权，快点夺权，大家认为毛泽东把夺到手了，这场斗争就结束了。不仅是众高官，就是周恩来和林彪这样政治敏锐度极高的人，也被《五一六通知》迷惑了，产生同样的想法，甚至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的想法。
刘少奇知道自己这次是“大意失荆州”，一下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他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暂时不可能恢复。刘少奇很明白，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养晦韬光”，不能再跟毛泽东顶撞了。刘少奇很清楚众高官都想尽快平息这场斗争，如果刘少奇跟毛泽东顶撞，把这场斗争扩大化，众高官就会埋怨甚至讨厌刘少奇。
刘少奇也很清楚，众高官支持毛泽东，并不是发自内心，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刘少奇尽管没捞到众高官的支持分，但还是收获了这些人的同情分。只要有众高官的同情，刘少奇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刘少奇贸然采用新的对策，对这场斗争不还手，摆出无奈、无辜、甚至可怜的样子，一方面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可以麻痹毛泽东。刘少奇的这个对策，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为“假痴不癫”。
（26）
5月30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开会讨论，提出主动把《人民日报》的大权交给毛泽东。会后，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立即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样毛泽东就轻而易举地把《人民日报》拿到手里。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一直把《人民日报》紧紧攥在手里，再没有让给过别人。
《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北京的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此时毛泽东仍在外地，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是各高官对《五一六通知》进行表态。5月18日，林彪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开始先就声明：“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林彪先声明没有“稿子”，也是告诉大家，这篇讲话他没有跟毛泽东商量过，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彪的这篇长篇大论讲话，就是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后来批判林彪的时候，把林彪这篇《五一八》讲话又翻出来，试图以此证明林彪早有搞政变的企图。这应该说是乱扣帽子，林彪真有搞政变的企图，他就不会公开讲了，何必暴露自己呢？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主要有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首先，林彪用了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语出惊人地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
林彪举了一些外国搞政变的具体例子，又举了一些中国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这段话只有林彪这样的武将才能说出口，掷地有声，“杀”气腾腾。林彪又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就统统付之东流了。”
（27）
这里，林彪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毛泽东打倒“彭、陆、罗、杨”的原因，是一个“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措施”。毛泽东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应该是林彪从军人的角度，对毛泽东想法的一种误解。林彪对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后来造成了他与毛泽东的不少“误会”。
同时也由此可见，林彪的思想体系，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相差甚远。早在1949年进城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林彪认为彭真这些人是“拿枪的敌人”。林彪认为，如果不打倒彭真这些人，再过不久，他们就会“拿枪”起来，就要搞武装政变；而毛泽东认为彭真这些人是“不拿枪的敌人”，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拿枪的敌人”搞武装政变，而是“不拿枪的敌人”搞和平演变，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没认为彭真有企图搞武装政变。
林彪是典型的行伍意识，迷信武力，这点毛泽东很不欣赏。林彪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巨大差别，也造成毛泽东不可能真正把林彪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在讲了一通“政变经”后，林彪开始讲“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这里林彪主要谈他的“天才论”。林彪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说实话，毛泽东对林彪这个“天才论”，并不欣赏，以至于后来还因为“天才论”引发过两人的一场争斗。
之后，林彪又批判了一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罗瑞卿和杨尚昆是以前就被打倒的，现在又拿出来继续批判。不过林彪的批判水平不高，没什么亮点。
然后林彪又谈“保持晚节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这里林彪告诉那些“打个人小算盘”的人，要清楚大形势，不要站错了队。最后，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28）
这里，林彪一方面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向在座的高官警告说：你们这些人，谁敢反对毛主席，就让谁灭亡。
林彪的讲话之后，掌声响起一片，众高官都说林彪讲得好，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要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下去，供党内学习，毛泽东也同意了。
林彪讲话两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表态讲话。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几乎同林彪完全一样，也分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几乎是仿照林彪的讲话说的。
在“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上，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61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阵地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是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革命军队起来造反，我们要有信心。”
从内心来说，周恩来是不太可能同意林彪的观点的，他也认为彭真等人不可能搞武装政变，所以提出“最重要的是党权”。不过周恩来非常敏锐地看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下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上升，在林彪的地位上升之前，先跟林彪搞好关系，对他今后的政治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大大称赞林彪一番。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有力。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
