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株菩提一尊佛 （1）
拉萨是一座典雅的城市，坐落于东西长70多公里，南北宽20多公里的高原盆地中间，发源于唐古拉山南麓的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的北岸，四周高山环绕，自古称为“铁围”，整个城市沿拉萨河东西绵延而建。拉萨海拔高达3700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省会城市。现在的拉萨市规划布局以布达拉宫为基准，布达拉宫的东面是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老城区，以大昭寺和八廓街为中心延伸到河坝林的拉萨河大桥，主要以历史悠久的藏式建筑群为主，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前的拉萨城就是指的这一带，大多数藏族人口居住在这里，所以这一部分具有浓郁的传统的藏文化色彩。西面是新城区，直到罗布林卡一带，基本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建筑。一看就知道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单调而没有个性。与中国的其它地方一样，中共的官员们总是认为建筑所体现的主要应该是政绩作用，而不是它的审美和使用功能。在1984年，拉萨是默默无闻的，并无现在那样被来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无数因物质享受充分过剩而变得疯狂的人们暴走着、谈论着和书写着。尽管在夏季的街上也可以看到许多的西方游客，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来说，拉萨只是记忆中一个隐约模糊的地名，至多只知道它是西藏的省会。那个时候的拉萨城并不大，城区总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不多，全市仅有10万人左右，其中汉族人口约有3万余。作为一个省会和西藏最大的城市来说，显得过于玲珑小巧，甚至连中国内地一个县城的规模都赶不上。不过在回风流云中单纯而安静地存在了千年的这座古城，给我的总是一种沉静和惬意的感觉。
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是十分久远的，它的建立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西藏历史上第1个部落联盟政权吐蕃王朝时期。与所有有着丰富历史沉淀的城市一样，这里也有着许多共同的优美神话，如布达拉宫，大昭寺等。而布达拉宫是这些神话中的最高标志。与中国内地的皇宫建筑讲究平面占地广阔，横向有序的布局不一样，它是一座庞大的城堡式宫殿，位于拉萨平原中央称为红山的顶部，建筑顺山势而建，从低至高按佛教教义中的“三界”理论依次为山脚下的雪（雪为地名，1999年改建为布达拉宫广场）、白宫和红宫。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当时共建造999间房屋，加上山顶红楼为1000间，在后来的数百年间毁于兵燹战乱，仅存一间观音堂。到1645年5世达赖喇嘛决定重修布达拉宫，于1693年竣工。重建后的布达拉宫形成一个长360多米，宽200多米，建筑面积达九万多平方米并覆盖整个红山的庞大建筑。今天许多人认为布达拉宫是一个寺院，其实它是宫殿而不是寺院，里面的佛殿称为“拉康”，平时并无僧团定居，只有个别僧人进行管理，也不做大型的佛事活动。布达拉宫由寝宫、佛殿、灵塔殿和僧舍等组成，内藏大量珍贵的佛像、壁画、经书典籍和价值连城的珠宝。从此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和西藏政教机构的中心。在整座宫殿中白宫是一个重要的部份，其外墙均涂为白色（藏族认为白色是吉祥、善良的象征），是达赖喇嘛居住和处理政教事务的场所，5世至14世达赖均以白宫为生活、办公的地方。而红宫则是供奉历代达赖的灵塔之祭堂（藏族认为红色代表着权力和英勇善战），是整个布达拉宫建筑群的中心和高潮。这座宫殿的神奇之处是它位于的红山突兀而起，除了其对面数百米处比它低得多的药王山之外，周围皆是平地。据说原 来两山相连如龙身龙尾，后被清朝军队炸开。现在红山一侧有一佛塔，塔上有挂满经幡和铜铃的绳索与药王山相连，是为续接两山龙脉风水，称为“摇铃接脉”。
