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被捕后对中国未来惊人预言
张春桥早年曾是文艺活跃分子，在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1949年后仍不断写作，发表多篇文章。1958年，张春桥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深为毛泽东赞赏，使他由上海进入中央。文革爆发后，张春桥更是平步青云，直至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被捕。作家文贝在个人博客中撰文《张春桥是有才能的“预言家”》指出，张春桥在生活作风上非常检点，同时是个有思想的人。
军师是出谋划策的人。中国古代的军师，往往是智慧的化身。历史上很多军师曾经以自身超凡脱俗的智慧在军事上筹划奇谋妙计，决胜于千里之外。
把张春桥称为狗头军师来源于郭沫若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政治流氓”是王洪文，“文痞”是姚文元，“狗头军师”是张春桥，“精生白骨”是江青。其实郭沫若在人格上一点也不比张春桥高尚，这位没有骨头的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并不为人称道。
把张春桥称之为“狗头军师”，其实是看轻了他。张春桥不是军师，而是主将。在四人帮里，他是最有能力，最有主见，最有城府，心理承受力最强的主心骨。当然，也可以说他阴险狡诈，顽固不化，能出坏主意的人。
张春桥1917年生，山东巨野人。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10月被捕，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减为无期徒刑，2005年4月21日因肝病病逝。终年88岁。
张春桥是个文化人，早在1932年就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春雨之夜》《为国捐躯》《爱痕之一》《这一天》《漫谈》《学校生活素描》《银铃》等文章，后来又在《华蒂》《妇人书报》《新诗歌》《中华日报》《文学季刊》《新文学大系》《太白》《中央日报》《漫画与生活》《新艺》《漫画漫话》《大晚报》《创作》《时事新报》《申报》《立报》《抗战文艺》《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解放后仍不断写作，发表多篇文章。其中1958年在上海《解放》上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批判他的时候说张春桥是叛徒，说他1935年5月在上海从事拥蒋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说他是1938年1月混入延安，一直都在为国民党执行秘密任务。不知道张春桥这个特务对岸的国民党政权是否承认，承认的话他的后代该去要特务津贴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春桥的老婆文静，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
文革前张春桥已经高居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张春桥作为市委书记，也曾受到过多次冲击。如果张春桥不被捕，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基本肯定是他的，当时他59岁，华国锋55岁，邓小平72岁。
1980年11月20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张春桥罪名包括：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在上海争当一把手，整陈毅的黑材料。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1980年12月13日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这些带有政治符号的定性不具法律意义。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面对提问，不答；送达文件，不看；要他签字，不签！
张春桥的长寿，是他城府深和心理承受能力超强的结果。他不像青那样的浮躁，不似王洪文的浅簿，没有像姚文元那样侥幸的脱罪企图。他城府很深，经得起任何打击，这是他的素质。
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他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这种丝毫不在乎的心态，使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他发迹于柯庆施，担任过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恰恰是毛泽东最看中的人，差一点当了总理。
时任张春桥预审主法官的原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回忆，在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时，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张春桥嘴中“你们的法”指的是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即使张春桥有罪也不应当追溯，因为他的问题只能依据当时的《公安六条》惩处。这一点张春桥是对的。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就是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说明张春桥在生活作风上非常检点。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发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到了1983年1月，缓期二年已满，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张春桥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从1976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反对洋奴哲学》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
“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据说张春桥被捕后，包括在法庭上都一言不发。后来他在法庭上作了一次发言：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张春桥的发言在今天看来多发的令人震耳发聩！他是真正的预言家。
无须对张春桥做出评价，他的思想在文章里，他的性格也反应在法庭发言中。
当我们结合今天的社会情况，再看张春桥的思想，该如何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