周恩来称赞了一番林彪之后，再谈“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他也完全赞同林彪的天才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
最后周恩来谈“保持晚节问题”，也跟林彪的调子一样，说：“我们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总之，周恩来的讲话，完全是模仿林彪讲话讲的，这也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一来，可是不让别人抓到什么把柄，因为这些话都是林彪说的，有问题首先是林彪的，周恩来不会有麻烦；其次，模仿林彪，可以让林彪高兴，有助于他今后与林彪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29）
最后在5月26日，刘少奇在会上表态，刘少奇也模仿林彪的讲话，先推脱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然后刘少奇谈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说：“最近世界上是政变成风，亚非拉地区自1960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主席前几年同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
刘少奇也并不赞成林彪的“政变经”，但他也要捧林彪一下，跟林彪这位“新星”搞好关系。刘少奇又说：“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的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
刘少奇也完全赞成林彪的“天才论”，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最后刘少奇也表态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刘少奇的这段话，参会的众高官心中都知道，他的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因为毛泽东搞这次运动就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大家也知道刘少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所以大家还不敢轻易得罪刘少奇，因此也没人跟刘少奇“过不去”，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30）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党内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因为在此以前，林彪在党内非常低调，极少抛头露面，除了为保卫毛泽东，在军队中搞学《毛著》等运动之外，基本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林彪全无关系；1959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是毛泽东叫林彪上山批彭德怀，并非林彪主动的。
在文革前的中央会议上，林彪除了称赞毛泽东之外，基本上不发表自己意见，不向别人提意见，也不过问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事情，这点与彭德怀正好相反。1959年彭德怀被撤职后，夫人浦安修埋怨他说：“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是不应该干预政治的。
文革前，林彪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从不过问与军队无关的事，即使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林彪也基本上没有参与。林彪与党内其他高官的关系都不错，与刘少奇的关系不错，与周恩来的关系更不错，基本上不得罪人。高官们都觉得林彪这个人的人品不错，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林彪在5月18日的讲话，是他第一次在党内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为什么？起源于什么契机？我们将在后来逐步分析。
林彪的这次讲话，标志着他以一个硬派军人的形象，踏入政界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为林彪的讲话叫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林彪一旦出来从政的话，搞好与林彪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是极为重要的。其他高官也纷纷赞扬林彪，一来是他们对林彪的印象都不错，二来是他们看到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对林彪热情赞扬，他们就更跟着大捧大赞了。于是中央准备印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供党员干部学习。
当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审批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非常不满。毛泽东为什么不满呢？主要有这么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
什么是“庸俗化”呢？举个例子，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果理解成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是把毛泽东“高尚化”；如果理解成是为了与刘少奇争权夺利，那就是把毛泽东“庸俗化”。毛泽东自认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非常反感有人把他的动机“庸俗化”。
林彪的讲话为什么把毛泽东庸俗化了呢？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打倒彭真等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苦迭打”。林彪讲话给人的感觉是：彭真等人在暗地里捣鬼，准备搞“苦迭打”，毛泽东发现之后，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倒彭真等人，除掉了“苦迭打”的隐患。
如果从林彪讲话的说法，去理解毛泽东打倒彭真的行动，那么毛泽东不过是在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之后，采取的一种自卫行动。谁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采取这种自我保护的行动。因此，打倒彭真不过是凡人的庸俗行为，谈不上是伟人的高尚行为。
（31）
而毛泽东是怎么解释为什么要打倒彭真的呢？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思想文化阵地。《二月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他要打倒彭真，是因为彭真试图阻止广大工农兵群众搞文化革命，毛泽东是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搬掉彭真这块革命的绊脚石。
如果从《五一六通知》的说法，去理解毛泽东打倒彭真的行动，那么毛泽东的动机就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庸俗行为，而是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高尚行为。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他打倒彭真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苦迭打”。而现在林彪这么一解释，就把毛泽东的动机庸俗化和矮小化了，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
第二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了。
