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国做项目总结
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Ahne教授发来电报。国际合作计划原来安排他和Jorgensen三月份再次来华做项目总结。由于我们二月底才寄出邀请信，他们到三月初才收到，办理签证手续已经来不及了。决定改为由我四月底去慕尼黑，由欧盟项目出钱购买机票，三个人一起在那里写总结。并随后寄来了邀请信。
拿到邀请信后，我计算了一下，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了。按照中国这种官僚的办事程序，要在四月底办好一切手续真的很难。我急得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
快！快！快！我几乎天天都在忙这事。好在有小陈在中科院外事局帮忙，我的出国申请于三月二十六日就被中科院批准了。到四月十日才办好护照，并交到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剩下的事情就只有靠上帝保佑了。Ahne教授可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我寄来了四月二十六号的机票。
我二十四号赶到北京，中科院签证室的办事人员翻了一下记录，冷冷地说：“你的签证还没有出来，等着吧。”我几乎要绝望了！
第二天清早，我拿着机票，在上班前赶到签证室。办事人员正要出门，我拿出机票，几近哀求地说：“这是明天的机票啊！你能否给大使馆说说，这是欧盟的合作项目，他们应当能给予优先办理的。”那人拿着机票看了一眼，确实是从德国寄来的汉莎航空机票，就说：“这样吧，我把机票带给他们看看，只能试试看啊。”
整整一天，我都是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度过。我不停地想，万一拿不到签证，我该怎么办？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下午四点多，办事员从大使馆回来了。他嘘了一口气说：“那机票确实管用，他们还真把你的护照拿出来给提前签了。”拿到护照，我那紧绷的心才放了下来。啊，真难呀！
二十六日中午，飞机从北京直飞慕尼黑。苏联解体后，飞机不再从南边绕道而行，而是直接飞过去，比原来少了好几个小时，下午四点就到了慕尼黑新机场。Ahne教授已经在出口等着我了。
这次Ahne教授把我安排在离慕尼黑大学只有两站地铁的一个招待所里。条件很好，还能自己做饭，周围都是商店。Ahne教授说：“今晚请你来我家吃饭，你明天休息一天吧。后天Jorgensen来了我们就一起开始工作。”
我随着Ahne教授到了他家。自一九八八年来这里参加国际会议后，一转眼就有五年没来他家了。他夫人很高兴地出来迎接我，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还告诉我她在练“中国功夫”，甚至还知道“气功”，问我会不会。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音乐。Ahne教授喝了一大口啤酒，问到：“你喜欢什么音乐？”我想了一下，如果说些我喜欢的中国歌曲他肯定不知道，就告诉他：“我比较喜欢贝多芬的交响乐，特别是喜欢第五交响曲《命运》。”他惊讶地看着我：“你喜欢这个？希特勒也很喜欢它啊。”我不由得“扑哧”一下笑了起来：“希特勒吃饭用叉子吧？你为什么也用叉子吃饭？”Ahne教授好奇地问：“你真的是这么认为？”“当然。”我肯定的说：“我喜欢就是喜欢，和其他人喜不喜欢没有任何关系。”
Ahne教授放下啤酒杯去洗手间。他夫人问我：“你会气功吗？”我笑了笑，把Ahne教授的啤酒杯拿过来，对她说：“我给你变个魔术。”我捧着杯子，使劲发功，然后把杯子放回去。Ahne夫人不解地看着我。这时Ahne教授回到桌子旁，继续讲他刚才没有讲完的话，同时喝下一大口啤酒。突然，他把喝的啤酒吐了出来，大声问道：“谁把我的啤酒换了？”他夫人这才明白，哈哈大笑地说：“江刚才摸了一下你的杯子。”Ahne教授呆呆地看着我：“你…摸了一下我的杯子？”我忍住笑看着他，没有做声。
我确实没法解释这事。今年春节会餐时，王伟俊非要我喝酒，还来激我。他拿着小半瓶白酒说：“你如果喝一小杯，我就把瓶子里剩下的酒都喝掉。”我想起杨老师教的气功，就试着想法子使劲，想把杯子里的酒尽量赶走。过了一会，我闻了闻没什么气味了，一口气喝了下去，好像没有那样辣啊。王老师睁大眼睛看着我，不知道滴酒不沾的我怎么一口就把这一杯酒喝进去了。陈英鸿则高兴地说：“好，小江开了酒戒！”只有坐在旁边一声不吭的小冯心里清楚：这里面已经没有了酒味。但这种荒诞的事情怎么能给Ahne教授说呢？就是跟中国人说，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啊。
第二天，我去马普外事处，那里的新处长拉着我讲了半天，希望中国科学院能跟德国的马普加强联系，希望能多多交流。说现在中国人好像都不怎么讲话，特别是有什么想法……。我看着这个新处长，心里想: 这事对我们说好像没有什么用啊！国内的学术空气活跃了，自然就会开口了。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事情。