布达拉宫在如洗蓝天之上，以13层117米的高度巍然耸立于拉萨城中央，傲然是天地之中心，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宫殿。在拉萨城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在太阳下发出的熠熠金光。上个世纪60年代它的前面修建了一条名为北京路的宽阔大街，成为横贯拉萨东西的主要交通干道。由于布达拉宫的顶端位于佛教所称“三界”之“无色界”，即最高境界的天堂净土，人们在经过布达拉宫的时候总是要抬头仰视着它，加之红壁白墙，金顶辉煌，神幡飞扬，因此给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诚惶诚恐敬畏神圣的奇异感觉。它对整个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具有无可替代的象征意义。正因为这座宫殿有着这种神奇的力量，我的藏族朋友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布达拉宫不是人建造的，而是神建造的，因为人力是无法在险峻的山顶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的确，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要建造这样一座宫殿，其技术难度也是相当大的。这种古代人类所创造的神奇之谜使现代人也感到难解。
我到拉萨后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工作，按照中国的司法体制，它是整个西藏的最高审判机构。它的前身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在1965年之前西藏没有正式成立自治区，还不是中国的一个独立行政区域，因此其司法管辖直接由中央司法机关派驻分支机构实施。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也就顺理成章改为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高级法院在拉萨东郊河坝林，此地从前是以出售牛羊肉食和蔬菜为生的回族商人聚居地，这些人大多是当年清朝驻藏军队士兵的后代。河坝林位于拉萨河边，紧邻西藏大学（1985年前称西藏师范学院）。后来法院于1986年迁至西郊北京路上，原址就划归西藏大学。当时的高级法院只有30多名工作人员，藏族汉族各占一半，受过专门法律高等教育的则屈指可数。仅有的2名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法律本科大学生当时担任副院长（现在就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就只有刚刚毕业的我和另一位同学王双泉（他现在担任着西藏高级法院的副院长）。其他的大部份人不仅缺乏法律训练，就连一般的文化知识水平也较低。加之整个中国正式颁布的法律很少，大多数的社会关系并无有效的相关法律调整，因此整个法院的审判仍然按照过去习惯的思维和方式工作。不过这并不是西藏的独有现象，那个时期整个中国的司法审判系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要从这种从来没有现代法制的状态过渡到一个完全法制化的社会，对于中国来说，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
到拉萨后我发现情形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分配给我居住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小木屋，而是一排排水泥砖平房中的一间，面积约20多平米。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我居住的那间平房门外同时分给我一块菜地，供我自己种植蔬菜。当时的拉萨同全中国一样，仍然处于物质商品的匮乏之中。粮食仍按人口每月定量供给（每人每月约30磅），供给比例为一半大米一半小麦面粉。商店里商品也很少，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香烟、酥油、自行车等仍需凭票购买。奇怪的是拉萨街头竟然没有食盐和酱油卖，需托人到格尔木或成都带来。那时由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常被人戏称为“支农班车”，因为所有的乘客不论身份如何，均大包小包地携带着蔬菜或其他食品。拉萨街头也极少有蔬菜出售，除了八廓街的冲赛康偶尔有几个藏族妇女出售少量土豆和白菜。这种状况可能是由于藏族传统习惯较少吃蔬菜，种植蔬菜也少；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把自由交易视为“资本主义”而加以限制（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即已在全国范围内严禁农民进城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违者一律冠以“投机倒把”并作为“坏分子”予以处罚）。