毛泽东认为自己不是天才，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是在几十年的复杂革命斗争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毛泽东思想是从无数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真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的尤显珍贵，来之不易。毛泽东的看法，认为他的毛泽东思想，是来自于“实践”。
而林彪提出的“天才论”，却说毛泽东思想是来自“天才”，毛泽东靠他的“天才”，轻而易举地想出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奋斗并无直接关系。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就把等于毛泽东几十年革命奋斗史“矮化了”。
“实践论”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天才，而是来自几十年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天才论”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来自个人的“天才”。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毛泽东思想来自“实践”，比毛泽东思想来自“天才”，更加能够塑造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更加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林彪说毛泽东是“天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就是变相地矮化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当然让毛泽东很不高兴。
第三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粗暴化”了。
林彪说：“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来解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按照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靠使用军队的手段，解决了彭真这些人的问题。甚至林彪还说，毛泽东用军队的手法，是“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并且号召说“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也就是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思想。
（32）
毛泽东肯定是对军队进行了一些调度部署，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毛泽东是不想动用军队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一旦动用军队，用暴力强行解决问题，那么毛泽东所作一切的“正当性”，就全部失去了。
林彪的说法，会让人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迷信暴力的军事强人，是想建立一个军人统治的暴政。这样毛泽东当然是很不高兴的。
第四个理由：林彪把对毛泽东的忠诚“封建化”了。
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按照林彪的说法，对毛泽东的忠诚是不需要理由的，不管毛泽东带领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好，我们都要忠于毛泽东，人民都要拥护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民支持我，拥护我，不是“不需要理由”，而是非常“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毛泽东在文革前多次说过：“广大人民群众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少数修正主义分子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趁着现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按照林彪的说法，人民为什么要拥护毛泽东，那是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天才，句句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天才的领导。同样按照林彪的说法，打倒彭真这些人，是因为彭真“反对毛主席”。一个人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就可以被打倒，不管你反对毛泽东的理由，是对还是错。
而毛泽东是想告诉人民：我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拥护毛泽东的理由，不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位几百年出现一次的“句句是真理”的天才，而毛泽东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试图让人民相信：你们支持我毛泽东，最终目的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幸福，是为了解放你们自己。
同时，毛泽东想要告诉人民，他打倒彭真这些人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而是因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正是因为毛泽东阻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们才会“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打倒彭真这些人，不是出于“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不让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林彪宣扬的愚忠的“真命天子”思想，在20世纪，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过时的封建主义东西。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用这种过时的封建主义东西，就可以把人民欺骗了，把人民忽悠了，让人民真的迷信毛泽东是一个“句句是真理”的神圣来顶礼膜拜。因此，林彪对毛泽东进行“封建愚忠式”宣传，反而是丑化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反感。
但在事实上，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宣传，占主导地位的正是林彪的这种“封建化”宣传，实际上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到文革后，人们又把这种封建式的愚忠宣传，归因到毛泽东本人身上，说这是毛泽东自己要搞的，因此推论毛泽东这个人封建帝王思想很重，继续损害着毛泽东的形象。
“封建愚忠式”宣传在文革初期为什么会占主导地位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33）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这个《五一八讲话》，把自己庸俗化、简单化、粗暴化和封建化，几乎就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东西。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林彪的思想水平太低，只能把毛泽东思想理解到这个程度；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林彪的思想水平太高，他要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丑化毛泽东。从当时的毛泽东来看，他是相信第一种原因的。
现在中央催发林彪讲话的文件，毛泽东如果不批准，那就是太不给林彪面子了，大大影响林彪在党内的威信。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林彪，所以毛泽东只有“违心地”同意了下发林彪讲话。但毛泽东同意了，他还必须跟林彪讲清楚：“这只是我给你面子，不是我真的同意你的讲话。”并且，毛泽东还需要提醒林彪，今后不要再这么做了。