随后，我去中央火车站，买了一张乘坐地铁的周票。这个价格很便宜，算下来几乎是平常票价格的八分之一。Ahen教授看到这张周票，仔细询问了这票的用法，不由得惊叹：“啊，这么便宜，我从来没听说这东西，你们怎么一来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呵呵地笑起来：“我们钱少，所以注意打听这方面的消息。你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不关心呀。”
第三天，Jorgensen教授到了。我先向他们详细报告了我这一年的研究进展，还带来了一块电泳胶片。这是水生所和病毒所的这两种病毒在同一块胶上跑核酸电泳的结果，非常清晰地显示这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种病毒。他们仔细看了看，Ahne教授还把那胶干燥后保存起来。接着，我汇报了关于这两种病毒在免疫学特性，对鱼的毒力等几方面的差别。指出病毒所分离到的不过是一株呼肠孤病毒，根本就不是草鱼出血病的病原。人工感染草鱼后几乎没有什么死亡，症状也很轻微。Jorgensen教授静静地听着，后来问了一句：“他们发表的文章不是说草鱼感染后死亡率很高吗？怎么你做感染试验没有死亡？”我楞了一下。没有根据，我不能说他们的文章是假的，或者错的啊。于是我就问：“你们看到水生所原来发表的文章吗？上面不是写着：这个病毒能产生细胞病变。可实际呢？”Ahne教授似乎明白了什么，“唔”了一声。
我接着告诉他们：临行之前，我去过病毒所。他们觉得要电泳我们这个病毒的核酸非常困难。当他们听说我们是直接从病毒悬液里抽提核酸时，非常惊讶地说：“原来你们不提纯病毒啊。”然后就不做声了。然而，当我到达慕尼黑时，Ahne教授刚收到从武汉病毒所写来的信。信中指责水生所不提纯病毒而是直接从病毒悬液中抽提核酸，并说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Ahne教授把信给我看。我摇摇头说：“这是他们不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反正在中国，像北京的三零二医院，中国军事医科院都是这样直接研究呼肠孤病毒核酸的，有什么问题吗？”Ahne教授笑了：“是的，没有必要提纯病毒。把这封信忘掉吧！”说完，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我看着Ahne教授，很严肃地说：“我已经从中国的鱼里分离到四个呼肠孤病毒了。看来在中国的水域里，这样的病毒还会有很多，但草鱼呼肠孤病毒只有一个。如果以他们分离到的病毒为标准研究草鱼出血病，后果将很难预料！”Ahne教授显然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但他一声不吭，也不再提及第三阶段合作的事情。
随后几天，我们天天坐在Ahne教授的电脑前写总结报告。Jorgensen英文很好，所以大家讨论后，由他来口述，Ahne教授输入。最后写到结论时，大家都沉默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病毒减毒后做疫苗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是需要注射才有效果，浸泡或口服几乎没有作用。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不能改变这个结果。Jorgensen教授思考了几分钟，才慢慢地说：“就这样写：虽然病毒已经减毒，而且能保持其抗原性。但只有象灭活疫苗一样注射才能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浸泡和口喂试验显示不能产生足以抵抗强毒株攻击的免疫力。因此，我们最初设想的目标没能达到……。”Ahne教授默默地往电脑里输入。我想他此刻心里一定不是很愉快，我也觉得有些抱歉。但这是科学，而且是在国外。不能像在国内，可以没有底线的闭着眼睛大吹牛皮，反正没有人来揭穿。这里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要讲真话！
写总结不是太忙，我们每天下午回家都比较早。一天我刚回到招待所，还没进门，突然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急切地问：“请问您是不是医生？”我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他指指远处的一个更小的男孩说：“他的手破了，能帮忙看看吗？”我刚好随身带了几张“创可贴”，就点点头：“你叫他过来吧。”等我从房间里拿出“创可贴”，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门口。我给他洗干净伤口，再贴好胶布，小男孩高兴地说：“谢谢你！要不妈妈会骂我的。”