同时党的传统理论认为凡是不亲身参与生产劳动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并且在劳动中消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健康观念。不过尽管如此，所有拉萨的国家公务人员和市民在自己种菜时仍然认为解决生活之需比改造自己的思想更为现实和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蔬菜种植中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除了种菜之外，你还必须在自己的菜地里挖上一个地窖，在秋天收获之后将菜储存起来，以备整个冬季之需。由于拉萨地处高寒，年平均气温低，蔬菜的生长期长达5个多月，因此一年只能种一季。但由于此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不需要过多照料，产量还是会很高。不过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毫无种植经验的人来说，要种出供自己食用的蔬菜肯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记得刚开始时，种什么品种的菜让我颇费心思，于是向内行广为咨询，有人建议我种花椰菜。我到街上指名买回菜秧种下，经过一番浇水施肥，除草灭虫之后，菜秧茁壮成长，但越长越看不像花椰菜，临近收获时才发现是卷心菜。虽然贻笑大方，但也算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不但有了收获，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一年后，我俨然已是老道的菜农，自己动手用塑料薄膜建盖了一个小小的温室，仅几平方米的土地就收获了几十公斤西红柿。我高兴而自豪地拿了四处送人。要知道在当时的拉萨，蔬菜是最受人们欢迎的礼物，何况这还是我自己种植的蔬菜。
我在西藏的第一个亲密的朋友是一只幼小的藏狗，它和我的相遇应该是一种缘分。我是在街上碰到它的，那时它比一只猫还小，它跟在我后面很久，不停地“呜呜”叫着。我估计它是和它的主人走失了，于是我把它抱在怀里带回家。这是一只全身黑色只有脚是白色的小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达克”，当然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顺口而已。达克长得很快，但麻烦的是它除了肉之外什么也不吃，这可能与它出生于牧区有关。我在屋里用木箱给它搭建了一个小小的住房，但它从来不住，总是爬到木箱顶上睡觉，而且每到凌晨，它总要爬到床上钻进我的被子与我同眠。它有一个令人不高兴的爱好，就是老要把床底下的东西往外拖。不久，每天它都要在我面前腿往后弓，低声吼叫，然后迅猛扑上来咬住我的手臂，如此反复地作着天性驱使的扑击撕咬练习。有时我到郊外的树荫下读书，它就在周围的草地上蹦来跳去，这种场面很令人心旷神怡。不过，随着达克逐渐长大，它凶猛的天性也显现出来，终于导致凡路过我的门口的人它都要冲着人家大声吼叫并作扑击状，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得以后凡是从我门前走过的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有一天一个牧区的藏族告诉我达克是一只藏獒，是牧区的牧羊犬，其凶猛程度连狼都要让它三分，因此是一珍贵的品种。以前我看中国史书《穆天子传》中称藏獒为：“天子之狗，走百里，执虎狼”。在荒野大漠中，它确是牧民们相依为命的朋友和助手。后来有人曾出价25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要买走它，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根本不可能背叛我的朋友，何况它从小就和我相依为命，并且带给了我这么多的快乐。当然达克与我只是西藏千千万万人与狗之间的故事中普通的一则。西藏是狗们的天堂，除了寻常人家养的狗以外，拉萨的大街小巷、寺院广场随处可见一群群无人豢养的狗们的身影。堪称世界之最。不时有狗群不和引起大战，激烈的犬吠声和纵跳撕咬的疯狂场景常引得路人驻足观看。如果在深夜的街上，常有大群的狗们相互狂奔追逐，甚至扑向路人。有一次夜里我骑着自行车就被上百条狗追赶，颇似在荒野中骑手与狼群周旋的场面。但总的来说狗和人的相处是十分和谐的，在路上所有的人和车都会绕开卧在地上的狗而不会将它们赶走。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藏族老人用盆子盛着食物在街边喂那些无家可归的狗群。最蔚为壮观的是哲蚌寺和色拉寺门口广场上那密密麻麻的狗的集会，每次我把糕点之类的食物往它们撒去，所有的狗就会前脚离地的站立起来接取。每当寺里举行礼佛诵经活动，狗们便自动集合于门外静听。记得有一段时间政府为了改善拉萨的市容卫生，把一些无家的野狗统一圈养到色拉寺附近，但遭到了老百姓的反对。对藏族来说狗是他们的朋友，按祖先的传说是狗从天神那里偷来了五谷的种子，才使得人类有了农业和粮食，因此是人类的恩人和朋友。在西藏时间久了我 也便受到这种感染，对狗们是肃然起敬。