可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怎么跟林彪讲呢？如果直接写批评信给林彪，显然要伤林彪的自尊心，而且现在也不是时机。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写“家信”的办法，间接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林彪，还不伤害林彪的自尊心。这个“家信”写给谁呢？当然只能写给自己的夫人江青了。于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在林彪叛逃之后，被公布出来，作为毛泽东“早就识破林彪阴谋”的一个证据。
毛泽东写好这封“家信”后，给来武汉汇报工作的周恩来看。据周恩来后来说：“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7月11日到武汉，跟主席汇报我出国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我汇报完后，主席要我多留一天。第二天上午我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这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
周恩来看了这封信之后，马上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主动提议说：“要不然我去找林总谈谈？”
毛泽东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善解人意，马上同意。于是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这封家信，先到上海给江青看了，然后又到大连疗养的林彪那里，给林彪看这封信。林彪看了毛泽东“家信”后的情况无法知晓，因为当时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在场，周恩来不说的话，别人是没法知道的。
这封“家信”一旦流传出去的话，对林彪的威信十分不利，所以周恩来告诉林彪，看过这封信的，只有周恩来和江青(事实上还有王任重和毛泽东的秘书)，这是绝密的。为了让林彪安心，毛泽东特地把这封信的原件烧了。
但具体是怎么烧的，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周恩来当着林彪的面烧的，有人说是毛泽东当着叶群的面烧的，也有人说是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的。但从合理性来考虑，“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的”，是最为合情合理的。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滴水洞家信”，凝聚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下面我们将特别分析一下这封信。
（34）
毛泽东把《滴水洞家信》烧毁之后，这封信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消失了。可是没想到的意外，又让这封信重见天日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中共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向人们公布林彪的问题。1972年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三百多名党政军最高层官员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材料中，出现了这封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
为了使参会者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在会议资料中，还特别添加了这封信的抄写影印件。据当时参会的人透露，抄信人的字迹比较稚拙，上面有几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
周恩来在会议一开始，特别对这封信做了解释，说：“会议材料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封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都没看过。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你们的，是根据抄件翻印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在参会者的殷切期望中，周恩来公开了这个秘密：“1966年5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在河北厅讲了话。林彪的讲话稿经多次改动后，送到主席那里，请主席批。主席总是有点不安，因为林彪那篇东西里有些话过了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当时为了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鼓革命群众之气，所以说话有些过。主席觉得如果不批，不让林彪那篇东西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
周恩来向参会者的解释，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实际的原因并非如此。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写得深刻，非常深刻的一封信。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这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就是个右派。”
周恩来用毛泽东的这封信，给已经死去的林彪，扣了一个“右派”的帽子。周恩来又解释说：“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这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
周恩来这么大张旗鼓地解释这封信的来历，还加上影印件，就是担心参会者怀疑这封信的真伪。后来果然有传闻说，这封信在林彪出事以后，由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仿照毛泽东的口气写成的。当然这个传闻是假的。毛泽东这封信的真实性，是完全经得住各种检验的。
还有不少人怀疑毛泽东这封信的真实性，是因为觉得这封信过于高深莫测，搞不清毛泽东到底要说什么意思。
很多人误以为这封信是专门给江青看的，这样就搞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了。如果把思维角度转变一下，意识到毛泽东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林彪看的，那么毛泽东信中的意思就十分清楚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林彪呢？因为这里有三个问题。
（35）
第一是林彪的性格问题。毛泽东深知林彪的性格，他的自尊心极强，是绝对不会轻易检讨错误的。如果毛泽东直接给林彪写信，那么林彪就必须给毛泽东回信。同时，林彪给毛泽东的回信中，也必须回答毛泽东指出的问题。林彪是个极不愿意检讨错误的人，而且林彪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这就等于给林彪回信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如果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林彪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就完全没有必要给毛泽东回信了，这样就自然而然地省去了林彪的回信难题。
第二个是林彪的动机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林彪的讲话，因为它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但林彪是“好心办坏事”，还是“诚心办坏事”呢？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好心办坏事”。既然林彪是好心，如果毛泽东直接给林彪写信，责备林彪的话，就会伤害林彪的“好心”。而毛泽东给江青写信，就不存在责备林彪的意思，最多是“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这样就不会伤害林彪的“好意”。
第三个是信件的处理问题。按照中共的规定，毛泽东写给各个官员的信，都要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收藏，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能销毁。这个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举个例子，如果皇帝写信让大臣干一件事，大臣遵照皇帝的指示干完之后，皇帝却把原信销毁了，若说没有布置过，那么该大臣不就有口难辨了吗?
