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
作者: 金宝瑜
中国的走资派有他们一套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计划，人民公社成立后，走资派就不停地用各种伎俩来破坏集体农业。他们提倡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 “三自”就是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自负盈亏。“一包”是指由个体农户直接与国家订合同来包产到户，也就是个体农户在与国家所订的合同中，向国家承诺缴纳一定的农产量，如果生产超过这个定额，多余部份归农户，即所谓多产多得。走资派认为这样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如果产量不能达到这个定额，农民得自己补上。
在集体化下，为什么农民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原因是农民可以利用自留地来种植一些蔬菜、养几只鸡、养一头猪，这些产品可以卖掉或者留着过年过节时自己吃。在生产力发展尚不足时，自留地是有必要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如果他们花在自留地上的工换来的产品，多过于在集体劳动所得到的工分，他们会很情愿地利用自留地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自留地的废除要等到集体劳动所得的工分超过农民在自留地劳动所获得产品，到那时农民就会愿意放弃他们的一小块自留地。但是如果将自留地扩大，再配合自由市场的扩大，那就只会鼓励农民将更多的劳动力用在他们的自留地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作为商品到自由市场去卖。如果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继续不断地扩张，最后就会导致集体生产的解散。
资产阶级当政以后，终于在1984年如愿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今天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不得不记起来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毛主席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再实验吗？”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时后，毛主席大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说：“主席，我懂了。”
我们对毛主席的远见不得不佩服，在他过世后，他所有的预料一件件地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毛主席这段话不但说明了，在中国小农生产无法发展农业，无法完成农业的现代化，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如果在农业上不能自力更生，帝国主义就会乘机而入，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工业的发展就无法得到保障。这个事实不但适用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适用于第三世界，说明了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无法现代化和不能持续发展的道理。
从1958到1978的仅仅20 年中，中国农业生产力在集体所有制下，得到快速全面地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工农联盟下的伟大成绩。这样大的成绩是中国农民支持国家的政策，无保留地付出了他们大量的劳动力来实现的。农民在冬季生产不是最忙的时间里放弃了本来可以稍微休息的日子，付出大量劳动来平整土地。此外，还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将人和畜类的粪便处理成有机肥，用来提高土地的肥力。平整土地为机械化做好了准备，在社会主义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业的生产给农业提供了各种农用机械，拖拉机、收割机、推土机和播种机等等，到了六十年代后，公社和大队更发展自己的农机制造和维修，逐步地取代了农民最辛苦的耕田的劳动。农民投入大量劳动力修建了灌溉系统，到了七十年代有了灌溉的机器，以及农村电力的发展，逐步取代了农民用人力挑水进行灌溉的辛苦劳动。到了七十年代末，可以说农民所有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正是在农民开始减少他们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本主义改革，将人民公社解散了。怪不得在人民公社解散不久后，一位农民告诉我一个他们的顺口溜，“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资本主义改革开放40年后，所有人都认识到今天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正在面临极为严重而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农业生产停滞、农田基本建设荒废、种田无法维持生活、年轻劳动力不得不离开亲人到都市去工作，才能寄钱回来养活家里的老小。六千万中国农村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他们和祖父母留守农村，在他们成长的年月里，通常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能与父母见上一面。六千万是个多么庞大、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这个数字的背后，更是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以及这些儿童未来如何面对他们身体和心理所受到的创伤。农村的资源被不断地抽走，其中最宝贵的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年轻人被迫出去工作，年纪大的人的生活人不但没有子女在旁协助，还得照顾他们的孙儿孙女，他们家庭分散了。过去在战火燃烧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分散的家庭？那个年代，是战争将家庭分散的苦难强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今天并不处于战争中，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70年的和平，凭什么中国人还是要遭受家人分离的痛苦？这难道不是残酷的经济压迫所造成的吗？这么多少年儿童所受到的创伤不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奇迹”的另一面吗？
我们来看看，今天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专家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严重的问题，即所谓“三农”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牛若峰写了一篇有关“三农”问题的文章：《中国“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牛若峰首先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样形容，他认为“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农业和农民欠发达，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城乡差别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大等等。然后牛若峰对他所指出的这些问题，解释了它们产生的原因，他说：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国家采取了“城乡分割，一国两策”体制，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位一体”的严密统治系统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对乡村的优势地位，且城市与乡村极不对称的称状况日趋加剧。
牛若峰这位农业专家把中国今天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归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上去，他把工农联盟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说成“城乡分割，一国两策”，把农业集体化时代如此辉煌的成绩说成是今天农业生产停滞、农村凋敝、农民生活艰苦的原因。今天的农业专家把今天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归罪与社会主义下农村集体的发展，用意在哪里？这位农业专家的说法，正好跟30年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中国不但没有“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恰好相反，工农联盟的政策实现了工业与农业在经济发展上相互支持、促进了都市与乡村生活水平上的均衡，使生活在都市和农村的人在教育文化上和医疗卫生各方面趋向平等、大幅度地缩减解放初期城乡在各方面的差距。社会主义时代在集体所有之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农民生活各方面的改进，是几亿人民所经历过的，这样的成绩没有任何专家学者可以把那它从历史上抹去，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窜改历史，屈辱中国劳动人民和否定劳动人民辛苦获得的成绩。今天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严重的问题，完全是农村集体化被彻底摧毁，工农联盟政策被彻底打破而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切断了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是资本主义改革把农村的剩余抽走，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的凋敝，造成农村的年轻人必须离家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造成子女和父母家庭分离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