刚到拉萨的时候，生活上的不适应方面以及困难是很多的，煮饭就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海拔高而大气压力低，烧水不到80摄氏度便沸腾， 因此用普通的锅无法把饭煮熟，只能用高压锅。当然我学习使用高压锅做饭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不乏闹出些小小的事故和笑话。记得有一年我的两个内地朋友进藏旅游住在我家，早上我有事外出，临出门时吩咐中午他们自己煮面条。晚上回来时他们抱怨我的面条太糟糕，一煮便成一锅糊涂且还夹生。我感到奇怪，后来一问才知道他们没有用高压锅，而我也忘了交待。另外刚去拉萨不知道冬天洗衣服如果晾在室外，那么必须在下午4点以前收回，否则湿衣服就冻成一块硬冰，只有留待第二天太阳出来化冻后才能收走。不过这些生活上的不适应很快就在同事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得以克服。那两年进藏的青年学生很多，大家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工作，但很快熟悉起来并成为朋友，后来都能在生活上力所能及地相互帮助和照顾。比如我们就常利用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朋友的职务便利，走走后门弄到一些商店买不到的生活用品。
不过尽管如此，当时西藏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最令人痛苦的是寂寞和无休止的停电。由于西藏能源匮乏，电力供应十分紧张，特别是在冬天。而且那时的拉萨很少现代的娱乐场所和设施，只有很少几家舞厅和电影院。平时的娱乐就是一帮单身年青人在一起打桥牌、聊天或看录像。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个个相对固定的社交圈，各个圈子的相互交叉又扩大了个人的社交范围。我们的一帮朋友自己戏称为“靠山屯”（中国东北山区农村常用地名），又以各自所住拉萨东西区域划分为“西屯”和“东屯”，大家时常聚会。记得有一年冬天，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出差或回内地过春节了，拉萨连续停了半个月的电。外面天寒地冻，我除了偶尔到藏族朋友家去走走之外，大部份时间就在自己的小屋里，点上汽灯读书。至夜深裹上皮大衣走出门外，寒夜里万籁俱静，点点繁星低垂在成片的黑色树梢之上。寂寞之外，颇有古人秉烛夜读的闲情雅趣。得益于那些在现在的人看来单调乏味的夜晚，使我能够读了许多的书。而如今生存于大都市面对着种种无休无止诱惑的人们已少有这种可能了。
当然，那时的西藏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的自由自在和无严格规则约束的生活状态。这种懒散无为与宽容祥和重新唤醒了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内地被现代城市凝固了大脑的人们的激情，与此相比，生活的艰苦就不算什么了，这也是我们这些内地青年学生当时梦寐以求的。我在西藏开车就从来没有过驾驶证，开车也就是下乡时学会的（跟我下乡的司机似乎都特别热心地教我开车，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希望人人都会开车，那样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有人可替换一下）。那时的拉萨只有很少的交警和红绿灯，一出拉萨更是无人过问。我刚去时骑一辆摩托车，只要身着法院制服便通行无阻。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自然也出了一些不算大的事故。大家开车的这种无序状态也使得院长既胆战心惊又无可奈何。西藏的法院和中国内地的法院在组织机构设置及审判程序上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配发武器。当然并不只有法院是这样，其它的政府部门许多公务人员都持有配发的枪支。这种作法显然不是为了业务工作所需，而是战争时期遗留的习惯，所以西藏的枪支管理是相当松懈和混乱的。