因此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属于“公信”，必须上交中央办公厅存档，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毛泽东这封信中有批评林彪的内容，把这样的信存档，就等于在档案中，给林彪塞进一个黑材料，为想整林彪的人提供方便。反林彪的人随时可以从档案中找出这封信，来作为批判林彪的把柄。
而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家信”，纯属私人信件，自然就不必上交中央办公厅，烧毁当然也没有关系。所以毛泽东后来把这封“家信”烧毁，也不存在违规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用写“家信”给林彪看的方法，既让林彪知道了自己的不满，又不伤害与林彪的关系，实为非常高明的一招。
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措辞总是十分谦虚的。比如他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那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信件中，开始是这么说的：“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
毛泽东在这封“名为写给江青，实为写给林彪”的《滴水洞家信》中，也是用平等的，谦虚的语气，向林彪解释自己的性格，解释自己的想法，试图想让林彪明白毛泽东的一番苦心。
（36）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毛泽东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向部下发号施令，或者向大众进行演讲。毛泽东用对待朋友的平等身份，谈论自己事情的信件，那是非常少的。而这封《滴水洞家信》，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因此，我们在这里多费一些篇幅，全文抄录毛泽东的这封信，然后做相应的解释。
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江青：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武林是杭州的别名)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鲁迅那样坦率。鲁迅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我在跌了几跤之后，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峣”yáo，为高直貌；“皎”，指玉石之白。即：性情刚直卓而不群的人，往往容易横遭物议；品行高洁如玉石之白者，最容易受到污损）。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深难奥的乐曲，能合唱的一定很少。名声很高的的人，实际的才德常常难以相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37）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蒋介石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蒋介石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38）
下面，我们对《滴水洞家信》进行逐段分析：
《家信》的开头一段：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都是很有兴味的。
这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与林彪无关。
《家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这是指1959年彭德怀跳出来，事隔七年多的1966年，彭真、刘少奇又跳出来，所以毛泽东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家信》：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这里毛泽东称呼林彪为“朋友”，这是毛泽东表示出一个非常谦虚的姿态。
林彪比毛泽东小14岁，又一直是毛泽东的部下，说他是毛泽东的“学生”，完全不过分。毛泽东在林彪面前摆一点长辈的架子，老师的尊严，林彪应该完全不会反感。相反，毛泽东这里却称林彪为“朋友”，也就意味着毛泽东把林彪看成是与自己身份平等的“朋友”，实在是对林彪过于“客气”了一点。
也许是毛泽东想要批评一下林彪，但又怕得罪了林彪，所以先把林彪“捧”一下，称林彪为“朋友”。不过这里毛泽东称林彪为“朋友”，反而是个败笔，让林彪起了疑心：“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客气？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林彪的大捧特捧，让毛泽东起了疑心：“这么大捧特捧我，林彪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毛泽东同样的过于客气，也让林彪起了疑心。比如在1969年中共“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突然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大吃一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
林彪急得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
这时林彪急中生智，向会场的众人说：“毛主席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举手。”
会场上的人都举手了，毛泽东这才不再推辞，当了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这么客气的态度，已经超过了让林彪心存感谢的程度，林彪反而很不安起来，怀疑这种过于客气的背后，是不是另有文章。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好得过了头，你恐怕也会怀疑他是不是另有所图吧。
林彪对毛泽东吹捧过了头，毛泽东对林彪客气过了头，反而给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造成了隔阂。这正是应验了“物极必反”的原理。
（39）
让我们的话题再回到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
《家信》：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这里开始批评林彪了。林彪把“批判彭真”的主要目的说成是“防止政变”，这样的提法，过去毛泽东和中央都从来没有这么提过，这是林彪自作主张这么讲的。所以毛泽东说他对林彪的提法，“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没有明确批评林彪的提法“错了”，而是间接地说自己“感觉不安”，这是非常婉转地批评林彪的提法不对。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此后再也不提“政变”的话题了，这算是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
《家信》：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这里毛泽东想告诉林彪：我的本意是不赞成你那么吹捧《毛著》的，我只是违心地同意了你的吹捧。”
《家信》：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鲁迅那样坦率。鲁迅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我在跌了几跤之后，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毛泽东想告诉林彪的是：我为什么反对你那么吹捧我呢？是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运气比较好，正赶上当今世上没有英雄，让我这个“竖子”占了便宜，成了名。我在跌了几跤之后，越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们偏偏不相信我是这么想的。