我调皮地朝他笑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告诉你妈妈啦！”没想到临走前一天，我正在房间里清理箱子，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正在努力从门口的阶梯往上爬，手里还拿着一个玩具。我赶忙把他抱起来。那个孩子说：“我要……把这个……送给你。”我朝外面一看，在屋外的墙角露出那天见到的两个男孩的头。我明白了，一定是他们叫他们的小弟弟来送我礼物的。我接过玩具一看，是一个上了发条后会放音乐的小船，虽然有点旧了，但也挺好玩的。我接过小船对他说：“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哥哥！”然后往他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才让他摇摇晃晃地跑回去。并对着看不见的那两个小男孩招了招手。再见，好懂礼貌的孩子啊！
这个招待所二楼还住着一个俄罗斯的学者，也是马普请来的。平时见面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有天晚上，他邀请我去聊天。我们坐在一起，聊了好多中国和前苏联的事情。他非常遗憾地说：“真想念过去的日子啊！”说着闭上眼睛：“特别怀念五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关系那么好……”我一听就点点头说：“那当然，那时候你们是老子，我们是儿子。”那个俄罗斯学者一下子脸红了：“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看他很尴尬，就松了口气说：“嗯，那是两个政府之间的事情，两国人民之间还是很真诚友好的。”我给他讲了苏联专家西林帮助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事情。告诉他，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还算是谈得比较愉快。
总结终于写完了。周六，Ahne教授接我和Jorgensen再去他们家吃晚饭。晚上我们聊得很晚。他夫人叫我教她“气功”，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好把太极拳一点点的教她。没想到她学得那样用心，倒还真有模有样的。大家都看得笑起来。
我发现Jorgensen教授在聊天时老是在揉后背，就关心地问他：“你哪里不舒服？”他皱皱眉头说：“我背后老是感觉痛。”我说：“那我给你按摩一下吧。”当我跟他按摩时，感觉似乎不是背部肌肉和骨头的问题，似乎是里面内脏的问题。然而我看不出究竟是什么，真的一点也看不清楚。
Jorgensen教授第二天就要回丹麦了。从Ahne教授家出来，我把Jorgensen一直送到他住的酒店，并告诉他，我打算明年九月去参加美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临分手时，他朝我招招手，大声说：“我也要去的，我们美国见！”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第二年夏天，他没有去美国开会。参加会议的其他丹麦学者告诉我，他生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而他仅仅坚持到下一年的第一天就去世了。Ahne教授来信告诉我，他患的是肺癌。接到Ahne教授的信后，我难过地坐在那里，想了好久：为什么其他人的病我能看到，怎么就看不到Jorgensen教授的病呢？难道癌症有什么不同吗？
周一中饭后，我和Ahne教授在英国公园散步。Ahne教授问我：“你打算下一步做什么研究？”我告诉他：现在全国对虾养殖发展太快，虾病来势凶猛，恐怕要出大问题。据说病毒病很多，我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我问他：“你愿意做虾病毒方面的研究吗？”他一听就摇头：“不，虾病毒不好做，没有敏感细胞。”我听了不觉得有点好笑。可能这几年他做这个没有细胞病变的病毒伤透了脑筋，觉得太不好做了。不过我能理解，前几年我问过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人，他们不是也觉得不好做吗？但从他的话里，我也听出他曾经研究过虾病。这也给我打了个预防针，在做虾病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五月十一日中午，我乘飞机出发，于十二日清早回到北京。飞机起飞后，我贴在舷窗上呆呆地朝下看。默默地看着慕尼黑在我的视野中迅速变小，远去。我依依不舍地想：以后再来的机会恐怕很少了。真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来再看看这个美丽的城市。慕尼黑，我已经对它产生了感情。它在我心里似乎不是外国，似乎已经成为继武汉和荆门后的第三故乡。
再见了，我的第三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