我刚去的时候院里给我配发了一支7.62毫米口径的54式手枪，是1933年前苏联TT手枪的中国仿制品，不久又换成9毫米口径的59式手枪，也是前苏联马卡洛夫式手枪的仿制品，最后我佩带的是一支国产的64式7.62毫米口径手枪。当然除手枪之外，我们出差下乡时往往还要携带56式冲锋枪（前苏联 AK47 的仿制品）或半自动步枪，至于用途则主要是用于狩猎或射击游戏。也因此在拉萨的许多地方如河边、林卡或人少的地方都可以开枪射击取乐。而我由于经常出差下乡，所以我住的屋子已成了枪械库，常常在床底下放着数支长枪（因为每次下乡都要到装备科去借长枪，懒得频频借还，久而久之便借了不还）。另外由于藏族都随身佩带藏刀，因而当地的老百姓在公共场所因争执而拔刀相向甚至杀伤对方的事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枪阻止斗殴事件还是非常有效的。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枪支还有其它一些用途。记得几次过春节，夜里鞭炮放完无处去买，大家便拔枪对天射击，其音响效果与鞭炮无异。一次我的一个在成都军区保卫部工作的大学同学到西藏出差，下乡前他说一定打只野羊来给我。几天后回来他带了一只羊来，我一看是一只绵羊，告诉他是牧民饲养的，是否花钱买的。他坚持说是野的，因为这羊是在戈壁上独自站着，四周无人又无其它羊，所以他一枪便打倒了。我告诉他还好无人，否则他就只有掏钱赔偿了。当然我的这个同学从小在内地大城市长大，也许从来就没有见过野羊是什么样，这倒可以理解。后来在聊天时我告诉这位同学在拉萨可以在街头拔枪对空射击而无人会大惊小怪。他试过后大发感叹，称这里倒有些像19世纪的美国西部。
其实当时西藏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一种混乱，全中国那时都处于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法律空白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无序状态，只不过西藏更明显一些而已。中共由邓小平领导进入后毛泽东时代之后，30多年思想和行为的专制禁锢虽然开始放松，但靠领导者个人意志治理国家的专制极权体制仍然延续。人们对法治虽有一种朦胧的追求却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并在潜意识里对过去的任何“革命”管制（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怀着强烈的群体性抵制和逆反。这种30多年的严密管制一旦失效就使人们对于自由自在和随心所欲有了一种不顾一切的、但十分危险的追求和向往。加上几千年等级社会产生的特权观念使中共的官员们认为所谓法律只是统治的工具，这种工具只能约束人民而不能约束统治者，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在行为上越出法律的规范，即便是我们这些法官也不例外。这种“法制”所形成的权贵与平民的对峙状态于几年后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时变成了一次爆发性的清算和总结。但客观的讲，这种状况在今天号称已经开始重建法治的中国却愈演愈烈。警察和公务人员以执行公务为名滥用公权，侵害普通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在中国的街头被以狂奔乱叫的警车开道的莫名其妙之特权车队阻断交通，无端耽误你的时间就是大多数人最常遇见的现象。
西藏高级法院经济庭是一个组建刚一年的部门，人员约五、六人，也是藏族汉族各一半。由于一切都未走上正轨，所以事情并不多，庭里人员常被抽调去从事一些其它的工作，我也不例外。先被指派去搞了一段时间的法院制服（1984年5月1日，中国的法院工作人员开始统一穿着带有肩章标志和大盖帽的制服）的调运工作，后来又临时抽调到“西藏自治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工作。这个机构现在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它是中国特有的计划经济时代下的特定产物。它由法院、检察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党的纪律监察机构派员组成，其职责是查处那些进行商业贸易的人。那个时候的中国除了国家垄断的商业之外，是严禁任何个人或团体从事商业性贸易的，一旦违反该法令，将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其法律依据是1979年7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刑法中规定的“投机倒把”这一罪名，构成该项罪名的最高将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这一规定直到1997年中国修改刑法时才被取消。