《家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这个人是矛盾的，又自信，又不自信。我总觉得是因为山中无老虎，我这样的猴子才变成了大王。但我也不是单纯的猴子，我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虎气为主，猴气为次。
这里毛泽东说的“虎气”，是指“敢想敢干”，指勇气；“猴气”，是指“见机行事”，指计谋。
《家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像你们吹的那么“神乎其神”。
（40）
《家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今年四月杭州会议上，我表示了对你的提法有不同的意见，可是你在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吹得很凶，我只好被迫接受了。我知道你的本意，你是为了打倒彭真、刘少奇那些“鬼”，来树我这么一个“神”，于是我就变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神”了。
《家信》：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你把我捧的越高，我会摔得越重。不过我也做好思想准备，不怕跌得粉身碎骨了。
《家信》：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毛泽东这里主要是对江青说的，也间接对林彪说，注意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家信》：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解说：这里毛泽东提到的“黑话”，是指右派说的话。在文革时期，称右派言论为“黑话”，右派分子为“黑帮”，比如“三家村黑话”、“彭贼黑帮”等，还专门有《陈毅黑话录》等出版物。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些话，有些接近右派言论了，右派不正是提倡“反对个人崇拜”吗？但右派“反对个人崇拜”，是要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我“反对个人崇拜”，只是感到“天才论”的一些提法，有些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家信》：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说的这些话，现在不能公开，要不然就会给左派泼冷水，帮助了右派。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全国打倒大部分右派，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扫除。扫除不干净的漏网右派，过七、八年以后再横扫一次，要经过这样多次的横扫，才能把右派全部扫除干净。
（41）
《家信》：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的这些近似右派言论的话，不仅现在不能公开，将来也不一定公开，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不欢迎我说这些右派言论。也许在我死后，右派会上台当权，他们会公开我的这些右派言论，企图利用我的右派言论来“永远高举黑旗”。不过右派当权是不会长久的。
这里毛泽东又是一个败笔，他说他的这些话将来有可能公开，那不是等于给林彪头上装上一颗定时炸弹？后来毛泽东也觉悟到这一点，为了安抚林彪，他把这封信烧了，也就是意味着永远不会公开他的这些右派言论了。
《家信》：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你用不着那么担心右派搞政变。即使右派政变成功，他们也是短命的。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这些右派言论，得势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左派言论，将右派打倒。
《家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到目前为止的文化大革命，还只算是“认真的演习”，今后才开始真正的战争。不过在目前这个演习阶段，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会学到各自的教训。
（42）
毛泽东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那时文革的确还是在“演习”阶段。到1966年8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战争状态”。这里毛泽东给林彪预先“打招呼”，我要搞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开始呢。
《家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这里同时对林彪和江青说他的这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望他们既要有必胜的信心，又要有遇到挫折的心理准备。
《家信》：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这是写给江青的，也是信的结束语。其实毛泽东真正写给江青看的内容，只是这封《家信》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中间都是写给林彪看的。平时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都较短，在这封信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家信”。
毛泽东在这封《家信》中，给林彪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关于“政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搞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反修防修，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的和平演变；而林彪认为搞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是为了防止“苦迭打”，与毛泽东思想大相径庭。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从此再不提“政变”问题了。
毛泽东这封《家信》中给林彪提的第二条意见，是“天才论”问题。毛泽东不希望林彪把他吹捧成“天才”，这点我们前面讲过，“天才论”矮化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而且煽动对毛泽东进行封建式的愚忠，实际上反而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
毛泽东希望着重宣传他“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面，可是林彪却要把毛泽东塑造成“句句是真理的天才”。林彪塑造的毛泽东形象，背后的画外音是：不是毛泽东应该“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应该“为毛泽东服务”。这其实是让毛泽东脱离人民群众，把毛泽东“放在火上烤”。
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以后照样大吹“天才论”，终于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因为“天才论”公开争吵起来，最后导致林彪与毛泽东分道扬镳，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为什么非要坚持“天才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