不过尽管当时有这些如此严厉的规定，在1985年时，整个中国已开始了一股经商的热潮，而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开始放松并鼓励正常的民间商业贸易。西藏也不例外，1980年中央政府决定在西藏实行为期10年的全民免税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确实刺激了西藏的经济复苏，至1985年，西藏的民间商业贸易开始得到少量恢复。与邻国尼泊尔、印度、锡金的边境小额贸易也发展起来，不时有成群结队的商人往返于边境与拉萨或中国内地之间。受其影响，拉萨的主要商业区八廓街也日见繁华。这种状况下，我所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自然陷入了无所事事的茫然而尴尬的局面，因为谁也无法在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之间明确地区分和把握投机倒把和正常商业贸易的界线。虽然这期间也按上级指令调查了几件案子，但结果都不了了之。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半年之久，这个奇怪而不合时宜的机构就寿终正寝解散撤销了，我们也就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单位。
刚到拉萨时工作的轻松和悠闲使得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和了解这里的人们和所有的一切。当然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八廓街，那里离法院所在的河坝林不远。那个时候的拉萨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出租车，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市内公共交通系统。每天早晨和傍晚，我都会与一二同伴沿着显得陈旧古老的街道去那里的甜茶馆喝上几杯。八廓街是以大昭寺为中心修建的一条环形的街道，两边及周围均为石砌碉房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为保持结构的稳定性，采用内壁保持平直，而外形方整，棱角分明，上小下大的平顶结构形式，使整座房屋呈矩形，门窗是矩形的，屋内支撑的柱子自然也就是矩形的了。屋顶四角树立经幢经幡，屋檐下和门窗上挂满长条的白色帘布，微风吹拂似波浪翻滚。著名的大昭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为四层殿堂式建筑。平平的寺顶中央高耸着金色法轮的寺徽，法轮左右立着两只金山羊。其建筑形制和布局据专家考证均与西藏和中国内地的其它佛教寺庙不同，而更类似于印度的佛教寺庙建筑。从艺术角度讲，大昭寺是一个精美绝伦的绘画艺术馆，除了不尽其数的雕塑雕刻外，寺内保存有多达4400多平方米的壁画，其中绘于17世纪5世达赖喇嘛时期的《释迦牟尼本生图》长达156米，堪称艺术精品。大昭寺建成后香火极盛，来自西藏各地的朝佛者络绎不绝，后来朝佛者越来越多，围绕着大昭寺就建起了许多供朝佛者居住的房屋。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一批批商人在此开了许多商店，逐渐成为了拉萨最繁华的商业区。八廓街的名称即是由藏语“寺庙周围”的发音转化而来的，它也是拉萨有名的三条朝佛转经道中的第二条。古代的拉萨城就是环绕着八廓街的同心圆逐层地向四外伸延发展，因此沿八廓街向外便有无数的小巷呈放射状向外延伸，面对这些迷宫般的巷道，初来乍到的人根本弄不清楚会走向何处。有建筑专家 称“大昭寺成了拉萨古城的几何中心”。
逛八廓街应按照佛教徒的规矩沿顺时针的方向前进，这样你可以跟着熙攘的人流顺利前行，否则你会逆流而行，不时被迎面而来的人和羊撞得踉踉跄跄。而每次我都严格地按此程序进行。那时的八廓街入口处即大昭寺前面并没有现在那个宽阔的广场，沿着古旧狭窄的小街进去不远，便有两个刷成白色的1米多高的土台，土台往上又砌起1米多 的白灰拱顶圆灶眼，这是供朝佛的人们煨桑（燃烧一种草原上生长的小灌木，同时撒上糌粑，以示对佛的敬献）用的。拱顶的烟囱往外吐出浓浓的白烟飘摇直上，纯净而带有一丝幽香。而据说这桑烟可以沟通天地人神，起到召唤神灵的作用。朝西的大昭寺正门前树有一根高大的、藏语称之为“塔钦”的幢竿，自顶到底挂满五色经幡和黑白两色的牦牛毛皮条，随风飘扬。八廓街里遍布各种商店、饭馆和甜茶馆，街边摆满各种小摊。这里的商品大致分为几类，如日常生活用品，主要是藏族传统的用品如羊毛织成的各种地毯、卡垫和藏刀、藏式衣帽、饰品及饮具等。大宗的商品还有形形色色的宗教用品如经幡、佛像、擦擦（一种用模具压塑的泥制小佛像）、酥油灯盏和净水碗等，甚至公开摆放出售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和像章。另外有一些古玩及金银、铜铁和皮制的手工艺品。商店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尼泊尔侨商经营的，店内挂着尼泊尔国旗和国王比兰德拉与王后的照片。商品多为进口货，如法国的皮鞋、美国的西服、荷兰的奶粉及尼泊尔饼干印度泡菜等，有些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如用铁盒盛装的藏红花和鼻烟，当然最令我中意的还是那些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各式各样的手饰。不过多数尼泊尔商人汉语相当糟糕，与其交易除了藏语就只能使用英语。而每到夏季，八廓街内到处充斥着游逛的外国游客，加之这里与中国内地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使人总是觉得是到了另一个国家。
八廓街除了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之外，还是来自西藏区内外朝圣者的聚合之地。每天清晨，大批来自各地的朝佛人群便蜂拥而入。这些朝圣者有的来自拉萨附近，有的来自非常遥远的阿里地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或云南省的藏区。他们经过几千里的长途跋涉，有的人甚至徒步穿越连绵不断的雪山和戈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来到拉萨。这些令人钦佩的人们被信仰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驱使着，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心和毅力完成着自己毕生的梦想。来到拉萨，他们沉浸在巨大的幸福和满足之中。每天他们来到大昭寺和八廓街，完成着称为转经的壮举。这是一种手摇着转经筒，口中不停念诵“啡嘛呢叭咪叫”六字真言，同时围绕着专门的转经路线行走的仪式。据说当你手中的转经筒旋转一次，就意味着你念诵了一遍佛经，自然也就增加了自己的善业。在拉萨，称为转经道的圆形闭合转经路线有三条，一是环绕旧时拉萨城中心，药王山、朋瓦山和布达拉宫一大圈长约5000米的林廓，藏语的意思是转圣地，转经的人们要沿着它不停地围拉萨城绕圈；二是围着大昭寺长约1000米的八廓，即八廓街；再后是大昭寺内绕主殿觉康一周称为囊廓，长约500米。朝佛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些转经路上行走着，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这样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尽管没有了赖以度日的粮食或金钱，但他们仍忍耐着饥饿和寒暑绕着永无尽头的圆圈。而坚持这种伟大的仪式完全依赖于周围善良的人们所给予施舍和捐助。今天，岁月早已使无数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先民完成了无数的转世轮回，但仍然有无数的身影在围绕着寺院和圣地，雪山和湖泊作着转经的绕圈仪式。这种人类的脚步千次、万次、千万次、万万次的重叠， 完成了这块高原上历史与文化的积累。
朝圣者中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磕长头的人，磕长头本是藏传佛教密宗修习“三密加持”（即自己身、口、意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的方法之一，后也成为朝佛者一种虔诚的拜佛仪式。西藏作家马丽华曾说：世界上其它宗教虽然也有朝圣的，但磕头朝圣的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有。这种磕头的方式又称之为三步一等身，即走三步磕一个等身长头。程序为先双手合十，举至额头，然后全身前扑伏到地上，额头碰击地面，然后站起身来，迈到伏地时头部位置，再重复前面动作，如此不停往返重复，直至一天结束。第二天回到昨晚结束时做过记号的地方，先合掌诵读经文，然后继续进行。而在磕长头时只准念诵经文，不许讲话。来到拉萨的朝圣者，许多是从家乡一步一个长头磕到这里。磕到大昭寺殿堂的佛祖像前，才算功德圆满。后来我在下乡出差的途中经常碰到这些磕长头的朝圣者，即使是在风雪中，不论男女老幼，他们仍然沿路蹒跚着，坚定不移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前往圣地的几千里路程。每当我看着他们额头的硬茧或流着的鲜血，听着在荒野中弥漫的低沉苍凉的诵经声，心里总有一种流泪的感动。不论是在拉萨还是荒漠之中，一旦遇到这些虔诚的朝圣者，汽车以及行人都会怀着尊敬之心自动闪开一条路让他们先行。许多朝圣者即使到了拉萨，还仍然沿着几条转经道或在各寺院内外不停地坚持着这种神圣的举动，有的甚至长达数月之久。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的地上便挤满了磕长头的人们，并且一直延续至夜幕降临。上千年无数的朝圣者此起彼伏的动作使得地面上的青石板磨得光滑如镜，布满了一个个额头撞击形成的凹坑。在八廓街我曾经遇到一个磕长头的朝圣者，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中年汉子，上身赤裸着，一枚达赖喇嘛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额头上干涸的大片血迹直延伸至胸前，说明他从来没有揩擦过流出的鲜血。从清晨至晚上，他都不停地围绕着八廓街磕着长头，这样长达三个月之久。每次当我走过他的身边，总要买些饼干之类的食品递给他。当他接过这些东西时，嘴里大声念诵着经文，眼睛仍迷醉地注视前方，全神贯注地完成他的动作。这时我的心绪总是不能平静。这些与我不同命运的人们，他们在不同的生活道路上用这种永恒而坚定的方式一次性的来完成生命的祈愿历程，而这种方式已大大超越了人的肉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但对于这些虔诚的信仰者来说，这是一种用灵魂进行的展示生命在艰辛中真实存在的仪式，在这种展示中灵魂会拥有无限的宁静和欢愉，生命也因此而获得崇高的归宿。
八廓街在宗教的沉重与神圣之外，还具有世俗的欢乐与激情。自古以来，来自西藏各地、中国内地乃至国外的商人、官员、探险家、旅行者、打工者甚至逃亡者都齐聚此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和心情在这里或交易、或享乐、或叛卖。每天这里都重复着种种充满快乐、悲壮或阴谋的故事。从而使它在整个西藏的历史中声名显赫。当然，最能了解和体验这一切的莫过于甜茶馆。八廓街的甜茶馆规模不大，昏暗的藏式房间中摆放着10多张古旧的木桌椅。这里每天为客人供应用牛奶、茶叶和糖煮成的甜茶和用酥油（牛羊奶制成的奶油）、茶叶和盐煮成的酥油茶及一些简单的面食。喝甜茶应该不是藏族先人们留下的习俗，据说应该是上个世纪初英国人入侵西藏时留下的习惯，也有人说是印度和尼泊尔人带来的习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喝甜茶是很普遍的。如此看来，甜茶传入西藏应在百年之前。而今天去甜茶馆已是西藏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清晨至夜晚，大多数甜茶馆总是坐满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商人，有政府官员，有旅游者及牧民、农民和市民，当然也有逃亡的罪犯和种种违法者。自然此地就成为民间最活跃的休闲交流场所和信息传播中心，人们在这里交换着有关商业、政治、社会的种种最新信息。任何在拉萨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得到最快的传播。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成为这里的常客。在工作之余，我们常常来到这里，听别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或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因此八廓街成为我的天堂，无事的时候我多在那里密如蛛网的街巷内游走。那时的八廓街总是充满着悠闲时光和柔软的情愫，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常驻足于阴阳各半的青石板街道上看那些穿着厚重皮袍的乡下牧人围坐在街沿上慢饮着黄色混浊的青稞酒或大声吆喝着玩掷 子的赌博游戏；看小店里那些快乐的尼泊尔商贩们嘴里喊着： One，Two，Three 进行掰手腕的比赛，身边不时有摇着转经筒的老人和几个脸上两团嫣红活泼可爱的少女参差走过。每次走进这里，那些我已十分熟悉的种种特殊的气味、声音和色彩总会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许多别样的遐想。
今天的八廓街已昔日风情不在而成为如蚁群般的旅游者縻集的地方。那些特有的气味、声音和色彩被现代的喧嚣一扫而光，就连古老的店铺都改变了千年的用途而成为了时髦的商场和酒吧，满街充斥着的浮躁取代了那些美丽古老的故事。对于西藏的人们来说，八廓街已不再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部份，而是变成了一张隐藏着利欲的商业名片。（待续）
